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人來說，生活就是柴米油鹽，柴是開門的一件大事。在古代，不管是生活還是生產，人們一直以可再生的植物燃料為主，比如柴草。而從宋代開始，一種新的燃料在中國流行起來，它就是煤炭。可以說，這場從可再生能源到不可再生能源的飛躍，完全是一場革命。

宋仁宗面對的燃料危機

進入宋代之后，中國各地的森林開始大片消失。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童：不長草木）森林的消失一方面是為了開墾土地，更主要的是為了獲得燃料。

從白居易的《賣炭翁》一詩可以推知，唐時并不存在燃料短缺的情況，要不賣炭翁怎么會“心憂炭賤愿天寒”呢？宋代人口猛增，一個州縣常常達到數十萬人，要滿足其燃料需求，必須損耗幾百平方公里的森林面積。這種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從而導致殺雞取卵的做法，致使森林迅速消失。

為了救眼前的燃料之急，人們不得不砍伐桑樹和棗樹。這些經濟林木的毀滅，意味著經濟開始走向倒退甚至崩潰。大宋當局對此深感憂慮，建隆三年就頒布“禁民伐桑棗為薪”之詔。可是再嚴厲的刑罰也無法阻止危機的蔓延，桑樹和棗樹不僅成為燃料市場的主流，而且連軍隊也“輒入村落伐桑棗為薪”。北方蠶桑業遭到滅頂之災。

在一定的人口和生產模式之下，燃料的消耗與再生速度基本是穩定的。但進入宋代之后，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人口擺脫了近千年的徘徊，出現持續的增長。200多年間，中國人口從3000萬翻了兩番，首次突破1億，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時，宋朝的城市化水平達到相當高的程度，江南地區約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當時世界人口超百萬的6個城市中，除了君士坦丁堡，其余5個（汴京、臨安、長安、洛陽和南京）都在中國，而汴京更是世界第一大城市。

其次就是近代工業的高速發展。宋代中國作為當時世界的超級大國，在金融、瓷器和冶金等領域居于近乎壟斷的龍頭地位。元豐元年，銅產量幾乎是唐代開元十五年銅產量的55倍。作為國際貨幣，宋代的貨幣的鑄造量同樣空前絕后。鐵器和瓷器更是暢銷全球的大宗出口商品，生產規模極其巨大。治平年間鐵的年產量達到8241001斤，達到唐開元十五年的4倍。

隨著人口的增加，建筑、器具和燃料的消耗自然就要增長，而人一旦聚集在城市中，就無法就近采集燃料，這使得燃料需求的集中度加大。與生活需求相比，工業生產需要的燃料要大得多。這些需求加在一起，燃料的消耗遠遠超出再生的速度，因此植物燃料就陷入山窮水盡的絕境，從而成為一場燃料危機。

在這場燃料危機中，作為宋朝的首都，汴京經受了嚴重的考驗。盡管政府對生活必需的燃料免除一切稅賦，但燃料緊缺的狀態并沒有絲毫緩解。特別是冬天，百萬人的汴京滴水成冰，取暖更加重了燃料危機。有一年，朝廷拿出40萬斤燃料，以半價供應京城市民，沒想到這場“雪中送炭”的善舉釀成悲劇，人們爭相購買，發生嚴重踩踏，死傷眾多。嘉祐三年遭遇“陰寒雨雪”的災難，“寒凍之人，死損不少”，無能為力的仁宗皇帝只能以節食來“畏天憂民”，素來盛大的元宵燈會也被迫取消。

在危機如此深重的事態下，民間生活尚且如此，工業所需燃料更加難以保證。許多官窯被迫停工，甚至連錢幣都停止鑄造。從嘉祐四年起，鐵錢停鑄長達10年。

宋代因煤炭而再度繁盛

窮則思變，人們將目光瞄準新的燃料來源，這就是煤炭。煤炭不僅終結了這場危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木柴和木炭等傳統燃料，從而拯救了森林，也拯救了宋朝。

對文明悠久的中國來說，煤炭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山海經》最早記述了煤的地理分布。最遲在漢代，煤炭就已經被用作燃料，甚至用于冶鐵。在現代發掘的鄭州古滎冶鐵遺址中，就發現煤渣和煤餅，在鞏縣鐵生溝的漢代冶鐵遺址中還發現了原煤塊。煤在中國古代被稱為“石墨”“石炭”等。“石炭”后來被寫成“碳”。在很多地方方言中，至今仍然將煤說成“碳”。

漢代之所以有大量的煤炭使用，與其人口膨脹和工業能源需求有很大關系。漢朝崩潰之后，在長達千年的時間中，中國人口一直沒有恢復到公元前后的水平。正是因為人口和工業低迷，植物燃料的再生速度足以滿足社會需求，所以煤炭就沒有得到重視，慢慢被人們忘卻。直到宋代爆發巨大的燃料危機，這種古老的燃料才得以再次被重視。而且就其使用程度來說，已經遠遠超過漢代的水平。煤炭不僅僅是對木柴、木炭等傳統燃料的補充，而且是一定程度上的取代。因此，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燃料革命和能源革命，將中國帶入一個全新的能源時代。

徐州自古就是重要的產鐵地，“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但隨著森林的消失，冶鐵工業也日漸凋零。元豐元年，作為徐州知州的蘇軾挽救了徐州，因為他找到了煤炭。為此他專門寫了一首《石炭詩》，題記中寫道：“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于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白土鎮因產白色高嶺土而得名，工匠在挖白色陶土時發現了煤炭，就這樣，蘇軾找到煤，并將其制作成取暖用的“香餅”，“清泉香餅”成為當時最搶手的徐州特產。

現代人都知道，中國有豐富而廣泛的煤炭資源，特別是華北地區。當華北的森林消失之后，煤炭便成為華北地區得以發展的重要支柱。河南省北部的鶴壁市，原屬宋代相州，現代考古工作者在這里發掘了一個大型宋代煤礦，礦井口直徑2.5米，井深46米，巷道長達500多米，井下有完整的排水系統。就其開采規模而言，絲毫不遜色于今天的中型煤礦。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煤炭大省，山西即宋代的河東路。“河東鐵、炭最盛”，遠在1000年前山西就依靠煤炭維生。早在宋仁宗時期，晉、澤、石三州就利用當地的煤鐵資源鑄造鐵錢；宋神宗曾在一次詔書中令“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

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陜北，同樣因為森林的消失而成為不毛之地，但煤炭的發現使這里保持了繁榮。元豐年間，沈括在延安任職，他在《夢溪筆談》中，把煤炭燃燒的煙霧比作洛陽塵，可見當時因為煤炭造成的煙塵污染已經非常嚴重。當時還有“沙堆套里三條路，石炭煙中兩座城”的詩句，這與煙霧籠罩的現代工礦廠區何其相似。

宋代煤炭的開采和使用已經遍及全國。相比木柴和木炭，煤炭的能量密度更高（煤的燃燒效能是木炭的3倍），也便于運輸，因此煤炭很快就成為汴京這樣的大城市的主要燃料，“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

隨著煤炭源源不斷地廣泛使用，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革命，這使得中國的生活水平和工業水平達到當時世界的最高程度。

 （《中國歷史評論》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