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石山

中華大地，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之上，敢說處處稱錦繡；生于斯長于斯的億萬華夏子民，該是人人愛家鄉。

山西人愛山西，正如我們每個人愛自己的家鄉，這與狹隘的地方主義無關，而是愛國情懷的質樸而崇高、真誠而深切的具體表達。

我國的中央政府自秦朝實行郡縣制到隋唐實行都府制、宋代實行道路制，直至元代方才開始有了行省制，亦即開始了劃省而治。

元明清以降，被稱作“山西省”的這方土地，實在是我們華夏文明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發祥地之一。在歷史文化軟實力方面、在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過程中，山西對于華夏文明的最初建造與發展壯大，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以近年尤甚：山西是一個資源大省，是一個文物大省。但我們尤其應該知曉：山西是中國歷史文化大省，是農耕發祥大省，是民族融合大省，是戲曲民歌大省，是北方語系中操獨特“晉語”的方言大省，是對整個華夏文明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天命之省。

有如天選天定，華夏文明的基因最早在這里栽植、萌生。這里，成為我們華夏文明直根的生長發育之地。天選、天定，山西這個省成了華夏文明的天命之省。

“天命之省”，是筆者近年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

山西，憑什么可以稱作天命之省？

擇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幾點。

1.話說“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堯舜禹前三王建都，皆在山西晉南。

有史籍記載，更有考古證明，“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近年來，臨汾市下轄襄汾縣陶寺發掘出的堯都遺址，確實已經具備了早期王國都城的幾乎所有功能。

史學界已有定論：最早的“中國”在山西晉南。這里，是中華文明植根成長的地方。

在萬里黃河晉陜豫三省交界的金三角地帶，前三王建都為什么都是在山西？河南、陜西，當年難道不產糧食嗎？

原來，山西晉南有一個天造地設的鹽池。

運城鹽池，號稱百里鹽池。中條山里的鹽礦經地下水的溶化滲出，在山下形成了一個東西長20公里~35公里、南北寬3公里~5公里的天然鹽池。

所謂“運城”，其名來源于“鹽運之城”。

華夏文明曙光初現的時代，傳說中的炎黃二帝與蚩尤大戰，即史上所謂“涿鹿之戰”，其真實起因就是為著爭奪鹽池。事實上，哪個原始部落掌控了鹽池，獲得了人類不可或缺的食鹽資源，哪個部落就最為發達強大。

涿鹿之戰的結果是炎黃集團獲勝，蚩尤集團戰敗，蚩尤戰死。蚩尤，作為一個失敗者，最終淡出了“逐鹿中原”的宏偉史劇。用“炎黃子孫”來指代整個華夏族群，千百年來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權威定論。

但值得特別言說的是：就在運城鹽池邊，一直有座蚩尤塚，有個蚩尤村。當地漢族村民，千百年來，始終堅持尊奉祭祀蚩尤。在偉大廣博的民間話語里，人們并不尊奉所謂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人們沒有忘記蚩尤，沒有以成敗論英雄。

當今時代，炎黃二帝，包括蚩尤，被一道稱作華夏文明的“人文三祖”。

2.截止到工業時代來臨，中國建造了全人類最輝煌的農耕文明。

農耕，離不開水。用水、治水，成為華夏農耕史上極其重大的治國方略。

大禹治水，功高千古。

但在治理一條桀驁不馴的萬里黃河之前，一定會有治理小流域的經驗積累。傳說中的金天氏臺駘治水，比大禹治水要早500年。臺駘，主要治理的是南北縱貫山西的汾河。

幾乎只有在山西，人們祭祀紀念著這位我們華夏治水史上的偉大先驅。

3.人們常言“江山社稷”。何為社？社說的是土地川原。何為稷？稷指的是莊稼五谷。

中國最早、最大的祭祀后土大神的廟宇“社”，在山西晉南運城市下轄的萬榮縣。萬榮汾陰后土祠，相傳乃黃帝掃地為壇祭祀大地之處。汾陰后土祠，是中國官方與民間最早祭祀土地大神的地方。

運城市下轄的稷山縣，有一座稷王山。稷王山處在稷山、萬榮、聞喜、鹽湖、和新絳五縣（區）之間。

“后稷教民稼穡”，稷，是先民最早播種的谷物代表；“稷王”之稱謂，體現了先民對后稷的無上感念與尊奉之情。

稷王山是中國最早祭祀谷物之神的地方。社與稷最早起源于山西；后土崇拜、后稷崇拜，最早發端于山西。

4.人們仍然會發出一個疑問：社與稷，后土崇拜與后稷崇拜，為什么最早都出現在山西？

事實上，在傳說中的“大洪水”時代，在臺駘和大禹治水之前，黃土高原之下，尚是一派汪洋。只有黃土高原高出海平面之處才能種植莊禾。史書明確記載：大禹治水之后，方才有“降丘度土”，人們方才能夠到河邊平壩地面去進行耕種。

山西，處于黃土高原東端，而且有天造地設的鹽池，于是，這里最有可能成為中國原始農耕部族最早的聚居之地。中國先民的農耕技術，以及與之相伴生的農耕文化，在這里最早成型并達于成熟。

山西是華夏農耕文明最早和最重要的發祥地之一，應該是一個中肯的評斷。

5.我們稍稍留心，還會發現：萬里長城，只有在被稱作“表里山河”最為完固的山西，有著內外兩道長城。這又是怎么回事？

萬里長城，橫亙中國北疆。陜西北部的長城之外，是黃河大弓背和毛烏素沙漠；河北北部則是縱深數百里的燕山山脈。只有山西正北，山河屏障最為薄弱。從呼和浩特出發，經由土默川，游牧部族南侵的兵車快馬一天就可直達大同。

因而，山西大同一線的長城防衛相對容易被突破。

于是，防衛中原、拱衛首都、保衛身后安寧的農耕環境，抵御游牧部族的南侵，主要壓力始終在山西。于是，在山西中北部的雁同盆地和忻定盆地交界處，國家修筑了第二道長城。在這道長城沿線，乃有了雁門關、寧武關和偏頭關這歷史上著名的“三關”。

事實上，山西為抵御游牧部族南侵，在中國歷史上作出過很大貢獻與犧牲。

6.然而，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又是東亞板塊上最宏偉的歷史篇章。

長城從來沒有徹底阻斷這一融合；長城在某些時候，恰恰成為這一融合的實體介質。

由于山西北端的山河防衛最為薄弱，這樣的地緣因素使得山西在事實上成為兩大文明碰撞的前沿地帶，成為兩大文明融合的先發地區。

公元前300年，趙武靈王倡導推進胡服騎射。這一中國歷史上最早也最偉大的改革，最早踐行是在山西。從此“改革”與“開放”，成為華夏文明的一個特質。

過了800年，到公元500年，北魏孝文帝強力推行鮮卑族漢化改制，從山西大同發端，漸次推進到整個北方。

孝文帝主動改革、遷都漢化的直接結果，是數百萬鮮卑族人與其他北方各族族民和平遷入中原，和平融入了華夏族群。匯合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國文化，愈加博大雄宏，為后來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趙武靈王倡導推進的胡服騎射，使得華夏中心文明主動吸納周邊文明發展壯大，爾后“柔服遠人”，幾乎是兵不血刃，趙國的疆土向外拓展，擴建了雁門郡、云中郡和九原郡等塞外三郡。如果說，這是華夏中心文明向外拓展的一種“外溢效應”，那么，孝文帝改制則是游牧文明主動服膺靠攏中心文明的一種“向心效應”。

這兩種效應，最早發生在山西，然后在整個中國漸次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山西，毫無疑問應該說是踐行華夏民族融合、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一個天命之省。

7.由于山西在中華版圖上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形成了山西在地緣政治方面的某種獨特性。

所以，南北狹長的山西便成了一條中原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交互往來的便捷同道。

所以，當中央政權的首都在陜西長安、在河南洛陽與開封，山西成為拱衛首都的北方重要屏障。

所以，大唐置三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之外，山西的首府太原成為大唐的北京。

所以，大河之東所謂“河東”，成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人才來源地和糧倉之一；太行之西所謂“山西”，成為屏障中原、雄踞華北的戰略制高點。

所以，每當外敵入侵，山西總是肩負起頑強抵抗、奮勇犧牲的責任。包括20世紀日寇侵華，國軍、晉軍和八路軍一道鐵血抗戰，保證了山西始終未被日寇完全占領，成為中華抗戰屹立不倒的堅城。

所以，當大清王朝決定“開邊”，山西處在上述便捷通道上，大得地利之便，因而崛起了著名的晉商。“走西口”和“闖關東”“下南洋”一樣，展現了中國人民“打破封閉、勇敢開拓”的偉大進取精神。

所以，山西曾經號稱“海內最富”。富庶的山西，地靈而出人杰。人文薈萃，英才輩出；是為指不勝屈、言不勝道。輩出的英才，為呵護傳承我們偉大的中國文明作出了無愧“天命之省”的貢獻。

說起山西，人們往往會聯想到“保守”這一詞匯。殊不知，“開拓”與“保守”，正是文明得以長盛不衰的一體兩面；殊不知，除了開拓進取，文明文化永遠離不開“保全”和“守衛”。

8.何況，山西南北狹長維度相差大、地形復雜山區盆地海拔高程不同，因而是北方雜糧大省。

何況，山西的先民善于制酒做醋。汾酒和老陳醋名揚天下，喜好吃醋的“老醯兒”幾乎成了山西人的代名詞。而最早懂得利用谷物發酵制曲，培養微生物釀造酒醋，是我們中國古人的獨特偉大發明。

何況，山西礦藏豐富，是中國數一數二的煤鐵資源大省。眾所周知，為了中華民族的再次騰飛，山西默默地付出了無可估量的犧牲。

何況，山西號稱“華北水塔”，眾多河流灌沃滋潤了華北平原。

更何況，山西人自古敬天法祖。遍及城鄉，廟宇神祠眾多，因而戲臺林立；四時八節，廟會笙管嗷噪，亂彈梆子腔響遏行云。戲臺上演繹著種種傳奇，盡在歌贊忠孝節義；代代民眾耳濡目染，沐浴教化，所以此地民風淳厚。

處在中國腹地的山西在許多外地人的心目中這里好生邊鄙而偏遠，純粹等于鄉野。這當然也沒有關系，孔夫子曾言道：禮失求諸野。貌似保守而偏遠的山西，默默地珍藏守護著我們的文明傳統，猶如守護國土的無形的雄關險塞萬里長城。

9.元末明初，改朝換代、戰亂不休，大半個中國人煙稀少，是為“千里無雞鳴”。

神奇的山西，這個天命之省，竟又奇跡般地為中華民族保存了人口資源。

明朝初年，朝廷政令下達，從山西向全國各地移民。經由著名的“洪洞大移民”，我們華夏民族的人種由山西撒播全國。

國人自古安土重遷，所謂故土難離。朝廷政令之下，大家一步三回頭去向遠方，移民的淚水溢滿山川。淚眼模糊里，是移民集散地那顆永遠的大槐樹。“問我家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

諸般種種，使我們不能不發出由衷的贊嘆：山西對于中國，果然是一個“天命之省”！

（張石山，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西省著名作家，曾任《山西文學》主編、山西省作協副主席，兩次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創作過電視劇多部。本文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