□戶力平

清代絹底書畫紈扇 運城博物館藏 記者 劉亞 攝

北方主晴熱 暑熱難耐皆赤日

元代以前，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高溫天氣的記載極少，直到明清之后才逐漸詳細起來。《明實錄》中便有北京暑期高溫的記載：正統三年（1438年），“六月丁丑，雨澤愆期，苗稼枯槁（gǎo），有缺群黎秋成之望。”“炎暑熾熱，都城門外少見路人，（護城）河水減半，草木遍黃，無以生機。”成化十六年，“時至四庚之日（二伏），暑熱難耐，燕地皆赤日，順天府各縣均有病暍者，唯大興、宛平居多，斃命者百余人。”“酷熱已半月有余，炎日氣（溫）高，（北京）城中車稀人疏，多有暍者沿街而臥。”萬歷二十八年，京畿“久旱酷熱，諸谷焦枯，疫癘流行。”萬歷四十三年，大學士方從哲上言：“日者，天時亢旱，雨澤稀微，赤日流金，土焦泉涸，都城內外，癘疫盛行。”

清代北京也出現過數次伏暑高溫天氣。康熙十七年“六月壬午：今日值盛夏，天氣亢陽，雨澤維艱，炎夏特甚，禾苗重蒿（hāo），農事甚憂，六月炎暑，自京師至關外熱傷人畜甚重。”乾隆八年六月“京師盛暑”。六月初一日，乾隆帝諭：“近日京師天氣炎蒸，雖有雨澤并未沾足，若再數日不雨，恐禾苗有損，且人民病暍者多，朕心深為憂惕。”道光七年六月癸未，道光帝諭：“京師自閏五月下旬以來，酷熱非常，又形酷旱。”同年夏，“昌平大熱，人有暍死者。”光緒三年六月初八日，北京天氣“暵（hàn）干可慮，毒熱不可當。”由此可見，明清時期北京的高溫天氣應不低于40℃，才會出現“暑熱難耐，燕地皆赤日”的現象。

明清時不僅北京地區出現高溫天氣，周邊順天府所轄各州縣均有出現高溫的情況。據《霸州志》載：明萬歷四十三年“州域恒燠，河湖皆枯，百草不繁。流民行于京師，暍死途中者居多。”《宣化志》記載：乾隆八年“夏暑熱，有暍死者。禾枯如柴，民不得生。”《保定府志》有：乾隆八年“天氣亢旱，自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初五日，人多暍死。”

有氣象學家分析：北方高溫天氣，大部分以晴熱天氣為主，太陽輻射增強，蒸發作用加大，導致近地面大氣明顯增溫，呈現炎熱或悶熱，易致人中暑，嚴重時會導致死亡。乾隆八年，順天府各州縣上奏，因高溫炎熱而死亡的人數竟超過一萬人。為此，乾隆皇帝傳旨，先是向所有災民發放一個月口糧，初為“普賑”，隨后又進行了“大賑”與“加賑”，總共算下來，近兩百萬災民中，最多的可獲得半年多的口糧。

南方似蒸爐 溫濕蒸炎悶殺人

歷史上，我國南方地區也出現過多個年份的高溫天氣，遠在唐宋代時期便出現過。據《中國氣象災害史話》載：《舊唐書·宣宗本紀上》有開元二十四年“大熱，道路有暍死”之記載。宋至道二年，“六月，大熱，民有暍死者”。景德元年四月丁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暍死”。嘉定八年，今安徽、江蘇、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熱災。《宋史·天文五行志》云“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旱熱程度甚至達到“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的地步。

宋代的高溫天氣，令詩人們賦詩感嘆。北宋詩人孔武仲《伏中作二首》云：“酷暑已旬日，熏炙勢自如”。陳造《立秋日》曰：“酷暑如酷吏，頃刻不可對”。

宋代金石學家、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于建炎三年六月，冒著酷暑奔赴建康（今南京）覲見宋高宗。當時高溫肆虐，其趕路心急，防暑不及，患瘧疾病，卒于都城，年僅49歲。

明嘉靖九年，南京再次發生“熱災”，時任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酷熱難耐，遂賦《苦熱》詩：“南京六月梅雨積，溫濕蒸炎悶殺人。衣冠出門苦流汗，簿書堆案兼勞神。”有史料記載，當時被“暍死者”不下千人，以致棺槨制作不及。

南京，一直以來被稱為南方“三大火爐”之一，而另兩座與之齊名的“火爐城市”是重慶、武漢。

“火爐城市”這個說法最早反映的是人們的直觀感受，長期以來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標準。如今，“火爐城市”的衡量標準已明確為炎熱指數、高溫日數、連續高溫日數、夏季平均最高氣溫和最低氣溫等諸多因素。以出現35℃以上高溫日的數量多少來衡量，南京、重慶、武漢每年的高溫日居于南方諸城榜前列。按照有關資料顯示，這三大“火爐城市”夏季35℃以上高溫天氣，平均每年19.3天，37℃以上高溫天氣平均每年4.5天。另有數據顯示，“三大火爐”年平均暑熱日數48天至68天，炎熱日數17天至34天，酷熱日數也有3天至14天之多。

“火爐城市”自古以來便飽受高溫困擾，與其所在地區的地理風貌有直接關系。“山城”重慶之熱源于地形，“渝爐”堪稱“老山煉丹”，是全國有名的盛夏高溫區，每年氣溫升至40℃以上的天氣并不少見。而另兩座城市之酷暑，竟與水系相關。“江城”武漢可稱“一代爐魁”，此地江河湖泊眾多，水汽大量蒸發，團團熱氣將整個城市罩住，夏日悶熱難耐。而南京地處長江中下游，水面廣闊，夏日空氣中濕度大，悶熱異常，因濕熱溫度高，且持續時間長，故居“三大火爐”之首。 （《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