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鵬

現實中的張安康與我想象中的判若云泥。西裝革履、寶馬名車、高樓豪宅等這些大老板的標配都與他無緣；穿著簡樸、舊車代步、果庫當屋等這些老果農的日常卻與他沾邊。他不是一個“獨樂樂”的商人，而是一個與果鄉“眾樂樂”的致富帶頭人。

當“果鄉赤子”“果業特殊貢獻獎”“愛心慈善家”等名譽接踵而至時，他并沒有忘了自己“退伍軍人”“共產黨員”“農家安娃”的身份，而是俯下身子“不用揚鞭自奮蹄”，籌劃著如何聯農帶農拓寬蘋果銷路。中等的身材猶如黃土地上聳起的山脊，不懼狂風暴雨千磨萬擊；熱情的眼睛猶如黃土地上流淌的河水，不怕土擋山攔千難萬險。作為平陸縣躍飛果品進出口有限公司負責人，洪池鎮北馬村創業致富的領頭羊，扎根山鄉服務山鄉的黃河漢子，張安康身上的“讓”文化灼灼閃光。

這種“讓”文化植根河東厚土。洪池鎮有個檀道廟，《詩經·魏風·伐檀》和“虞芮讓畔”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這是先民對不勞而獲者的嘲諷，據理力爭勇于抗爭的因子鐫刻在先人的骨子里。《史記·周本紀》載，虞芮二君爭田不絕，相隨入周，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民俗皆讓長。二君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遂還，相讓所爭之地為閑原。“爭”是與生俱來，“讓”是后天養成；“爭”憑的是理直氣正，“讓”為的是睦鄰和合。孟子說：“辭讓之心，禮之端也。”穿越了三千年的時光，“讓”文化在這方厚土賡續傳承，也深深嵌入張安康這位土生土長的平陸人身上。

這種“讓”文化輝映著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張安康退伍回來之后，本來在化工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可是當他看到村民因賣果難而刨樹時，毅然辭去鐵飯碗，六下江南，花光積蓄，尋到第一家合作商。針對鄉親“70”以下小果無人問津，只能賤賣落果的現實，他多方奔走，四處打聽，開辟了出口孟加拉國、印尼、泰國等國家的外貿路徑，讓小果也能賣上好價錢。張安康的果品公司不僅解決了鄉親賣果難的問題，而且為十里八鄉的老人和留守婦女提供了在家門口打零工的機會。有錢賺，有奔頭，鄉親自然干勁十足，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廣，鄉風鄉俗也隨之一振。

這種“讓”文化貫穿在商業活動的始終。張安康堅守誠信經營的商業理念，設身處地地替客商和果農著想，即便自己虧損點，也絕不讓對方吃虧。他曾感慨地說：“是客商外貿成就了自己，是父老鄉親照顧了生意。”2023年，當他按照合約把2000噸蘋果加班加點裝車待發時，卻因孟加拉國國內動蕩而積壓到了庫里，但他并未找客商理賠違約金。為此，他賠了100多萬元。對果農送來的蘋果，張安康把收購標準定得很低，以便果農多賣點錢。張安康每年經手蘋果約6000萬斤，一斤只要差上一分錢，就是60萬元的利，但他心里明白，果農掙的是血汗錢，自己能一元一斤收，絕不0.99元一斤收。

這種“讓”文化綻放在無私的愛心活動中。公司一天的流水就有20萬元，從事果品生意20多年的張安康，把掙來的錢都花在哪兒了？他并沒有把錢留給自己，只給自己和老伴留下20萬元養老費；他也沒有把錢留給兒孫，“兒孫自有兒孫福”是他的信條。他始終堅守“一起富，才是富”的財富觀，堅守“義字當頭、讓利于人”的義利觀，把公司70%的收入都回饋給了社會。多年來，他累計捐款50余萬元。2021年，汾河稷山段遭遇洪災，他緊急購買了一卡車救災物資，帶上員工星夜趕赴抗洪一線，把錢和物資送到救災人員手中。“跟著安娃，心里安康”，年齡大的鄉親喜歡用“安娃”來稱呼張安康。他花了36萬元給村里修建舞臺，給鑼鼓隊捐了100面銅鑼，把500箱南方水果贈給老年人品嘗，在重陽節設宴款待老年人，不時給老年日間照料中心捐錢捐物，主動把回不了家或摔倒的老人送回家……大大小小、樁樁件件，這些愛心義舉有口皆碑。

就是那座綿延不絕的山，就是那個溝壑縱橫的塬，就是那條孕育生命的河，就是那個砸碎貧窮的漢，“讓”文化在河東人的血脈里流傳，“讓”文化在張安康的身上閃現。鄉村振興、共同富裕是新時代的社會命題，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無數像張安康一樣的鄉村帶頭人，正同鄉親們一道，在山河大地上，書寫著致富奔小康的新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