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兩代均建都于北京，金曰“中都”，元曰“大都”。金元之際，有一位運城老人，在北京城里頗具影響。在他死后，他的弟子建了一座磚塔來紀念他，至今這座塔還完好地保留在城區(qū)，并且成為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之一。這位老人就是著名禪師萬松行秀。

萬松老人俗姓蔡，磚塔的塔銘說他是“河內(nèi)解人”。有的文章稱他是“金代河內(nèi)（今洛陽南部）人”，有的稱他是“河南懷慶府河內(nèi)人”。其實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他的真實籍貫應該是山西運城解州。

首先，“河內(nèi)解人”的說法，涉及到“河內(nèi)”和“解”兩個地名。而在歷史上，稱作“解”的地名有兩處，一處是河東之“解”，一處是河南洛陽之“解”。“河內(nèi)”的地名也有“大”“小”之別。所謂“大河內(nèi)”是指黃河以東、以北為“河內(nèi)”，黃河以西、以南為“河外”。所謂“小河內(nèi)”，則是特指秦漢以下的“河內(nèi)郡”“河內(nèi)縣”，又稱“懷州”“懷慶府”，治所在今天沁陽市。故要確定“河內(nèi)解人”所指位置，必須是“河內(nèi)”和“解”能夠兼容并且統(tǒng)一。

以這樣的標準來判斷，首先，洛陽處于黃河之南，自古屬于“河南”“河外”，不屬于“河內(nèi)”，故前一種說法，即“金代河內(nèi)（今洛陽南部）人”說屬于自相矛盾，不能成立（既是“河內(nèi)”人就不可能是“河南”人，反之亦然）。后一種說法，即“河南懷慶府河內(nèi)人”只談到了“河內(nèi)”，而“河內(nèi)”下面的“解”的地名并沒著落，故同樣不能成立。與之相反，“河東”之“解”則可以兼而有之。金代所置河東南路，治于平陽府，下面既轄有河中府、絳州、潞州、隰州、耿州、澤州、遼州、沁州、解州，又轄有懷州、孟州，它與只含懷州的“小河內(nèi)”不同，是名副其實的“大河內(nèi)”。河東南路既是“大河內(nèi)”又含“解州”，使得“河內(nèi)”和“解”兼而有之，統(tǒng)為一體，因此所謂“河內(nèi)解人”應是金代河東南路解州人，也就是今天山西運城解州人。

那塔銘為什么不稱他為“河東解人”呢？這和元代的行政區(qū)劃有關。

元代山西隸屬于中書省，分作“大同路”（治大同）、“冀寧路”（治太原）、“晉寧路”（治平陽），而沒有設“河東路”。“路”下轄府、州，府、州下轄縣。當時設有“河東縣”，在今永濟，為河中府屬縣，而“解縣”則隸屬于解州管轄，與河東縣并列。如果元代人稱萬松行秀為“河東解人”，那就是“河東（縣）解（縣）人”，會把兩個平級的區(qū)劃單位混淆到一起。故為了避免行文造成混亂，作者沒有沿襲史書上“河東解人”的說法，而用了“河內(nèi)解人”的說法，其實就是元代晉寧路解縣即今天的運城市鹽湖區(qū)人。

至于萬松行秀故家具體所在，今已難以確指，但蔡姓似為解州名門。民國九年版《解縣志》卷二“氏族略”載有城內(nèi)蔡姓人家：“清康熙時蔡珴創(chuàng)修家譜云：自明末徙居城內(nèi)崇凝坊。其家有高樓一座，故人呼其處為蔡家樓。世代業(yè)儒，清季文煥舉人。現(xiàn)有二十余戶。”或許此即萬松老人家族后裔之居處。

萬松老人法號萬松行秀，自稱“萬松野老”，是金代中都城里的一位德望重崇的高僧。據(jù)文獻記載，他生于金大定六年（1166），早年在邢州凈土寺受戒出家，后到磁州得到雪巖大師傳授，返回邢州筑萬松軒聚徒講學。明昌四年（1193）應金章宗之召，到中都入宮說法，得到賞識，賜袈裟一領，成為曹洞宗著名禪師。蒙古人占據(jù)中都后，元太宗二年（1230）奉詔主持萬壽寺。

萬松行秀擅長佛理顯訣。他一生做過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收了耶律楚材這個弟子。耶律楚材（1190~1244），原是契丹貴族的后裔，后在金朝廷做官。金朝滅亡后，耶律楚材遂皈依佛門，師從萬松老人研讀顯訣，“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三年后，成吉思汗慕名延攬耶律楚材于幕下，命隨大軍西征。臨行前，萬松老人贈給他八個字：“以儒治國，以佛治心。”耶律楚材對此牢記于心。初始蒙古軍所到之處時常屠城。耶律楚材告誡窩闊臺，不可濫殺無辜，使得蒙古軍在攻破汴京時，放棄了屠城。蒙古人入主中原后，跑馬圈地，大肆毀壞農(nóng)田，造成中原“千里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象。耶律楚材勸窩闊臺汗，實行軍民分治，保護農(nóng)業(yè)，以增加賦稅，保證軍隊的給養(yǎng)供應。他還制定修改稅賦制度，設立十路征收課稅使，增加國庫收入。建議朝廷注重儒學，開科取士，啟用漢族知識分子。在大都設編印所，在平陽設經(jīng)籍所，使得華夏傳統(tǒng)文化得以傳承不泯。耶律楚材得到元太祖、元太宗兩代皇帝的信用近30年，長期擔任中書令（宰相）。元朝立國的規(guī)模多由其制定，從而減少了因文化傳統(tǒng)不同而對中原文明的破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元太宗5年（1233），耶律楚材“均定中原鹽酒之利事”，將鹽價由“每鹽四十斤收銀十兩”改為收銀一兩。也就是在這一年，他親薦姚行簡任解鹽使，“命修理鹽池損壞處所”。姚“繪圖獻議”，三年后（1236）遷運司于路村，從而奠定了鹽運專城的基址。因此可以說，沒有耶律楚材的鹽務賦稅整頓，或許就沒有今天之運城。

耶律楚材當然不會忘記自己的師父萬松禪師。元定宗元年（1246）萬松老人圓寂后，為了紀念恩師，他在北京西城建起一座七級磚塔，塔內(nèi)供奉萬松老人骨灰。當時這個胡同就叫“磚塔胡同”。據(jù)元人熊夢祥編纂的《析津志》記載，當時北京城內(nèi)共有29條胡同，“磚塔胡同”即為其一。元雜劇《張生煮海》還提到了這個胡同：“家童云：我到哪里尋你？侍女云：你去兀那羊市角頭磚塔兒胡同總鋪門前來尋我。”可見，在元朝時，北京城里就有以這座塔命名的胡同，而且這個“磚塔胡同”當時還是很有名的。

這座為萬松老人建造的磚塔，原為七級，到了清朝乾隆年間敕令重修過一次，加為九級。民國十六年，時任交通總長的葉恭綽重修了一次。今天，這里是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個重要的旅游景點。運城人去這里游覽過的人也不在少數(shù)，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這是為紀念一位運城老鄉(xiāng)而建的塔！

　當然，說起元代運城在北京的名人，人們首先會想到元曲大師關漢卿，那沒得說，關漢卿是元雜劇的宗師、“曲圣”，確實是運城的驕傲；而萬松行秀同樣也是運城的驕傲。“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萬松老人通過他的學生耶律楚材影響到蒙元統(tǒng)治者的施政，對元代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生活實際貢獻也是不容忽視的。而據(jù)研究考證，關漢卿的生年不會早于1210年、不會晚于1241~1250年，以最早生年為1210年推算，亦較萬松行秀1166年晚了近50年。故萬松行秀為迄今所知生活在北京城里的最早的一位運城籍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