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加

運城市鼎鑫華府小區“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石雕  記者 劉亞 攝

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不僅孕育了中華文化，而且在灌溉、航運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歷史上黃河災害發生比較頻繁，對于黃河的治理顯得重要。司馬遷在《河渠書》開篇就說，“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這句話流傳至今，膾炙人口。大禹常年奔走在治水第一線，“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大禹這一形象可謂深入人心并傳之后世，直到漢代畫像石中，大禹依然是頭戴斗笠，手執木耒，奔走在山川之間。歷代在治理黃河的實踐中涌現出一批治河名臣，并且他們摸索出了獨到的治河策略，令人耳目一新。

漢代王景堰流法治河有道

王景，字仲通，東漢時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專家。《后漢書?王景傳》記載，王景“廣窺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技藝”。他特別“能理水”，曾與王吳合作，用“堰流法”治理浚儀渠很有成效。因此，東漢朝廷便授命他們兩人治河。他們的治河工程主要有：疏浚河道、修建堤防和建立水門等。

這次王景、王吳治河，所確定的黃河下游水道，上起滎陽，下到千乘海口，共長千余里。黃河攜沙量大，河道因泥沙沉積容易南北擺動，而且黃河汛期水量往往是平時的幾十倍，四處漫溢。在這種情況下必須修建河堤，否則，對沿岸人民生命財產的為害極大。因此建筑自滎陽至入海口的千里黃河長堤，便是他們這次治河的重點工程。當時他們筑堤時是“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他們修雙重堤防，將河水從內堤的上游水門流出，受外堤的阻擋，流出的水，從下游的水門回注河中。修建重堤，工程雖然巨大。但它卻有利于將洪水中的泥沙沉積于內外堤之間，既加固了堤防，又延緩了河床的淤高。

明代潘季馴束水攻沙除水患

黃河下游決口非常頻繁，洪災沙害空前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政府任命治河專家潘季馴出任總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黃河，針對黃河河道淤積和前人的做法的實際，潘季馴另辟蹊徑，拿出了他新的治河方法。

這種治河新法，后人稱為束水攻沙法。它最早由虞城（山西省平陸縣東）一位不知名的秀才提出，總理河道的萬恭首先加以試用，潘季馴使之進一步完善，并廣泛推行。潘季馴認為，偌大一條黃河，水中含沙量很高，而且源源不斷地隨水東下，人力有限，排不勝排。而水力無窮，將它集中起來攻沙，有如“以湯沃雪”，便可迎列而解。

潘季明主持治理黃河的時間很長，他以束水攻沙為核心，在工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的有如此做法：首先是“塞旁決以挽正流”。虞城秀才認為，“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在治黃河時，潘季馴遵循“塞旁決以挽正流”的方針，將從決口旁出的河水堵住，使河水集中到干流中來。潘季馴曾先后四次主持治河工作，歷時20多年，他相繼堵塞了數以百計的黃河決口，終于結束了長期以來黃河下游多段分流和洪水橫溢的局面，使河水集中到賈魯故道。

其次是筑近堤以束水攻沙，筑遙堤防洪水泛濫。潘季馴認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因此，除堵決口外，以主要力量在黃河下游的河道兩岸，緊通水濱，建筑堅固的堤防。這兩道南北大堤被稱為近堤或縷堤，是束水攻沙的最主要工程。

最后是蓄清刷渾。黃河、淮河在清口（今江蘇省清江市西南）交匯，以下的黃河與準河合槽。淮河水含沙量較少很清，為了加強沖沙力量，潘季馴又加高、加厚高家堰大堤，將準水攔蓄于洪澤湖，提高洪澤湖水位，使清水可以順利進入黃河，借清水之力，沖刷渾濁的黃水。

清代靳輔川字工程治淤沙

靳輔隸漢軍鑲黃旗，清代大臣，水利工程專家。靳輔著有《治河方略》一書，為后世治河的重要參考文獻。

靳輔、陳潢治河，主要措施與潘季馴基本相同，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但筑堤范圍要比潘的廣泛，除修復潘的舊堤外，又在潘季馴不曾修建的河段加以修建。他們認為河南段黃河“在上游，因此河南有失，則江北河道淤淀不旋踵”。就在河南中部和東部的滎陽、儀封、考城等地，都修建了縷、遙二堤。而在蘇北云梯關以東，潘季馴認為這里地近黃海，不需要修建河堤。而靳輔、陳潢則主張“治河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因而也修建了18000丈束水攻沙的河堤。

但靳輔二人治河與潘季馴大有不同，除了也強調束水攻沙外，又十分重視人力的疏導作用。他們認為三年以內的新淤，比較疏松，河水容易沖刷，而五年以上的舊淤，已經板結，非靠人力浚挖不可。于是就開展人力浚挖，還總結出一套“川”字形的挖土法。方法是，在堵塞決口以前，在舊河床上的水道兩側三丈處，各開一條寬八丈深溝，加上水道，成為“川”字形。堵決口、挽正流后，三條水道很快便可將中間未挖的泥沙沖掉。“川”字形挖土法，可減輕挖土的工作量，挖出來的泥沙，又可用來加固堤防。在疏浚河口時，他們還創造了帶水作業的刷沙機械，就是在船尾系鐵掃帚，當船來回行駛時，可以翻起河底的泥沙，再利用流水的沖力，將泥沙送到深海中。這是我國利用機械治河的雛形。 （《中國水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