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神仙有兩類：一類是人編的，一類是人變的。人杜撰編造的神仙，只有神格，沒有人格，你說不出他是哪里人，父母是誰，生于何年何月，譬如玉皇大帝。人變的神仙，則除了神格還有人格，即成為神仙之前，還有真實的人生履歷。道教神仙呂洞賓就屬于這后一種。他是由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變而為神仙的，因而可以找到他的里籍、生年、身世、履歷等。事實上，千余年來，道、俗兩界一直有人在做這個工作。然而正由于他是“神仙”，虛無縹緲，幻化無窮，因而諸說不一，歧異紛呈，許多問題仍存在爭議。關于他的里籍、生年，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見于《辭海》。《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第六版，第1461頁）“呂洞賓”條說：“呂洞賓（798~？）唐末道士。名喦（一作巖），以字行，號純陽子。相傳為京兆（治今西安）人，一作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人。”筆者以為，這里的說法有不盡妥善之處，茲就此作一探討。

先說里籍

呂洞賓的神仙傳說蓬起于宋代，關于其里籍亦眾說紛紜。據統計，典籍記載共有九種說法：

一、關西說。《宋史·陳摶傳》說：“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余歲而童顏，步履輕捷，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

二、關右說。北宋王舉《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呂為“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王另有《雅言雜載》稱，“呂仙翁名巖，字洞賓”“本關右人”。

三、關中說。北宋王旦、楊億《國史》說：“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余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張方平《樂全集》亦說：“關中逸人有劍術，雖數百里，頃刻即至。”

四、京兆說。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八載岳州《呂洞賓自傳》石刻說：“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

五、河中說。北宋楊億《談苑》說：“洞賓自言呂渭之后，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于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房。”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則徑直記曰：“先生名巖，字洞賓，河中府人。”葉夢得《巖下放言》卷中說：“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后。”

六、東平說。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四十五：“先生呂巖字洞賓，號純陽子，世傳以為東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縣永樂鎮人，即今河東河中府也。曾祖延之仕唐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第進士……先生乃讓之子也。”

七、岳陽說。南宋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二十九說：“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呂姓尚多。”

八、九江說。南宋曾慥《集仙傳》謂呂為“九江人”。

九、鄂州說。北宋王常《真一金丹訣》謂呂洞賓為“鄂州進士”，“經數舉，不第其名”。

上述九說實際可分為三類。

一、“東平說”可單列一類。東平是呂氏的郡望，如柳宗元為呂溫寫的誄文即題曰《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呂煥為其父呂讓所寫墓志銘亦題曰《東平呂府君墓志銘》，指的都是郡望，而不是籍貫。持“東平說”者也知道這一點，實際贊同“河中說”。因此所謂籍貫“東平說”，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二、“岳陽說”“九江說”“鄂州說”可列為一類。“岳陽”宋代稱岳州，地處洞庭湖畔。由于洞庭湖有湘水、資水、灃水、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等九條江水匯入，故宋人將洞庭湖周邊的岳州地區也稱作“九江”。而宋代又設有鄂（州）岳（州）觀察使，鄂州與岳州（九江）屬于同一行政區域，因而三說實則為一說。元人苗善時《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一書說：“或疑各本所載帝君生所及居處不一，詳推乃父仕宦遷移，又作者欲在本鄉人物為美，是以差誤不一。”故呂洞賓故里出現“岳陽說”“九江說”“鄂州說”，應該與此有關。

三、其余的“關西說”“關右說”“關中說”“京兆說”與“河中說”是一回事，屬于真正的“籍貫”。

為什么這樣講呢？我們知道，明清以前人們所說的“關東、關西”“關內、關外”“關左、關右”，不是指今天的山海關，而是指函谷關。秦漢以前的函谷關在今天的三門峽市靈寶縣西南，是春秋至西漢前期由秦地通向東方中原要道上的重要關口。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又將關址東遷三百里，建在今河南省新安縣，仍稱函谷關。故西漢以后的“關西、關右、關內”，理論上即應包括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陜西及甘肅大散關以東的廣大地區。古河東一帶亦因位于函谷關之西，被稱作“關西”“關右”“關中”。

舉例來說。關羽的部將周倉，是今平陸縣西祁村人。《三國演義》第二十八回寫兩人見面之前，裴元紹向關羽介紹說：“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周倉即被稱作“關西人”。清人梁章鉅《歸田瑣記》有“《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一節，講關公少年時代在家鄉除霸而后亡命的故事，而被冠以“關西故事”。清末戊戌變法中，由山陜維新派人士成立的“關西學會”，為首的是聞喜人楊深秀和陜西三原人宋伯魯。可見歷史上平陸、解梁、聞喜等地，都被視為“關西”。故宋代人依照習俗，稱河中府永樂鎮人士呂洞賓為“關西逸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而古人在地理上又以東為左，以西為右。故稱山東為“山左”，山西為“山右”；函谷關以東稱為“關左”，河中府在函谷關以西，當然可以稱作“關右”了。柳宗元《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就說：“河東，古吾土也。聞其間有條山、大河，氣蓋關左。”條山、大河氣勢壓過了關左，“河東”即是“關右”不誤。又宋張師正《倦游雜錄》載曰：“關右人有作京師語者，俗謂之獠語，雖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楊獻，河東人，作詩寄郡中密友，破題曰……”文中直稱河東人楊獻為“關右人”。因此，稱呂洞賓為“關右人”，與稱呂是“河中府永樂人”也是一回事。

說起“關中”，歷史上有寬嚴不一多種說法，并非專指陜西長安附近的地方。晉潘岳《關中記》稱：“東自函關，西至隴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河中府位于兩關之間，故古人也有稱河中府為“關中”的。即如上面所列，宋初學者楊億，一面在他所撰寫的《國史》中稱呂洞賓為“關中逸人”，一面在《談苑》中又說呂是河中人，是“呂渭之后”。可見他是把河中府看作“關中”一部分的。再如明代王世貞《宛委余編》談到著名的蒲州桑落酒，也說過“名酒之最古者，關中之桑落也”，徑直稱蒲州為“關中”，也說明了這個問題。而更早見于史籍的，如《新唐書》卷一九九《劉沖傳》載柳芳《論氏族》說：“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此關西之望也。楊氏華陰，韋氏、杜氏皆京兆，裴氏柳氏薛氏皆河東。”《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亦有同樣的記載。裴、柳、薛本河東郡姓，這里亦歸于關中郡姓，可見唐代人是把河東亦劃入“關中”的。

至于為什么稱河中府人呂洞賓為“京兆人”，這要從宋朝的行政區劃來說明。在一般人心目中，“京兆”是指長安，屬陜西；而河中府則屬于山西，兩者好像不是一回事。但稱呂為“關西人”“關右人”“關中人”“京兆人”的，都是宋代人。而河中府的永樂縣，在宋代則降改為永樂鎮，隨河中府一道隸屬于陜西路，而陜西路的治所又是在京兆府（今西安市）。由于這個原因，在宋代人們既可以稱呂為陜西人，也可以以陜西路首府所在地代指政區，稱其為“京兆人”。猶如司馬光是夏縣人，因夏縣宋代屬陜西路陜州管轄，史書亦稱其為“陜人”和“陜西人”。姚天福系稷山縣人，因稷山縣元代屬晉寧路絳州管轄，而晉寧路治所在平陽府（今臨汾市），故史書多稱其為“平陽人”。辛亥元老景耀月是芮城人，1912年景代筆起草了孫中山大總統就職演說詞，文采煥然，轟動全國，景則被柳亞子贊譽為“太原公子”。即如今天在外地稱某人為“運城人”，很可能他只是運城市所屬某縣的人，而未必就一定是運城城里人一樣。尤其是在遠離本土的地方，往往難免出現這種“大而化之”的表述。所以《辭海》稱呂洞賓“相傳為京兆人”“一說為河中府人”，在宋代可以說是一回事，在唐代是不能這樣講的。

縱觀以上諸說，人們可能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宋代人都以“關”來指稱河東呢？這是因為，歷史上各個朝代稱說地名，都是“就近取譬”，以當時都城所在地為坐標中心，而以附近名山大川、雄關巨邑為參照系。因此，同一個地方不同時代就有不同的名稱。例如，漢、唐兩代建都于長安，從長安往東，首先看到的是黃河，故以黃河為參照，稱運城地區為“河東”；明、清建都于北京，從北京往西，看到的是太行山，故以太行山為參照，稱包括運城地區在內的晉地為“山西”；北宋建都于汴梁，從汴梁往西，最有名的地標是古函谷關，故以函谷關為參照，又稱運城地區為“關西”“關右”“關中”等。總之，弄清了古地名命名的原則和方法，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