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大軍

漁業是具有開發利用價值的魚、甲殼類、貝、藻和海獸類等經濟動植物的總體。在我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漁業是社會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政治和文化的重要基礎。古代漁業管理，凝結著豐富的法治思想，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

嚴格組織管理

古代漁業管理機構隨著國家機構的產生而產生，并形成層級清楚、職責明確的管理體系。

機構單列，門類細分。公元前23世紀，舜繼堯位，開始在部落聯盟領導機構中分設出“虞”“稷”“秩宗”“共工”等官職。“虞”的職責就是管理川澤山林，其中就有對捕魚和打獵行為的管理與監督。“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漁業管理機構。

西周時期設置了較為系統完備的漁業管理機構，有“人”“水虞”“澤虞”“川衡”“川師”“鱉人”等不同的漁業管理部門。人掌管漁業政令，負責管理水產貢賦；“水虞”掌管山澤禁令，安排全國漁業生產；“澤虞”負責管理國家級大湖泊；“川衡”負責巡視禁令的實施情況。

設立官職，加強管理。五代十國后周時代，設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澤草木鳥獸而阜蕃之。天寶十一年又改虞部為司虞。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須、田獵等事”（《通典·職官五》）。唐朝《唐六典·尚書工部》記載：“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而辨其時禁。凡采捕、畋獵，必以其時。冬、春之交，水蟲孕育，捕魚之器，不施川澤。”

宋代在工部設有虞官，工部總職天下“山澤、苑囿、河渠之政”，下設的虞部職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辨其地產而為之厲禁”（《宋史·職官三》）。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漁業管理沿襲了西周官制。管晏相齊時，發展齊國海洋經濟，謀求“漁鹽之利”。在機構設置上，內陸漁業“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澤之筐蒲，舟絞守之；蔽之薪蒸，虞候守之”（《管子·小匡》），大小湖泊漁業由不同級別的虞官管理，水生植物采集則由舟絞負責管理。“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晏子春秋》），設祈望一職專門管理海洋漁業。

規定捕撈時間

古代禁漁有具體的規定，早期重視從時間上控制和調度。

春夏禁漁。夏朝成立之初，就頒布：“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逸周書·大聚篇》）。規定夏季魚類繁殖時為禁漁期。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保護漁業資源的法令。

唐朝大歷九年，代宗詔令“禁畿內漁獵采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為常式”（《舊唐書·代宗本紀》）。在動物繁育期，京畿內禁止捕魚狩獵。宋代建隆二年，太祖下詔：“禁春夏捕魚射鳥”（《宋史·太祖本紀》）。

生長期禁漁。在周代，文王將“不鶩澤，不行害”作為基本規定。他囑咐武王：“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畋漁以時。是以魚鱉歸其淵，鳥獸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逸周書·文傳解》）。意思是應當教導民眾注意節制和守時，保護好生物資源和生態環境，以利民生。

《禮記·月令》及《呂氏春秋》對各月生態禁令和環境保護措施有著翔實的記載：“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毋卵；仲春之月，養幼小，存諸孤，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行罪無赦；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在一年里，對生物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有著嚴格的管理規定，直到冬季才允許捕魚。

保護魚類種群

古代保護魚類種群體現在禁捕幼小魚苗等方面。

規定禁捕魚苗尺寸。在漢代有“不得屠殺少齒”（《風俗通·怪神》）之規定，以保護幼小動物。《孟子·梁惠王上》載：“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淮南子·主術訓》載：“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于溪谷。魚不長尺不得取。”

對漁網的網目尺寸及漁具古代法律也有規定，《孟子·梁惠王上》記載“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禁止使用小于四寸的密網捕撈。唐朝咸亨四年，高宗詔令：“禁作簺捕魚、營圈取獸者。”開元八年玄宗敕令：“諸州有廣造簺滬取魚，并宜禁斷。”即禁止用竹木編成的細密的工具捕撈，以防竭澤而漁。

禁止殺卵殺胎。《禮記·王制》記載，周朝規定：“天子不合圍……不卵，不殺胎，……不覆巢。”嚴格控制對自然資源的索取，一旦觸犯將受到嚴厲的懲處。南北朝永平二年，北魏宣武帝“詔禁屠殺含孕，以為永制”（《北史·魏本紀》）。是指永遠禁止屠殺有孕動物。

建立稅賦制度

古代還將征收漁業稅賦作為漁業管理的重要手段。

設立漁稅機關。《周禮·天官冢宰第一》載有：“人掌以時漁為梁凡漁者，掌其政令。凡漁征入于玉府。”秦代專門設置機構征收漁業稅，“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漢書·百官公卿表》）。

漢承秦制，“凡郡縣……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九江郡設置有“陂官”“湖官”，南郡編縣與江夏郡西陵縣則設置有“云夢官”。水官、陂官、湖官、云夢官即是收取漁業稅的官員。漢武帝時期，還從海洋漁業生產中征收“海租”，即漁業稅賦。漢平帝時期“置少府海丞”“海丞，主海稅也”，負責征收海洋漁業稅賦。

制定征稅標準。管仲相齊之時，對漁業生產按照“相地而衰征”的方式征收漁業稅，即“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管子·戒》）。即在五谷種植之外的湖泊資源征收稅賦上，按照正常土地的五分之一計算征收。

漢代規定：“令諸取鳥獸魚鱉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為，于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而以其一為貢”（《漢書·食貨志》）。即漁稅為收獲物的十分之一。

元代設置“河泊所”征收漁業稅。《元史》記載：“元有額外課。……課之名凡三十有二：……十六曰魚。……漁課，江浙省鈔一百四十三錠四十兩四錢。”敘述了當時漁業稅收的總額度。

明代沿襲元制，設置“河泊所”征收漁業稅，征稅的范圍涉及湖泊池潭、江河港汊，甚至淺水、高塘等各類漁業水體。

建立免稅制度。春秋時期，在“時禁”期間，漁業稅賦則予以免除，即“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征也”（《管子·戒》）。宋代神宗時期，曾詔令漁課的征收標準：“濱、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指免除）之”（《宋史·食貨下八》）。

南宋一官員在奏章中對該時期慶元府的漁稅征收寫道，“所有鮮魚蚶蛤蝦等及本府所產生果悉免”，即對本地漁產免稅，而對“淹鹽魚蝦等及外處所販柑橘橄欖之屬收稅”，即比照市舶司（指市場管理組織）的征收標準對外地商產的漁產收稅。

古代漁業管理注重水生動物和水生植物的生長規律和特性，并在此基礎上采取相應強制措施加以保護。當今，我們更要樹立生態利益優先理念，遵循生態發展規律，推動漁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