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川

5月12日是著名作家王西蘭先生文學創作50周年紀念日，他以《耬鈴叮當的季節》《大唐蒲東》《中國農民原貴生》三部作品，先后三次榮獲趙樹理文學獎。不論是在運城市，還是在山西省，這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了不起的文學成就。我與王西蘭老師相交20余年，閱讀過他的各類作品，見證過部分作品的創作過程，同時也經常得到他的耳提面命。所以，不揣淺陋，結合自己的見聞感悟，簡單談一談王西蘭先生的文學之路。

《送葬》

和王西蘭老師相識，大約是趙載1998年，當時他的長篇小說《送葬》剛出版不久。

《送葬》是一本自傳體小說。主人公“心娃”，出生于西北蘭州，父親是商鋪掌柜，家境優裕，“心娃”從小便過著嬌慣而幸福的生活。但沒過多久，城里搞公私合營，私營商鋪的工作人員被大批遣散回鄉。回鄉之后，精明能干的父親，變成了不合格的農民；賢惠善良的母親，變成了身份不明的二太太；“心娃”自己，則變成了不受歡迎的多余孩子。農村里的大家庭，本來就不富裕，他們一家三口飽受人情冷暖。不久，父親含恨去世，“心娃”母子又經歷了更多磨難。無奈之下，母親攜子遠嫁他方，“心娃”幼小的心靈中，對故鄉、對家族，都留下了深深的傷痕。多年以后，事業有成的“心娃”接到老家的消息，祖母去世了，需要回家送葬。他百感交集，開始重新面對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生。

這部小說是催人淚下的。特殊時代特殊人物的特殊命運，在別人看來，可能是人間常態，在當事人看來，則是錐心之痛。不過，在我這個特殊的讀者看來，它卻是《紅樓夢》的一個變種。小說的寫作筆法，大量借鑒了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寫得細膩，寫得巧妙。我由此知道，王西蘭老師精心研究《紅樓夢》，感悟極深，心得極多。他不是考據派，沒有把精力花費在人物形象背后的歷史事實上，而是從中觀察人情世態，探求寫作筆法，最后化為己用。

《耬鈴叮當的季節》

王西蘭早期最出名的作品，是短篇小說《耬鈴叮當的季節》，據說曾翻譯流傳到國外。我見到這篇小說卻比較晚，是從王老師的小說集中讀到的。

《耬鈴叮當的季節》寫的是一位生產隊隊長，以前因為勞動出色，被提拔為隊長，管了事，掌了權，也脫離了具體的勞動。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分到了各家。隊長雖然還是隊長，但管的事情少了，權力也變小了，自己又需要參加生產勞動了。到了播種季節，他的心理難免產生了巨大的落差。

這也是一個特殊時代特殊人物的特殊命運，有一定的典型性。作品能出名，能被翻譯到國外，正是因為它反映了時代變遷中的典型人物。我也是農村出身，小時候見過不少生產隊隊長，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在任的隊長。雖然沒有切身的體會，但從旁觀者的角度，也能產生不少共鳴，掌權的隊長和不掌權的隊長，完全是兩回事。

王老師早期的創作，大都是反映時代主旋律的作品。他生長于基層農村，有豐富的農村生活閱歷，因為好讀書、有才華、擅寫作，在農村嶄露頭角，由此成長為縣里的文化干部和青年作家。他的創作，引起了老一輩著名作家的關注，他曾一度被借調到省作協的刊物編輯部工作。

王老師最愛給我們這些后生晚輩講述他在省作協刊物編輯部的工作經歷，如何閱稿、選稿、定稿，如何給基層作者回信，如何得到“山藥蛋派”老作家的指導和幫助。這是他內心深處最重要、最珍貴的一段記憶。光我自己，就聽過不下三次。每次，他都講得認認真真，津津有味。我明白，這是王老師的精神傳承，他親炙過山藥蛋派老作家，是山藥蛋派的親傳弟子。

我記得有人曾經評論，王西蘭先生是“拔絲山藥”，與傳統的“山藥蛋”相比，他的創作技巧更加精細化了。除了《紅樓夢》等古典名著，王老師也給我們講過杰克·倫敦、歐亨利、莫泊桑、契訶夫等外國作家。他的藝術淵源是多方面的，這份香甜的“拔絲山藥”，其實都是苦學苦練出來的。

《大唐蒲東》

長篇小說《送葬》出版后不久，王西蘭擔任了運城文聯的領導。從作家的角度講，功成名就之后，文學之路似乎就看到了盡頭。但不久，他創作了文化散文《大唐蒲東》，可以說是另辟蹊徑，別開生面。

寫這種書，不僅需要精美的文筆，也需要大量的知識儲備。王西蘭在永濟工作多年，做過文化館館長、文化局局長、文聯主席，參與過永濟不少文化活動，知識量是足夠的，但他仍然下了很大功夫。

試舉一例，寫普救寺的相關章節，不僅需要熟讀《西廂記》，還需要知道一點佛教文化知識。王老師對佛教是不太熟悉的，他閱讀了大量的佛教書籍，然后積累了不少問題。有一回，我去永濟出差，王老師和我相約在賓館外的小亭子里會面，交流佛教知識。那次，我充分領教了王老師的博聞強記。他沒有拿書面材料，所有問題都裝在腦子里。他一條一條地問，我一條一條地答。

那次我們聊了兩個多小時，對我而言，如同經歷了一場考試。實際上，在后來的寫作中，佛教文化知識只占相當小的比例，但王老師幾乎把佛教史和佛學概論都過了一遍。在一個細節上都下這么大的功夫，在其他地方下的苦功就可想而知了。

《大唐蒲東》的寫作風格，我以為王老師借鑒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一些筆法，另外還有自己“拔絲山藥”的傳統風格，用極其優美的文學語言和極其豐富的文學技巧，扎實豐富的文史功底，把永濟幾個重要文化點都充分展示了一遍。寫鸛雀樓和唐詩的那一章，美得就像一部大型歌舞劇；寫司空圖和王官谷那一章，則充滿了祭奠唐詩時代的濃濃悲情。

《論語》有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段話既可以說人，也可以說作品。內容大于形式，則顯得粗野；形式大于內容，則顯得浮華。形式和內容相得益彰，就是高貴的君子之風。他的《大唐蒲東》，就是這樣一部形式和內容相匹配的優秀作品。他本人，也因此從傳統意義上的作家，轉型為底蘊深厚、辭采華茂的文化學者。

《中國農民原貴生》

王西蘭青年時代在省作協做編輯時，經常要處理退稿。退稿有不同的方式，作品雖達不到發表標準，但質量不錯，還有希望改進提高的，他都會撰寫一封帶鼓勵性質的退稿信。王西蘭給老家一位青年作者認真寫了一封退稿信，回鄉之后又親自見面交談，兩人因此結為好友。這位青年作者就是馮浩，后來撰寫了很多成功作品。而他們二人最成功的合作，就是《中國農民原貴生》。

原貴生是農村致富帶頭人、農民企業家，黨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有關方面希望撰寫一部原貴生的報告文學，就找到了王西蘭和馮浩。當時，王西蘭已經退休數年，馮浩也即將退休。兩人合作，一起采訪，然后由馮浩執筆撰寫初稿，王西蘭負責后期的把關修改。

原貴生出生于清貧的農民家庭，祖父是著名的車把式，父親是有作為的生產隊隊長。一家人勤勞能干，生活也充滿希望。但14歲那年，他的父親病故，家庭陷入危機。不久，母親改嫁、祖父去世，原貴生兄妹三人依靠叔父生活，過得就更加艱難。他不得不輟學務農，又因年齡不夠，只能算半勞力，掙很少的工分。為了助力家庭經濟，他拼命勞動、加倍勞動，并且想方設法，四處謀生。熬到17歲后，他參加了治黃工程，在工地上積極表現，引起了領導重視。不久，他又去絳縣五四一工地勞動，再一次引起領導關注，成為重點培養對象。后來，他擔任村里的民兵突擊隊隊長、民辦教師、生產隊隊長、副書記等職務，成長為一名優秀的農村基層干部。改革開放以后，龍門村解決了溫飽問題，又迎來了發展工業的新機遇。原貴生以村干部身份，參與了村里創辦焦化廠等工作，成長為新時代的農民企業家。

這本書寫得最好的地方是前半段，也就是原貴生14歲到17歲那段經歷。兩位作者熟悉農村的風土人情，也了解那個時代的林林總總，原貴生講述的那些人生苦樂，兩位作者都能充分理解，產生共鳴，所以寫得極為精彩，極為感人。原貴生的人生后半段能取得巨大成功，和少年時期的苦難磨礪是分不開的。他堅定的道德品質，長袖善舞的經營之道，也和少年時期的種種經歷分不開。寫好了前半段，后半段就水到渠成了。

作家老師的個人風范

王西蘭還有一部成功的作品是《不朽關公》，后改名為《關羽傳》再版。限于篇幅，本文不過多介紹了。需要補充介紹的是，王西蘭作為作家和老師的一些個人風范。

王西蘭是一名作家，對我們來講則是屬于前輩級別的作家、老師。他的角色意識很強，和我們見面聊天，很少說其他事，時時處處都不忘文學創作。你寫了一篇好文章，他會及時表揚；你許久沒有發表作品，他會提出批評。要不然就是拿《紅樓夢》等經典說事，細細地講述《紅樓夢》里的人情世故和寫作技巧。自己的作品中有了精彩段落或精彩句子，他會不避嫌疑地朗誦給大家，供大家參考。對社會上存在的各類文學現象，他會提出鮮明的觀點，有褒有貶。

運城市的中青年作家，大都受到過王老師的指點和推薦，在文學道路上有所進步。比如，李云峰以前在《河東文學》做責編的時候，王老師就和他談過心，指出他以后應該在文學評論方面多用功夫。后來，李云峰不僅寫出了很多精彩的評論文章，還成長為刊物主編、作協主席，并獲得了趙樹理文學獎。我自己，原本只是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小文章，運城政協策劃《河東文化叢書》時，王老師大力推薦，讓我參與寫了一本，從此我才敢寫大部頭的作品。

生活中的王老師寬容、厚道、謙和、友善，在人際交往中，禮貌周到、言辭得體，是個謙謙君子。他的另一個特點是非常勤奮，具體來講就是肯寫。中年以后，他仍有大作品、小作品陸續問世。退休后，稍得清閑，他仍然堅持文學創作，《關羽傳》《中國農民原貴生》就是其退休以后的作品。最近，他仍然和馮浩合作，在創作新的人物傳記。對我們后生晚輩來講，王老師不僅有“言傳”，也是有“身教”的。

以前，我曾很八卦地打聽過王西蘭老師的寫作習慣。王老師說，他每次寫作前，先要把房間弄得整整齊齊，再把自己洗得干干凈凈，然后從容地開始……

文學，就是他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