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后，李唐王朝風雨飄搖、危機四伏。官府橫征、藩鎮割據，民不聊生。劉禹錫、柳宗元等為了匡扶大唐社稷，救萬民于水火之中，在王叔文、王伾的支持下，于永貞元年（805）進行了一場氣勢浩大的以打擊宦官勢力、革除政治積弊為主要目的變革運動——史稱“永貞革新”運動。由于革新運動觸及到了宦官與藩鎮的利益，遭到了強烈抵擊，100多天后，王叔文被賜死、王伾病亡。劉禹錫、柳宗元被逐出長安，劉禹錫貶任連州刺史（途至荊南時，朝廷又以刺史“不足償責”為由再貶為朗州司馬，沒有到達連州任職）。柳宗元則貶任邵州刺史（途中加貶永州司馬）。

劉禹錫、柳宗元這兩位文學巨匠在后來的二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緊緊地擰在一起。兩人在政治上命運是那么地相同，他們同為永貞改革的中堅力量，王叔文政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又同時遠貶，同時應詔回京，又同時再貶……同升遷，共淪落，命運之神的安排，使這兩人成為榮辱與共、患難同當、肝膽相照的鐵桿朋友，情誼似酒濃。

劉禹錫與柳宗元于元和十年（815）春同被召回京城長安。游玄都觀時，劉禹錫寫了一首題為《游玄都觀詠看花君子》的詩，因這詩“語涉譏諷、執政不悅”，劉禹錫再被貶為播州刺史（后改貶為連州刺史）。柳宗元也因武元衡等人的仇視，未能起用，被貶任柳州刺史。

得知劉禹錫遠謫播州時，柳宗元情不自禁地大哭起來。播州比柳州還要艱苦，劉禹錫還有80多歲的老母隨身奉養，柳宗元便要求朝廷讓自己與劉禹錫互換。后來因有人幫忙，劉禹錫改貶連州。可見，柳宗元與劉禹錫二人的確是肝膽相照，親如兄弟。

自長安南下連州和柳州，劉禹錫與柳宗元結伴而行，一路遍游諸景，詩酒相依。從江陵下長江、入洞庭、逆湘江，至衡陽，柳宗元仍需乘船取道湘江西去柳州，劉禹錫則需策馬越五嶺南下連州。他們之間的情誼早已親逾兄弟。衡陽分別，小劉禹錫一歲的柳宗元先作《衡陽分路與夢得贈別》：“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劉禹錫答詩《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歸目并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柳宗元題贈劉禹錫的詩文達10篇之多，是柳文中題贈最多的。其最具凄涼之意的要算他倆于衡陽分別時的情景。兩人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不別，只好題詩相贈，以寄心中情思。柳宗元在離別的船上感慨萬千：“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同是天涯淪落人”，此時的劉禹錫，內心也是同樣的悲苦，而在其酬《答》中卻是對柳宗元進行勸解與寬慰：“弱冠同懷長者憂，臨歧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黃發相看萬事休。”這何嘗不是血的文字？從此，他們天各一方，只能憑窗遙望，以書信往來聊寄相思。

劉禹錫與柳宗元同登貞元九年三十二名進士及第榜，兩人因同道而相識，由相識而相知，由相知而成莫逆之交，一往情深。劉、柳被放逐后，雖不能見面，但仍保持書信往來，互相討論詩文創作和書法藝術。柳宗元書法精湛，他寫的章草“為時所寶”，曾為劉禹錫寫過張衡的《西京賦》，還特地送上硯臺，并附詩一首：“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晉代的衛瓘和索靖都擅長草書，時人稱為“二妙”。而劉禹錫在《答后篇》詩中說：“近來漸有臨池興，為報元常欲抗行。”元常就是三國時的大書法家鐘繇，與晉朝的王羲之并稱鐘王。劉禹錫以鐘繇比柳宗元，以王羲之比自己，其意是希望能急起直追鐘王二先賢，成為當代大書法家。后來劉禹錫的書法大有長進，與柳宗元的鞭策與鼓勵密不可分。

在柳州，柳宗元決心利用刺史的權力，繼續實行改革，為當地民眾做些好事。他廢除“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的殘酷風習，制訂了一套釋放奴婢的辦法，規定那些已經淪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時間算工錢，抵完債即恢復人身自由，回家和親人團聚。針對當地百姓迷信落后習俗，柳宗元嚴令禁止江湖巫醫騙錢害人。興辦學堂，推廣醫學，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使從不敢動土打井的柳州，接連打了好幾眼井，解決飲水問題……而連州的劉禹錫也懂得，要振興連州這個邊遠之地，必須開展文化教育，啟蒙州民心智。為此，他登臺講學，栽培州人。在劉禹錫的精心培育下，元和十二、三年間，連州出了第一個進士劉景。連州出現“罕罹嘔泄之患”的疫情，他急群眾所急，千方百計尋找藥方治療患者。劉禹錫還請來茶師，把清熱潤肺的藤婆茶制成茶餅，發放給百姓服用。經歷了這次疫情，劉禹錫加強了對醫藥的研究，他把自己多年積累下來的方劑，撰寫成了醫書《傳信方》兩卷，供人們治療疾病參考使用。《傳信方》兩卷不僅在連州流傳開來，而且還傳遍南粵大地，以至大江兩岸，還傳到日本、朝鮮等地。如日本的《醫心方》、朝鮮的《東醫寶鑒》等都收錄了《傳信方》中許多行之有效方劑。劉禹錫編撰醫書，燃起了連州的醫學之光。

劉禹錫重新修繕海陽湖，建亭立榭，使到海陽湖成為連州最大的風景區和嶺南園林藝術的典范，吸引了廣州、韶州的行政官員和文人騷客到連州游覽；劉禹錫還把中原的農耕技術帶到連州（進而在嶺南推廣），教州民用先進的方法吸水灌溉農田，墾復梯田，發展農業生產，改善連州人民的生活。劉禹錫踐行了在《連州刺史廳壁記》中的心愿：整肅官場，做到“功利存乎人民”。他“功利存乎人民”的為政觀，至今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長期的貶謫生涯，生活上的困頓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元和十四年（819），遺響千古的大文豪柳宗元懷著一腔悲憤離開了人間，年僅47歲。病重之際，他料想到自己難以完成整理書稿的任務，就寫信給劉禹錫，說“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當時，劉禹錫年近九十的母親剛剛去世，他護送母親靈柩路過衡陽，接到柳宗元去世的噩耗，悲痛萬分，傷心欲絕，泣不成聲。劉禹錫一邊立即派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一邊含淚給韓愈寫信，希望能為好兄弟柳宗元撰寫墓志銘。然后，劉禹錫寫了《重至衡陽傷柳儀曹》《祭柳員外文》等詩文寄托對柳宗元的哀思，并收養柳宗元的一個兒子，視如己出。后又花畢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遺作，編成《河東先生集》并籌資刊印，使其得以問世。兩人的友情亦為文壇所感動。沒有劉禹錫的艱苦努力與多方籌措，柳宗元的文集就難以刊行于世。像《江雪》《漁翁》《捕蛇者說》《三戒》《天對》《封建論》這樣的精彩美文，也許只能猶如流星劃過歷史的夜空瞬間燃盡，無法成為今天莘莘學子互相吟詠的文學范本。

劉禹錫與柳宗元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情趣、共同的遭遇，使他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不僅在順境時相互支持，相互鼓勵，在淪落天涯、生死未卜的逆境當中，非但無損他們的情誼，反而讓他們的情誼更加牢固。這種兄弟般的友情，猶如夜空中的皓月，千百年來，一直照亮著中國文壇與政壇的天空，灑下一片光芒。（《清遠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