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宅在家中，閑翻方志以度自我隔離之時光，竟從中見識了歷史上兩位稷山縣宰在大疫大災(zāi)面前的情操與擔當。

兩千多年前，六國滅，四海一；廢分封，行縣制。由秦始皇創(chuàng)造的這種吏治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一邑之治，首決于令。正如《后漢書·百官志》所云，“（令長）皆掌治民，顯善勸益，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wù)”，此皆地方首長之職責所在。縣官以撫民為職，稱職為賢。茍非其人，民受其殃；如遇其賢，民沾其福。此應(yīng)謂一語中的，有史可鑒矣！清同治版《稷山縣志》“宦績”部分，記載了兩位受人敬重的知縣事跡：

明萬歷三十七年（1610），許州舉人張思恭擔任稷山知縣。他“才猷明敏，發(fā)奸如神”，上任不久，當?shù)卦庥龊币姶蠛担碳谇甘眨裆D難。張思恭為此憂心掛懷，坐臥不安。他立即向上司行文報告稷邑民情，請求開官倉撥賑銀解救災(zāi)民，甚至用自己的俸銀先行墊補救急濟窮。對無地又無業(yè)的一些“寒士”，張思恭以助學(xué)名義，創(chuàng)置學(xué)田五十畝，讓他們就食度荒。

上司原給稷山分派的“加倍站銀”，縣民頗有怨言。前任知縣薛承教曾就此據(jù)實向上申請減免，但沒有奏效。張思恭繼續(xù)苦口婆心反復(fù)向平陽知府黃道亨上報，稷山地瘠民貧，不堪重負，終于獲準按照山區(qū)縣垣曲的同例，豁免了此銀一千兩，而且永不起征。張思恭還對那些貪污公款侵占民物之胥役庫吏，毫不容情，從嚴責罰，從而使縣衙政風敦清，士民感佩不止。萬歷四十一年（1614），張思恭由于勤政愛民，吏部考績卓優(yōu)，擢升為延安府同知。

萬歷四十四年（1617），大興舉人劉三錫任稷山知縣，此時可謂危難之際、多事之秋。稷境天災(zāi)人禍接踵而至，官民疲于應(yīng)付，叫苦不迭。先是從陜西流竄來一股土匪，匪首王仲元公然揭竿稱王，燒殺劫掠，百姓驚恐難安。次年蝗蝻蟲災(zāi)漫延，“食禾殆盡”，幾盡絕收。

當此“曠野原蕭條，深冬倍寂寥”（劉三錫詩句）的非常時期，劉知縣處亂不驚，從容應(yīng)對，一方面奏報上峰開官倉賑救災(zāi)民，又勸各地善士富商設(shè)廠施粥，“上下其篤以食，饑民全活甚眾”。另一方面，他以驚人膽識和果敢手段，率兵全力迎擊土匪，終于將王仲元一干匪徒剿滅。劉三錫還注意體察民情，排憂解難，扶持地方恢復(fù)生產(chǎn)。至今，陶梁村北棗園的那口古井傳說就是劉知縣當年敢于打破貢地禁忌，支持村民破土鑿成的，村人賴此井水，澆禾溉樹，受益頗多。后任知縣薛一印，也感佩劉三錫勤政愛民之嘉風，特命名此井為“甘棠井”。

南宋著名理學(xué)家真德秀《會長沙十二縣宰》七律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語道盡官民一體，聲氣相通，方為吏治佳境這一道理。歷史上的稷山，既有張思恭、劉三錫這樣愛民如子、頗有擔當和作為的好縣宰，也有一些庸碌腐朽不作為甚至貪腐成嗜、惹得天怒人怨的昏官污吏。

岳麓書社出版的《曾國荃全集》，披露有一件令人發(fā)指的官場丑聞。清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全境遭遇歷史罕見大災(zāi)荒，普通百姓饑餓難活，甚至“析骸而炊、易子而食”。但時任稷山知縣王懋庚不僅麻木不仁，毫無作為，而且趁火打劫，害民肥己，劣跡斑斑，一是到任數(shù)月即行私派捐輸，讓縣民捐款為自己修官府；二是把上司調(diào)配各縣的救災(zāi)麥種銀兩，故意不遵旨散給至貧極苦之戶，反倒散給那些無主荒地，責令村人承種，從中冒名代領(lǐng)，渾水摸魚；三是遇有訴訟案件，不問是非曲直，向原告和被告兩頭收取罰款。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得知消息，于光緒四年（1878）十二月初二日寫了一道“特參知縣疏”，上報朝廷，奏請將稷山知縣王懋庚革職查辦。七天之后，即十二月初九，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就下旨將王懋庚先行革職，撤省查辦。

疾風知勁草，危難看擔當。唐代杜荀鶴有詩曾云“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像王懋庚這等職官，在大疫大災(zāi)危難之秋，竟喪心病狂地榨取民脂民膏，用生靈血染自己的朱紅紗帽兒，有辱官體，喪失人倫，受到撤職查辦，實在是咎由自取，沒殺頭都算是輕的！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此刻，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閑話古代官場往事不勝感慨，暢談當今黨政壯舉無比振奮人心。值此國泰民安、政通人和之盛世華年，愿各級領(lǐng)導(dǎo)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守土有責，各盡所職，上下勠力同心，攻堅克難，為國建功，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