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愛蘭

我的舅家在稷王山下。

我的外公是方圓幾十里有名的老木匠。舅舅從小跟著我外公學做木工活，多年的耳濡目染下，也成了一名手藝高超的好木匠。

（一）

做木工活既是技術活，又是下苦活。那年代，要做一件家具，先得把砍了的樹解成幾大塊長長的木板。解木板是重體力活，首先，要將樹綁在木樁上，兩個人用大鋸來鋸。一個人站在長凳上，一個人坐在地上，兩個人一拉一送，一上一下地拉來拉去，需配合得非常默契。一棵樹解成板，拉鋸的人是要出幾身汗哩！聽母親說，舅舅身高體健，胳膊有勁，拉鋸時一人能輪換兩個人。經他手解的板，直直的，毫厘不差。

同外公一樣，舅舅做活時“丁是丁卯是卯”，所做的家具整齊，入眼；所做的工具靈巧，使上得勁。因此，舅家周邊村的絕大多數人家，都多多少少用過舅舅做的家具、農具。

有這樣一位手藝高超的舅舅，自然而然，我家與木工手藝相關的生活用具及生產工具都是舅舅親手做的了。

20世紀80年代，我家要打一輛小平車，舅舅帶上工具箱，與徒弟一起來到我家干活。

舅舅與徒弟畫線、解板、推、刨，兩根轅桿被整得光光滑滑的，車板、車幫打得拽拽實實的，整個小平車看上去美觀，用起來順手。后來，小平車用了二三十年，還是完完整整的。

我家蓋房子時，門窗都是舅舅一手做的。每個窗戶的四個角是鑿刻的蝙蝠，刻著不同的花樣，有萬字拐的，有磚摞形的，看上去精美細致。

（二）

我們小時候，沒有五花八門的玩具，而會木匠活的舅舅，以木板為材料，給我們做了不少玩具，豐富了我們的童年生活。特別是那把大小與真槍差不多的木槍，令我在同伴面前很是威風。手握一桿“槍”，甭提多神氣了。

我在離家二里地的小陽七制校讀書時，冬天的晚上要上晚自習。說是上晚自習，其實是去工地上坐小平車下到池底，以便另一輛裝滿土的車子上來。有一天晚上，我們放得遲了。母親拿著我的木槍，在小陽村口因為等不上我們，便找到了學校。不見人，又打聽著找到了工地。當時，母親手里的木槍，著實讓老師和同學們吃了一驚，他們以為母親拿著真槍哩！可見舅舅的手藝之高。

舅舅歲數大了，不外出做活了，但他閑不住，就在家里做一些小物件。我們去舅家了，他就拿出那些小物件，讓我們挑喜歡的帶回去。

我家里的摟麥耙耙、小凳凳都是舅舅打造的。這個凳子，座板光滑，高約10厘米，最適合我坐了。我家吃飯時，飯菜放在茶幾上，人坐在沙發上吃。而我這樣感到不得勁，每每吃飯時，便拿來這個凳子坐上，高低正好。時間長了，舅舅做的這凳子就成了我的專屬。

去年到麥地里拔草，回來后腰酸腿疼。弓著背的滋味對曾患腰椎間盤突出的我來說，真是受罪。

唉……第二天早上吃饃的當兒，我看到了小凳子。忽然眼前一亮：這個低低的，坐上去拔草正好。

我把小凳放在電動自行車踏板上，騎上車上地了。甭說，坐在小凳上拔草，舒服、帶勁。舅舅做的這個小凳真是幫了我大忙！

（三）

舅舅與我母親兄妹情深，總是互相照應著。舅家地處稷王山下，那里地受陰，每年麥子比我們這里熟得遲些。一到麥收時節，舅舅就帶著表姐、徒弟來我們家幫著割麥、碾場。

我們姊妹從舅家回的時候，舅舅總要把我們送到焦石嶺頂，然后站在嶺子頂上看著我們，不時大聲叮囑幾句。開始時，我們還能聽到舅舅的聲音，也大聲地回應著。越走越遠，聽不到舅舅的聲音了，但我們還會不時地回頭，總能見到站在嶺子頂上的舅舅。等走到小陽坡羊圈坡坡那里，我們回過頭對著站在焦石嶺上的舅舅大聲地喊道：“舅舅，您回去吧！”之后，我們便走到大坡下蹲幾分鐘，又走到坡上往焦石嶺上看，這才不見了舅舅的影子。

舅家做了什么好吃的，總是不顧十幾里坡路難走，給我們送些。舅舅怕耽誤活計，常常是趕天明前就到我家了。只要是拂曉時聽到屋子后墻被磚頭敲三聲，我們都知道準是舅舅來了。舅舅一來，不僅帶好吃的，還給我們姊妹們用撲克算卦。以至于我們也會用撲克算卦，但又不會像舅舅那樣圓卦。后來，母親告訴我們，舅舅的圓卦是凈說對我們好的話。

舅舅不是能說會道的人，他用特別的方式來表達對我們的愛。

舅舅是一個不大會交際的人，很少求人辦事，但為了我，他放下身架找人求情。父母知道舅舅的性格，怕舅舅上別人門求情時難為情。舅舅卻笑著說：“就我熟悉，為娃的事，我抹下臉，啥都不嫌。”當時舅舅向人家問好，局促地坐下，傾著身子笑著與人說事。后面的細節，我不想多說了，想起不大會交際的舅舅為了我，在那個比他小好多歲的人面前畢恭畢敬的樣子，我就心里難受得很，眼淚都快要流下來了。

而今，舅舅已去世十幾年了，我時常會想起他來。舅舅之恩，我難以報答，但會永遠銘記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