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們知道，宋代一些行政區是跨河而治的。唐代全山西設為一個“河東道”，而宋代的“河東路”則不同，一方面它將今天陜北的府谷、神木等地劃入；另一方面卻將今天運城地區除稷山、絳縣、垣曲、新絳四縣外其余的各縣，分別劃歸陜西路（永興軍路）之河中府、解州、陜州。因此，宋人談及河中府永樂鎮的呂洞賓，只能說他是關中人、關西人、關右人，甚或京兆人，為避免混淆而輕易不說他是“河東人”。

總之，呂洞賓的籍貫事實上只有“河中說”和“岳陽說”兩種說法，岳陽是其父呂讓的“仕宦之地”，河中才是其真正的籍貫。《辭海》稱呂洞賓為“唐末道士”是對的，呂洞賓就是唐代河中府人，即今芮城縣人。但唐代“京兆府”和“河中府”分屬兩個行政區域，故不宜稱其為“京兆人”。

再說生年

關于呂洞賓的生年說法亦有多種，除較早的唐貞觀、天授、開元、天寶和較晚的乾符諸說皆明顯不足取信外，主要說法有四種，均出于元代典籍：

一、“貞元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說見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

二、“唐德宗貞元丙子”，說見元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三、“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說見元苗善時《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

四、“唐德宗興元十四年丙子”，說見元秦志安《金蓮正宗記》。

上述諸說中，“貞元十二年丙子”與“唐德宗貞元丙子”實為一說，即公元796年。“貞元十四年”即公元798年。“興元十四年丙子”說不能成立，因為“興元”亦為唐德宗年號，僅一年，即公元784年；或即系“貞元十四年”之誤，亦為公元798年。故以上四說實則為兩說，即貞元十二年或貞元十四年，亦即公元796年或公元798年。

道教界普遍認可呂洞賓生于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明《萬歷續道藏》所收《呂祖志》，王世貞《列仙全傳》，清代乾隆版《呂祖全書》，均采用了“貞元十四年”即公元798年的說法。芮城永樂宮以及臺灣的指南宮等道觀，曾以此為呂洞賓生年，連年舉辦祭祀以及道教文化活動，聲勢規模都很大。本文開頭所引《辭海》，也據此確切標示呂洞賓生年為公元798年。

然而，這一生年的確定，事實上卻是不能成立的。

如前所述，道教界在認可呂洞賓生于貞元十四年的同時，也普遍認可呂洞賓出生于河中府呂氏家族，是禮部侍郎呂渭之孫、海州刺史呂讓之子。既然如此，那就帶來一個問題，即年齡的抵牾。

1930年，河南洛陽出土了《呂讓墓志》。《墓志》對呂讓的生平、家世有較詳細的記載，稱呂讓生于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卒于宣宗大中九年（855），活了63歲，生有五男四女，男曰：煥、熀、煜、炫、烜，烜早讓而夭。依據河南新安《呂氏家乘》等的說法，呂洞賓即呂讓的三子呂煜。若果然如此，呂讓生于貞元九年（793），呂洞賓生于貞元十四年（798），那就意味著呂讓是在6歲時就生下了呂洞賓，而且還是第三個兒子，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2006年5月，在紀念呂洞賓誕辰1208年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上，筆者向會議遞交的文章《淺談<呂讓墓志>的史料價值》，提出了這個問題，認為呂洞賓確系呂讓的兒子呂煜，但他出生不應在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當在公元820年左右，其時呂讓年27~28歲。這篇文章后來在《文物世界》刊出，受到了學界重視。

那這個年代是怎樣推算出來的，依據又是什么呢？這里還要先從呂洞賓籍貫諸說談起。

前面已經講過，關于呂洞賓里籍的九種說法，東平是呂氏的郡望；關右、關西、關中、京兆與河中是一回事，是呂洞賓的真實籍貫所在；岳陽、九江、鄂州諸說是一回事，是呂洞賓籍貫又一說法。但我們知道，呂氏乃北方士族，為什么洞賓籍貫會有江南鄂岳一說呢？

元人苗善時《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對此解釋是“乃父仕宦遷移”，當地人又“欲在本鄉人物為美”。即是說，因為呂洞賓的父親在當地做過官，當地人想借呂洞賓為本土增光，故意編造了這些神話。苗善時這個說法雖然有一定道理，但還不足以完全服人。因為對照《呂讓墓志》來看，有一個問題擺在這里：墓志記載呂洞賓的父親呂讓一生“賓伻六府，宰二邑，刺一州，在朝十余歲，分洛八載”，先后在藍田、邠州、三原、太原、洛陽、大梁、海州、萬年等許多地方做過官，而在岳陽任職官僅幕僚，時僅年余，為什么單單岳陽一地“神仙呂洞賓”的傳說較其他地方尤盛呢？而且宋人邵博《聞見后錄》還說“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呂姓尚多”。著名文學家、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浦江清教授《八仙考》一文，也以事實認定呂洞賓的傳說“發源于岳州”。而這些都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這又是什么原因呢？筆者以為原因無他，唯一的解釋就是由于在呂讓任職鄂岳期間，呂洞賓出生于此。

關于這一點，在《呂讓墓志》發現之前難以判斷。現在有了墓志作參照，通過對呂讓身世行狀的排比，即可看得十分明白。

《墓志》記載曰：呂讓“二十三年進士及第，解褐秘書省校書郎，以支使佐故相國彭原李公程于鄂岳。歲余入京，奏相國崔公植，以公文章名重，欲特以右拾遺、史館修撰授公”。這就是說，呂讓是在23歲（816）那年中了進士，先是經人推薦任秘書省校書郎，過了年把光景，因才華顯露，即隨后來任宰相的宗室成員李程，到鄂岳觀察使府當了掌書記（支使）之類的小官，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后其又隨李程回到京城長安，受到宰相崔植的青睞和舉薦，改任他職。

那呂讓隨李程任職鄂岳是哪一年呢？《舊唐書·李程傳》說：“元和中，出為劍南節度使行軍司馬。十年，入為兵部侍郎，尋知制誥。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為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入為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戶。”

將《墓志》與《李程傳》的記載對照之后可知，呂讓隨李程赴鄂岳觀察使府任職的時間，是在元和十三年（818）夏歷六月。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七日，憲宗薨逝。五天后（閏正月初三），穆宗李恒即位，隨即進行人事大調整。作為宗室的李程，不久即調離鄂岳，回京任禮部侍郎，呂讓也隨之入京。此時距他隨李程到鄂岳任職，共一年零八個月。這就是《呂讓墓志》中所說的“以支使佐故相國彭原李公程于鄂岳，歲余入京”的經過。這一段時間呂讓從26到28歲，跨越三個年度，呂洞賓很可能是在此期間，或于呂讓離開后不久出生于岳陽的。而正是由于呂洞賓出生地在岳陽，故當地有呂洞賓為岳陽人、九江人甚或鄂州人的說法，鄂、湘各地呂洞賓的傳說亦較別處尤多，至北宋慶歷年間遂成為呂洞賓神仙故事的重要發源地。

筆者認為，這個結論符合人們的認知規律。

其一，按照習慣，人們最容易把一個人的出生地與籍貫混為一談。此種例證俯拾皆是。如同今天一個在北京出生的小孩，他的籍貫應當是隨父親填寫，可能是某省人，但人們往往也把他稱作“北京人”，因而就有了“某省人”和“北京人”兩種說法。

其二，古代許多世家子弟都出生在父親的任所。譬如著名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是北宋陜西路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因出生在父親任職的光州（今屬河南），故取名為“光”；而司馬光之父司馬池也是出生在其父任職的池州（今屬安徽），故取名為“池”等。呂洞賓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隨父母四處遷徙，完全有可能出生在父親的任所。其父呂讓在7歲父母雙亡后，就一直隨長兄呂溫生活，輾轉湖湘各地。

其三，古代北方士族常在南方宦游之地安家“占籍”。宋代學者王禹偁在《建豀處士贈大理評事柳府君碣銘序》說過這樣的話：“有唐以武戡亂，以文化人。自宰輔公卿至方伯連帥，皆用儒者為之。而柳氏最稱顯族，故子厚自言其家同時為尚書郎者三十余人，其盛可知也。于時宦游之士，率以東南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屬子孫，占籍于治所，蓋以江山泉石之秀異也。至今吳越士人，多唐之舊族耳。”這里雖然說的是柳氏家族，而與柳宗元有姻親關系的呂氏家族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據族譜記載，浙江上虞呂氏就是因宦游落戶到那兒的。故我們不能排除呂讓家族“占籍”岳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