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同華

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論說必本于仁義”，所以光照千秋，千載而下散發出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輝。幾乎人人耳熟能詳的《三字經》中就有這樣一句“范仲淹，懷天下”，朱熹更是用“以天下為己任”高度評價范仲淹。

宋人趙善璙撰有《自警編》，主要編輯記錄宋代名臣大儒可以為后人效法的嘉言懿行。其中記載，范仲淹在少年時期，就為自己定下了人生目標，一是做良相，一是做良醫。果如其志，范仲淹一生，為國家憂，為百姓憂，為天下憂，不論求學還是為官，始終堅持著“懷天下”的擔當意識。即便范仲淹被貶，初心始終不改，途經彭澤縣時，拜祭了當地的狄梁公祠，他為狄仁杰的功德所感，洋洋灑灑寫下近兩千字的《唐狄梁公碑》，立志愿以狄仁杰“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為榜樣，報效國家、在所不惜。像這樣盛贊前輩名臣的文章，在范仲淹的文集中，并不多見。

直到晚年，其豪情壯志始終未改，臨終《遺表》，范仲淹仍然寫下對國事的記掛與期許：“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幸，制治于未亂，納民于大中。”足可見其至死不渝的與天下同憂樂之情。

在中華文化寶庫中，“憂樂總關情”始終是一顆極其耀眼的明珠，從對“道”的追求逐步成為對家國天下的情感，從哲學走向實踐，鍛造培育出特有的民族精神。

（《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