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的先祖源于河東

關于周人的先祖，有關文獻記載如下：《尚書·舜典》記載，帝舜曰：“棄，黎民始饑，汝后稷，播時百谷。”《國語·周語》記載：“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史記·周本紀》：“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谷。’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這說明周人的始祖在擔任后稷之官后，經歷了舜、禹時代，到夏朝衰落時廢去了農官，周人的先祖不窋因此而失去官職，只好跑到戎狄的地方居住下來。

傳統的觀點認為周人起源于今陜西武功縣，還有一種說法是周人源自今甘肅慶陽一帶。上世紀30年代，錢穆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一文中，提出“周人蓋起于冀州，在大河之東”，挑戰傳統的周人源自陜西的定論。錢穆先生的觀點自有其道理。錢穆的觀點和傳統的周人源于渭水觀點不同。他提出周人始于河東，他認為《詩經·公劉》中的“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以及《史記》中的“國于豳”，其“京”與“豳”在漢代的臨汾，即今新絳縣東北二十五里處。豳、邠古今同字，都得名于汾水。隨著周人遷移到西北涇水流域，邠的地名也搬了家。若比較涇水與汾水的情形，汾水支流眾多，當得起“分”字，遠比涇水合適。在涇水流域，這個從分從邑的地名“邠”，如果沒有其他更古的來源，實在是太突然了。

錢穆之后，許多著名學者如呂思勉、陳夢家、王玉哲等都贊同錢穆提出的“周人蓋起于冀州，在大河之東”的見解，并都作了論證。他們認為，堯、舜、禹的活動中心在晉南和豫西北，周的先祖也應該屬于他們中的一部分。

從情理上來說，周人的先祖后稷作為舜、禹時代管理耕種的官員，不可能居住在偏遠的西北地區，其活動范圍只能在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所在的河東地區。周人的先祖在河東地區從事農耕，繁衍生息，他們的部落開始壯大，在舜、禹時代一直世襲“后稷”一職，有了封地，逐漸形成了最初的周族。

周人從東向西遷徙，同樣可以找到考古學上的根據。考古學家鄒衡先生在分析了陜西和山西出土的器物后得出了結論：“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同時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陶鬲，經過我們的分析，這兩種陶鬲是有不同的來源的。聯襠鬲是來自東方的山西地區，而分襠鬲反而來自西方的甘肅地區”，“在光社文化的中期陶器中，就有聯襠鬲的發現……即先周文化的聯襠鬲是從光社文化來的，而絕對不可能相反”。（鄒衡《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光社文化的初期，大約相當于夏文化的晚期及早商時期，光社文化的中期也不遲于殷墟文化早期。

在《詩經》等文獻中，可以看出周人先祖和夏人的關系十分密切。《詩經》中多次提到了周和夏的關系，例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詩經·周頌·思文》）“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詩經·大雅·韓奕》）“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詩經·魯頌·閟宮》）周人常常自稱“夏人”，是因為周族的先祖在夏朝世代為“后稷”之職，后來雖然隨著夏的衰亡，周人奔于戎狄之間，但數百年的記憶是抹不掉的，這才會出現周人屢屢歌頌夏禹、以夏人自稱這種情況。今運城地區在商周時期有“夏墟”“大夏”之稱，周人的先祖作為農官“后稷”，“奄有下（夏）土，纘禹之緒”，“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其最初的活動地方只能是河東地區。正是因為河東地區是周人和夏人的故地，周初分封叔虞到河東時，周成王才會對叔虞說“啟以夏政”。

《史記·周本紀》：“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棄的封地在邰，邰是周人的起源地。邰，在河東的涑水河流域，今聞喜、稷山一帶。今天的運城、臨汾、太原等地還有臺駘廟，便是遠古的遺存。在河東地區，春秋以來就有與“稷”有關的地名和紀念地。最早見于文獻的是《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在稷這個地方進行軍事演習）。西晉杜預注“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后漢書·郡國志》聞喜縣“有稷山亭”。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汾水又經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正是因為今天的稷山、聞喜、萬榮、新絳一帶，曾經是周族祖先后稷活動的地方，所以后來才有稷祠、稷亭、稷王廟、稷益廟等與后稷相關的遺存。現在萬榮縣太趙村遺存有建于宋代的稷王廟，稷山縣有建于元代的稷王廟，聞喜縣有建于元代的后稷廟，新絳縣有重修于元代的陽王鎮稷益廟、北池村稷王廟，皆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甘肅慶陽紀念后稷的后代公劉的廟宇，修建于明代，至今還只是一處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陜西武功縣在北魏時出現后稷祠的記載，后來長期改為佛寺，明代才恢復后稷祠，現在也是一處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無論是甘肅慶陽還是陜西武功，都沒有像河東地區如此密集的、高等級的、持續不斷的后稷崇拜的廟宇建筑。

萬榮縣太趙稷王廟

萬榮稷王廟位于萬榮縣太趙村東，在稷王山西北，與稷王山直線距離20千米。原來的山門、獻殿、東西配殿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毀壞，現存正殿和戲臺。正殿面闊五間，進深三間。正殿的木構部分為北宋遺存，近年在無梁殿發現有墨書題記“天圣元年”字樣。天圣元年為公元1023年。稷王廟正殿的建筑形制十分獨特，殿內無一般建筑中的通長大梁承托，俗稱“無梁殿”，該殿是我國現存唯一的宋代廡殿頂建筑，也是國內現存最早的稷王廟。梁思成先生曾遺憾未見到北宋廡殿頂建筑遺存，萬榮稷王廟的發現，彌補了這一缺憾。正殿屋頂的廈坡很長，遠遠望去，大殿就像一把撐開的大傘。大殿的斗拱很有特色，五鋪作斗拱，柱頭斗拱碩大，檐部補間外部為雙昂五鋪作，內部轉為六鋪作。外部斗拱的昂頭形制上平下卷，下昂曲線優美。無論是屋頂形態還是內部的梁架、斗拱結構，萬榮稷王廟都獨具特色。該建筑比《營造法式》的成書時間（1103年）早了80年，《營造法式》中的許多構造在這里都有呈現，證明了《營造法式》與秦晉豫黃河金三角地區建筑的淵源關系。該廟前檐的兩個邊柱柱礎為覆蓮柱礎，屬于唐代特征，說明宋代的稷王廟是在唐代的基礎上重修的。廟內的戲臺創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現存建筑為民國年間依照原樣重建。廟內遺存元代碑文：“今有本廟自建修年深，雖經兵革，殿宇而在，現有舞基不曾興蓋。今有本村等謹發虔心，施其寶鈔二百貫文，創建修蓋舞廳一座，刻立斯石矣。”據此碑文，可知元朝初年戲劇登臺表演在晉南鄉間已很普遍。該碑刻對研究我國戲劇發展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

建于1023年的萬榮縣太趙村稷王廟正殿

新絳縣北池稷王廟

新絳縣北池稷王廟在稷王山東北，與稷王山直線距離11千米。稷王廟建于北池村西北的高臺上，坐北朝南，東西32.65米，南北38米，占地面積1241平方米，建筑面積558平方米。現存建筑有正殿、配殿、耳殿、戲臺、土地廟及門樓，大部分建筑為明清遺構。北池稷王廟是迄今為止發現保存最完整的一處稷王廟，2013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院北為正殿（稷王殿），正殿兩側為東、西耳殿。西耳殿面寬三間，硬山頂；東耳殿由于空間所限僅為一間，懸山頂，現在供奉關帝。院落兩側有配殿各三間，西配殿為空間較大的三間，懸山頂；東配殿為空間較小的三間，硬山頂。院南居中建有一座戲臺，其西側為土地廟，東側的鐘樓已毀。東南角建有過街玉皇樓一座。整個廟院的布局相對完整，但不像通常所見的建筑左右對稱分布，而是因地制宜，有一定的隨意性。正殿為單檐懸山頂，正殿的斗拱簡單，有元代特征，正殿屋脊上的琉璃脊飾裝飾華麗，為明清風格。廟內的戲臺為三間懸山頂，戲臺背后的磚雕影壁歷史藝術價值很高。

新絳縣北池村稷王廟全景

新絳縣陽王稷益廟

新絳縣陽王鎮稷益廟在稷王山東北，與稷王山直線距離18千米。現存正殿、戲臺，為明代建筑。據明嘉靖二年（1523）《重修東岳稷益廟碑》載：“罔知肇自何代，元至元重修。正殿舊三楹，國朝弘治年間恢復為五楹，增左右翌室各四楹。正德間復增先門三楹，獻庭五楹，舞庭五楹。繚以周垣，架以長廊，隱以佳木，百工殫巧，金碧輝煌。”

稷益廟正殿為懸山頂建筑，拱眼壁繪有祥龍圖案。殿內運用了減柱法，減去了前排的兩根金柱，使得祭祀的區域顯得十分開闊，也為人們觀賞東西兩壁的壁畫提供了便利。

戲臺為明三暗五，實際為五間，從正面看為三間。單檐歇山頂，臺口的寬度達10米，表演的區域開闊。為了盡量擴大演出空間，前面的兩根柱子外移。

正殿內東南西三面滿布壁畫，面積130平方米，壁畫保存基本完好。東西兩壁以臺階式布局，寬8.23米，最高處達6.18米，是國內現存明代壁畫中的巨幅佳作。

整個壁畫共繪有人神400余位，其創作者為翼城縣畫士常儒及其兩個兒子常耕、常耜，門徒張捆，絳州畫師陳圓和侄子陳文、門徒劉崇德。壁畫完成于明正德二年（1507）九月十五日。雖然是明代壁畫，但在線描方面繼承了晉南地區的元代壁畫風格，線條的粗細多變化，筆力雄健，爽暢自然。

東壁壁畫以“三圣”為中心布局，整個畫面布局基本左右對稱。“三圣”為黃帝、伏羲、神農。《三圣圖》左右側為《仕女圖》，左側的侍女中，在樹木左邊的那位侍女，手中端著一盤食物，盤子上有一個透明的蓋子，根據食物的形狀來看，應該是包子。左側的紅色房柱上雕刻著金色的祥龍，石欄板上的石雕作品清晰可見。中部左邊繪有《狩獵圖》，畫面上繪了七位狩獵者，有的拿著獵物，有的手持獵刀，有的肩扛狩獵工具，背景是秀麗的山林。右邊與《狩獵圖》對應的是山林中的六位農夫，人物與樹木布局自然協調。左下部的《捕蝗圖》描繪的是行進在朝圣隊伍中的幾位農夫，牢牢捆縛著一只蝗蟲作為朝圣祭品。一位身著白色衣服的農夫，手中抓著捆綁蝗蟲的繩子；旁邊一位穿藍色衣服的人端著盤子，盤中放著鳥；后邊一位戴帽子的農夫手里提著籠子。農夫各有特色的面部表情與肢體的精彩刻畫，把農夫對害蟲的痛恨之情刻畫得淋漓盡致。而對“蝗蟲精”則進行了藝術夸張，使得蝗蟲的形狀猙獰可怖。《捕蝗圖》顯示了明代晉南民間畫師非凡的想象力與高超的造型能力。右下部與《捕蝗圖》對應的是一組正在過橋的人物群像。東壁兩側繪有后稷降生的傳說故事，有牛羊躲避、禽鳥飼養、樵夫發現、母親抱回、鄰人探望等畫面。在東壁的中下部，畫著一位奔跑的通報人，手中拿著令旗，挎著寶劍，背著箭盒。帽子上的帶子隨風飄起，身上的衣服都向后飄動，我們仿佛可以聽到他急促的呼吸聲。

新絳縣陽王鎮稷益廟東壁壁畫《捕蝗圖》

西壁壁畫也以“三圣”為中心布局，西壁“三圣”為大禹、后稷、伯益。大禹頭戴高冠，身著藍袍，端坐中央。后稷坐于右首，手執谷穗，伯益坐于左首。臺下一文官手執笏板面朝后稷，作稟報狀。兩邊有文武百官、武士、仕女環立，分持笏板、斧鉞、果盤等。右邊樓閣中，幾位仕女行走在長廊中，或抱琵琶，或捧果盤、食盒。天空中有幾組紅衣仙人乘祥云下望，幾位官吏模樣的人舉首朝拜。左邊為《祭祀圖》，祭祀的貢品有豬、牛、羊，桌上擺三個牌位，中間為“昊天玉皇上帝位”，左為始祖后稷神位，右側當為伯益神位。祭祀者為皇帝和文武群臣，兩旁器樂鳴奏。《祭祀圖》上部為《稼穡圖》：畫面中上部，一位正在耕地的農夫轉過身來聆聽后稷的指導。路上，一婦女肩挑飯籃、水罐為家人送飯，小心地過橋，一童子手捧水碗、食物走在媽媽的前面。田間，一農夫頭戴斗笠，正在鋤地，一老夫似乎聽見小孩的喊聲，張望前來送飯的母子。右上角的麥田中，兩個農夫正在割麥，前邊一年長者手握鐮刀、麥子，回頭和另一人說話。麥場上，有人上垛、打場，一頭牛拉著碌碡碾壓著收割回的麥子。一位農夫手執鞭子趕牛，另一位拿掃帚掃場，還有一位肩扛木杈正準備翻場，有一小孩手拿簸箕在牛后拾糞。碾好的麥子堆積如山，麥堆上插一面小旗，兩人正在裝袋。裝好的糧食有的已裝上驢背準備馱運。壁畫中的場景，正是晉南農村麥收時節的實景再現。《稼穡圖》的畫面上共計有大小人物28位，在打麥場上的人物有14位。《稼穡圖》的右上方為《燒荒圖》：山上正放火燒荒打獵，山下有一官吏向伯益報告開荒和狩獵的情況。受到驚嚇的野獸正躍下山崖過河，已過河的兩只麋鹿正回頭張望。遠處的山澗里，幾只猴子正玩耍。對面山林中，一對猛虎正在搏斗，一猛士正拉弓欲射，幾個武士手執刀劍準備。

稷益廟壁畫不像通常在寺廟所見的宗教壁畫，而是歌頌大禹、后稷、伯益為民造福的事跡，再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征服大自然的艱苦歷程，可以說是畫在墻壁上的一幅農業百事圖。壁畫內容豐富，場景宏大，布局嚴謹，色彩絢麗，畫藝精湛，是研究我國古代農業歷史的重要文物，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

稷山縣稷王廟

稷山縣稷王廟位于稷王山北的稷山縣城，距離稷王山直線距離25千米。進入大門之后，迎面看到是獻殿，進深10米，東西寬14米。單檐硬山頂，彩色琉璃裝飾。

獻殿左右為鐘鼓樓。鐘鼓樓長寬各4米，均為樓閣式重檐十字歇山頂，翼角飛起，雕梁畫棟，彩色琉璃裝飾屋頂。鐘樓（東側）和鼓樓（西側）的斗拱、木雕十分漂亮。鐘樓木雕的大象眼睛炯炯有神，犀牛、奔馬動感十足。額枋木雕有市井圖、農夫勞作的場景等圖案，坐在牛背上的人和砍柴歸來的樵夫手中都拿著書，邊走邊讀。鐘樓的斗拱很有特色，斗拱上有木雕的大象，長長的象牙十分突出，木雕大象的上方還有彩繪人物頭像，頗為罕見。

獻殿前后檐下的額枋上為木質浮雕，前檐明間額枋的木雕是后稷教民稼穡，東次間額枋木雕是春天耕作播種的場景，西次間額枋木雕是農民收獲莊稼的場景。木雕形象逼真，造型生動，線條流暢。畫面上，有教民稼穡的稷王，辛勤播種、收獲的農夫，身形矯健的黃牛，碾打谷物的碌碡、扇車。在西次間的夏收木雕作品中，一個農夫正手搖扇車，前面的一位農夫手里拿著簸箕，踩在一個凳子上，站在一側操作，而不是像現在的人們坐在扇車頂部操作，這些都是研究我國農耕文化的珍貴資料。后檐的額枋木雕有三星觀太極等。

稷山縣稷王廟獻殿與鐘鼓樓，獻殿之北為后稷樓。

獻殿內東西山墻上都嵌有巨幅石雕，均高2.8米，寬4米。西山墻石刻為道光二十四年（1844）稷山知縣李景椿為重建稷王廟告成所賦七古一章，全文共四百余字，書法勁秀。東山墻石刻為稷山八景圖，雕工一流。

獻殿之北為后稷樓，建在2米高的臺基上，樓閣式重檐歇山頂，屋頂有彩色琉璃。樓高30米，東西20米，南北19米，面闊、進深為五間，四周有3米寬的回廊，環廊有20根雕花石柱。前廊有兩根浮雕盤龍石柱，用整塊石頭雕刻而成，工藝十分精湛。兩條石雕巨龍，周長123厘米。東邊的一條是水龍，云騰浪涌，龍飛海上；西邊的一條是火龍，火焰熊熊，飛龍穿躍。柱礎高52厘米，周長156厘米。這兩根石柱的雕刻藝術，較北京故宮和解州關帝廟的盤龍石柱雕刻藝術技高一籌，高浮雕的高度達10厘米左右，龍爪的雕刻頗見功力，代表了中國古代石刻工藝的最高水平。后稷樓的后廊柱石雕為龍鳳雕刻和龍虎雕刻。回廊外圍以52塊雕花石板構成屏風形欄桿。每塊石欄板高74厘米、寬90厘米，欄板圖案雕有山水、人物、花卉、飛禽、走獸等，內容為二十四孝、八仙過海、漁樵耕讀、松鶴延年等。后稷樓一層明間額枋木雕的雕工精湛，圖案也很有特色，為“二龍捧福”，兩條龍之間雕刻一只展翅欲飛的蝙蝠。

在中軸線的最北端是祭祀后稷母親的姜嫄殿三間，單檐懸山頂江源，殿前有歇山式四柱亭一間，亭南為泮池，泮池兩側各有石欄板12塊，24塊石欄板上雕刻二十四節氣農事活動場景，每塊石雕上都有兩句農諺。如“雨水”的畫面是農夫冒雨送肥的場景，農夫頭戴草帽，手拿鞭子趕牛，其農諺為：“雨水逢旱農家愁，須知春雨貴似油。”“驚蟄”的畫面處理很有特色，畫面上是耕地的農具（分別是犁、耙）和牛身上的套具，沒有出現人和耕牛，其農諺為：“驚蟄來臨蛇鼠行，切記耕地要保墑。”“夏至”的畫面是打麥場上的場景，一位農夫趕著拉碌碡的黃牛碾麥子，左上方有扇車和裝糧食的桶、斗等器具，其農諺為：“夏至到來遍地黃，碌碡扇車上麥場。”“大伏”的畫面上是農夫用水車灌溉莊稼的場景，其農諺為：“赤日炎炎大伏天，澆灌鋤草防干旱。”“立秋”的畫面上是一位婦女和孩子在田間摘棉花的情景，其農諺為：“百草打籽到秋天，日鋤田禾夜澆園。”“白露”的畫面上是農夫播種小麥的場景，其農諺為：“白露開始種高山，可別死等誤平川。”這些石雕作品線條流暢，立體感極強，生動傳神，具有版畫效果。

像稷山縣稷王廟這樣的以二十四節氣為題材的石雕，在國內其他地方是不多見的。泮池之上建一單孔石橋，長15.5米，寬2.38米。橋兩側有護欄，橋欄以26塊石雕構成，石欄板高74厘米，上雕“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話故事、歷史故事及花卉圖案。

稷王廟后稷樓屋脊寶頂有小型琉璃塔三座，獻殿、鐘樓、鼓樓及姜嫄殿屋頂都有琉璃塔，色彩繽紛，富麗堂皇。這些精美的琉璃制品，在陽光的照射下，絢麗奪目。

稷王廟的鐵藝也是一大亮點。后稷樓的琉璃塔頂有精美的鐵藝九鳳朝陽，凌空欲飛。獻殿屋脊有二龍戲珠鐵藝，鐘、鼓樓上有五福祝壽鐵藝。這些鐵藝經過近180年的風吹、日曬、雨淋，不生銹、不變形、不褪色，說明了清代稷山一帶工匠具有高超的工藝水平。

精美的木雕、石雕、琉璃、鐵藝四種藝術在稷王廟薈萃一堂，成為稷王廟建筑的四絕，令人贊嘆。

聞喜縣吳呂后稷廟

聞喜縣吳呂村后稷廟在稷王山之東北，距離稷王山直線距離6.6千米。現在廟內建筑尚存正殿、戲臺，均為元代遺構。正殿的柱礎為覆蓮柱礎，有明顯的唐代特征，該廟可能始建于唐代。廟內存明嘉靖年間重修廟記碑兩通。正殿面闊三間，進深四椽，單檐懸山頂。四鋪作斗拱單下昂。右門墩石上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題記。至元二十九年為1264年。正殿的梁架結構體現了金元過渡時期晉南地區的建筑特征，如正殿大梁像其他元代建筑一樣均為草袱，但又沒有元代建筑的典型特征抹角梁。戲臺面闊三間，進深四椽，單檐懸山頂，前檐有圓形通長額枋，戲臺的大梁也為草袱，有明顯的弧度。

聞喜縣吳呂村后稷廟正殿

在現在萬榮縣東的稷王山頂，曾經有歷史上最早的稷王廟，附近各縣的百姓每年都要到山上的稷王廟進行祭祀，民間稱為上廟。后來，人們感到路途遙遠，上廟不便，分別在山下的東文村（現屬萬榮縣）和山北麓的修善村（現屬稷山縣）另建兩座稷王廟，為了區別三廟的不同，把山上的稷王廟稱為“上廟”，把東文村的稷王廟稱為“高廟”，把修善村的稷王廟稱為“下廟”。元代，稷山縣的官員還覺得到修善村的下廟祭祀不便，又在縣城重建稷王廟一座。不過，每年農歷三月十五日、四月十七日，周邊五縣的百姓還要到稷王山頂舉行盛大的上廟祭祀活動，為爭登廟先后，經常發生械斗。后經協商，每年由一縣主辦，五年一輪。直到抗戰時期，日軍將山頂的稷王廟焚毀，祭祀才告中斷。今稷王山頂有一宋塔，該塔西北方一百多米處的電視轉播塔下，便為古稷王廟遺址。站在稷王山頂俯瞰四周，周邊五縣田野歷歷在目。

1932年，山西省立圖書館和美國弗利亞美術館聯合發掘了萬泉縣荊村遺址（位于原萬泉縣城東門外），考古工作者董光忠在遺址中發現了仰韶時期的農作物黍子的遺存。1943年，日本學者和島誠一在其所著《山西省河東平原以及太原盆地北半部的史前調查概要》中，公布了有關專家的鑒定結果，肯定了荊村遺址出土的谷類碳化物，是黍子和高粱兩種。荊村遺址出土的黍子和高粱，說明了在6000多年前，河東地區的先民就開始播種黍子等農作物，周人的先祖后稷在這一帶活動，理乎自然。

因為周人的先祖源于河東，在春秋時期河東地區有紀念后稷的地名，這也是古代文獻中最早出現的與后稷有關的地名。漢代，河東有紀念后稷的建筑“稷亭”。最遲在北魏時，河東地區已經出現紀念后稷的廟宇“稷祠”，這是中國古代見于文獻記載的最早的稷王廟。到了宋元時期，河東地區又有全國最密集的、高等級的稷王廟。從春秋時代開始，一直到宋元明清，河東地區的后稷崇拜延續了2600多年。河東地區是全國后稷崇拜時間最早、歷時最長、文化遺存最多的地區，我們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推出更深入、更系統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