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祥林 鄭天虎

他是山西籍人士。他的姓名和人生軌跡至今已鮮為人知。然而，他在重要歷史關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抗日救國，他在學生時代毅然投筆從戎，從此開啟了曲折的軍旅生涯。在北平與綏遠和平起義中，他更擔任了“特別信使”。他，就是傅作義當年的上校隨從肖如芝。

肖如芝，字子香，祖居山西省稷山縣西社鎮老凹窯村。八年全面抗日期間，他參加了多次艱苦卓絕的戰斗；三年解放戰爭中，他參與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北平和平起義和綏遠“九一九”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服從祖國需要，扎根塞北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繼續不懈努力。

積極襄助 北平起義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卻挑起全面內戰。遼沈戰役之后，東北全境很快解放。解放軍馬不停蹄、士不卸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軍山海關之內。到1949年年初，華北大部分地區已被解放，國民黨軍僅剩北平、天津和綏遠等地，且已成為被“隔離”或“圍困”的陸上孤島。

作為華北“剿總”司令的傅作義將軍審時度勢，最終選擇了同中共中央華北局協商談判和平起義。當時，北平城的守軍內部組合復雜，為防止意外發生，協商談判在絕密情況下進行。出行選車和司機至關重要，直接關系著談判成功與否。時任華北剿總司令部中校課長兼勤奮大隊隊長的肖如芝，奉命秘密選合適的車、派可靠的司機，接送有關人員出城與解放軍前線司令部接頭談判。

1949年1月14日，傅作義叮囑肖如芝：“派一部好車，要安排可靠的司機，只管開車，不要問誰坐。”肖如芝奉命挑選了一名姓甄的可靠司機，開了一輛性能很好的吉普，送華北“剿總”副司令鄧寶珊和周北峰出城，在通縣西五里橋與林彪、聶榮臻、羅榮桓進行了坦誠、務實、具體而富有成效的談判，同時接回解放軍代表蘇靜。

肖如芝在兩方談判幕后嚴格執行命令，恪盡職守，認真負責，無走風、無泄密，保障了和平協議順利簽訂。

肩負使命 舉步維艱

北平和平起義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以“綏遠方式”解決綏遠問題。為了落實毛主席提出的“綏遠方式”，促進綏遠和平解放，中共中央華北局與傅作義商定，雙方各派三名代表，組成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在北平商談解決綏遠問題。經過兩個多月的談判協商，在北平西交民巷東口銀行俱樂部簽署了有關交通、金融、貿易及派駐歸綏（綏遠省府所在地，即今呼和浩特市）聯絡機構等問題的協議，簡稱《綏遠協議》。

根據協議，華北區人民政府駐歸綏聯絡組，于1949年6月25日進駐歸綏。可是，通知送給綏遠方面之后，遲遲不見董其武方面行動。我方于是又派出人員再次送信，還是沒有效果。

6月10日，傅作義在他的住處會議廳召見留辦的十多位隨從人員，都是身邊上校以上的得力助手，肖如芝就是其中之一。傅作義對大家說：“這里沒有什么工作了，綏遠的工作要做，大家到綏遠去。過去大家跟我多年，靠我來負責，從此我就不能為大家盡責了。今后我們重新做起，跟共產黨走。你們到綏遠聽董其武安排。”

會后，傅作義召見肖如芝，鄭重地對他說：“你和潘紀文一同前往綏遠工作，帶吉普車去，路上少說話。”潘紀文是中共人員，國共合作抗戰時期同傅作義一起工作過。肖如芝此行的任務一是要為中共聯絡處人員入駐綏遠做準備；二是做中共聯絡處和董其武之間的聯系人；三是為傅作義即將后續派往綏遠協助董其武和平起義的人員當先遣隊和排頭兵。

6月19日，肖如芝依舊挑選了一輛性能好的吉普車、兩名好司機，還有兩名勤務員共5人，同于鋒（中共人員）從北平前門站乘火車啟程西行。于鋒在車上發去電報，告訴綏遠方面肖如芝一行已經出發赴綏遠。

22日下午，肖如芝一行到達中共綏遠省政府臨時駐地豐鎮，隨即又著人給綏遠方面送去一信。接下來，在豐鎮等候了整整一周，仍然不見董其武來信。從北平到豐鎮，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先后發出三封信和一個電報，均未收到董其武回復，大家感到了問題的復雜性。

最后商定，由肖如芝和何樹聲（中共人員）先行過去與董其武電話聯系。在毫沁營子綏遠方面的二五八師師部，肖如芝接通了董其武電話。

董其武問：“為什么不提前來信？”

肖如之說：“（最后的一封）信已發出了一周，未見回信。”

后來才知道，屢次發出的聯系信件，均被董其武的部屬一一一軍頑固軍長劉萬春扣壓，并沒有交給董其武。由于內部情況復雜，董其武為了慎重起見，沒有讓聯絡處人員貿然入駐。直至7月中旬，才分兩批進駐綏遠，比預定時間推遲了半個多月。

初抵綏遠 險象環生

肖如芝一行在綏遠舊省府見到董其武。

“信為什么沒有收到？”董開口先問道，顯出非常疑惑的樣子，“這其中必有文章。”董吩咐肖如芝等人先住下再說。當天黃昏，在綏遠新城街德王府，董其武專程來看望肖如芝和中共代表一行。經肖如芝介紹，董其武和大家一一握手。不一會，董其武身邊的軍政要員差不多到齊了，唯獨不見劉萬春。這引起肖如芝警覺，不知道這位扣壓給董其武信件的頑固軍長，在背后又搗什么鬼。

根據綏遠方面的安排，肖如芝一行住德王府內院，中共聯絡處代表住新城西鳳街后和旅社。雖然相距不遠，但見面相聚也得十分小心，只因常常有人盯梢跟蹤。外面流傳肖如芝是共產黨，并揚言要收拾他。沒過幾天，肖如芝住處接到反動分子從墻外投擲的恫嚇信，“你們這些人，在北平把傅作義出賣了，又來綏遠出賣董其武，小心你們的腦袋……”后來所知，這些恫嚇信是劉萬春手下二五八師政工處長趙元德（軍統特務）投擲的。之前在毫沁營子肖如芝同董其武通電話時，趙元德有意避而不見——在背后叫囂要收拾肖如芝的就是此人。7月中旬的一天，中共聯絡人員鐵路代表王士鑫，被劉萬春部下二五八師段錦堂團的連長李錫慶等人打倒在新舊城之間的馬路上，因失血過多而犧牲。參加北平和平起義的于洪雯上校因宣傳北平和平起義好，被反動分子活埋……凡此種種，無所不用其極，肆意進行破壞活動，導致綏遠和平起義工作困難重重。

針鋒相對 堅持斗爭

面對綏遠當時的形勢，肖如芝和中共聯絡處的同志商議，大家居住在一起不便于開展工作，且危險性較大，決定分散居住。肖如芝移居到綏遠舊城興隆巷一號一位鄉親家中，對外稱北平和平起義后無事可做，在此搞點小買賣，秘密協助董其武起義工作。這期間，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作中共聯絡處和董其武的聯系人，就雙方工作情況和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隨時溝通。一天，中共聯絡處同志特意將肖如芝接去后和旅社前院西房客廳。魯志浩同志問：“老肖，我們不把你當外人，董其武究竟是什么態度？”肖如芝說：“董其武你們不要懷疑，他一向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贊揚八路軍的作風。他是傅作義先生多年培養提拔的心腹，也是傅先生的臂膀。傅先生讓他怎么走，他一定會照辦，絕對不會含糊——像劉萬春這些人就不敢說了。”接著，肖如芝把這段時間掌握的綏遠形勢作了介紹，大致可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以董其武為首的大多數人，都是傅作義培植起來的，堅決聽傅作義和董其武的話，絕對贊同和平起義；第二種持懷疑觀望態度；第三種就是頑固派分子，受特務唆使持反對態度。

鑒于綏遠的險惡形勢，中共聯絡處的同志一度產生了撤走的想法。肖如芝立即將此情況報告董其武。董其武得知這一情況后十分著急，立即派秘書長唐保安給聯絡處代表道歉解釋，并說：“千萬不能撤！”董其武后來親自到聯絡處看望代表們，并說：“傅先生來電，堅決不讓大家走！”與此同時，聯絡處代表也接到上級指示：“要堅決頂住，不能離開！”于是，代表們又安下心，針鋒相對，與反動分子進行堅決斗爭。對于中共鐵路代表王士鑫被殺一案，董其武非常氣憤。在他的指令下，劉萬春無奈派段錦堂將李錫慶捉拿歸案，當場予以槍決；同時，董其武還為王士鑫開了追悼會，此舉大大滅了反動分子的囂張氣焰。

為了保障中共代表安全，董其武將他們的住處搬到建設街德王府，并加了雙崗保護。為了早日促成綏遠和平起義，聯絡處同志冒著生命危險出門開展工作。肖如芝作為傅作義的特別代表，不負使命，隨時準備為綏遠和平起義獻身。為此，他特在綏遠大南街豫芳照相館照了一張相，以預防不測留作紀念。肖如芝奉董其武之命，到綏遠軍官總隊以教官的名義做思想工作。他給軍官們講課，主要講傅作義1949年4月1日發表聲明的立場和主旨：“傅先生說，過去走過的路，實際是為地主、資產階級看家，為名門富豪保鏢。國民黨已為人民所唾棄，失敗已成定局，共產黨勝利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肖如芝一再強調，大家都是傅作義老部下，跟著他走是不會錯的。

不久，豐鎮又派來大批中共人員，公開宣傳黨的政策和綏遠和平起義的好處。與此同時，傅作義要來綏遠的消息傳遍全城，綏遠軍民受到極大鼓舞，反動分子所散布的“傅作義已失去自由”“傅作義已南飛廣州”的謠言不攻自破。

綏遠方式 起義成功

1949年8月，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中南海接見傅作義，讓其親赴綏遠，敦促和平起義。8月23日，傅作義乘專車來到綏遠，分別給軍政人員做工作。肖如芝在新城南街路西公益局巷傅作義先生的下榻處面見傅。傅作義問他：“你在哪里？”肖如芝答：“在軍官總隊。”傅作義又問到軍官總隊的情況，肖如芝匯報說：“有四個隊，三百多人。大家都盼你來，聽說你已不自由。”傅作義笑了笑說：“告訴大家放心，重新做起來。”

正當綏遠和平起義成功在望之際，軍統、中統特務不甘心失敗，依然在暗地繼續搗亂作祟。他們陰謀以勸傅作義南飛廣州、勸董其武西撤，并給二人加官晉爵為借口，乘機對二人實施暗殺。9月18日，原定在包頭面粉廠召開有關人員會議，舉行和平起義簽名儀式。獲悉此情況后，董其武當機立斷決定將會址秘密轉移到綏遠省銀行包頭分行禮堂。特務分子始料不及，陰謀未能得逞。

9月19日，以董其武為首的綏遠軍政和地方各界代表39人，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名。原來個別持反動立場的人，在傅作義勸說下也轉變了立場。然后，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及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發出通電，聲明脫離蔣介石反動派殘余集團，堅持走到人民方面來。

肖如芝作為傅作義將軍的隨從和得力助手，從抗日救國到北平與綏遠和平解放，他愛國、忠誠、奮勇、盡責，不負使命，具備不畏流血和犧牲的精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服從祖國需要，遠赴內蒙古自治區任政府終身參事，政協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五、六屆委員，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祖國繁榮昌盛，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繼續貢獻力量。晚年，他以“老牛自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作為座右銘激勵自己，發揮余熱。1983年，他回到闊別多年的山西老家，為家鄉的巨大變化而高興，滿懷激情寫下詩句：半生戎馬逐浪飄，幾經風雨越狂濤。河清海晏逢盛世，安度晚年情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