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無論走進哪處山陜會館，除了祀奉關公的正殿，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就數與正殿相對的戲臺了。如果說，正殿是神圣的，其作用多在商人的精神層面，那么，戲臺雖是正殿的附屬建筑，以酬神為名修建，其實更多意義在世俗層面，演給神的戲只是名義上的，更多的還是世俗的愉悅。因為有雙重作用，山陜商人修建戲臺往往也不惜重金，蘇州全晉會館中的戲臺就占盡無限風光，是整個會館建筑群的精髓所在。那勢若大鵬騰躍的翹角飛檐，繁若星辰閃爍的綴飾浮雕，以及斗拱旋榫、屋頂造型，無不讓人動容。然而，當年在這座戲臺上演奏的并非輕歌曼舞的江南絲竹，而是節奏鏗鏘、悲愴蒼涼的山陜梆子，在臺上表演的也是一群從遙遠的秦晉之地趕來的演員。在這繁華的江南都市，高亢的山陜之聲，會讓人有不知何處是故鄉的感覺。

全國各地戲臺數不勝數，當年，國家建立戲曲博物館，“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臺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里找到了”。（余秋雨語）余先生說的對，會館并非山陜商人的主要活動場所，僅是他們聯絡鄉誼，聽戲，聊天的地方，可就是這么不經意間，就將繁華的蘇州風光占盡。

河南南陽賒旗鎮山陜會館，筑有一座高30米，東西寬18米，分上下三層的懸鑒樓，又稱戲樓，樓后面是戲臺，由四根大方柱把巨大的三層戲樓凌空擎起。戲臺對面有可容納萬人的大院，院內東西廂房相向，分上下二層，為昔日看戲的包廂。當年秦腔蒲劇班社在戲臺演出，院內可容萬人觀看。這樣的戲臺無論規模，還是建筑質量，都不會比蘇州全晉會館戲臺差。

山陜商人不光建戲臺，看大戲，不惜重金邀請家鄉戲班到他們所駐商埠演出，還出資舉辦梆子戲班。清嘉慶年間著名的云生班就是由祁縣商人岳彩光創建的。岳彩光不僅是個富商，同時酷愛梆子戲，愛拉愛唱，是個超級戲迷。嘉慶三年（1798年），岳彩光從陜西買來30余名娃娃學藝，又從蘇州購回戲箱10只，專門撥出一座院子，蓋了戲臺，上掛牌匾：秦妙更晉。后又從陜西買回藝童20名，繼續組班，謂之云生班，并聘老元兒紅張世喜任教。

同州梆子著名戲班德盛班則由蒲州商人陳福兒組建。陳家在西安西大街設有“德福堂”商號，財力雄厚，陳福兒本人酷愛梆子戲，重金招聘名角李云亭、黨金良、茂盛兒、十八紅組成德盛班。因名角云集，加之財力雄厚，德盛班久演不衰。

西府秦腔的四大名班之一“永順班”為陜西岐山富商高玢所辦。高玢自幼好武術，愛戲曲，喜歡結交江湖藝人。光緒四年（1878年），高玢出資購戲箱、聘演員，以自家商號“永順”為名組成戲班。該班也聚集了一大批秦腔名角，演員陣容強大，一度達70多人。為保證戲班日常開支，高玢專門劃出50畝稻田，收入歸戲班。由于高家長期資助，永順班直到1951年，由政府接管改稱“岐山縣人民劇團”之前，仍然長盛不衰。

清代，由商人組建的戲班數不勝數，著名的還有祁縣富商渠氏所辦“三慶戲班”、榆次聶店富商王越創辦的“四喜戲班”。值得一提的是，聞名山陜的名角“彥子紅”本身就是商家出身；秦腔大師魏長生也是商人出身，多次率戲班赴京演出，“在皇帝鼻子面前手舞足蹈了五六年”。武功富商康海，每次演戲都親操琵琶，被稱為“琵琶圣手”，清初詩人吳梅村盛贊他“琵琶聲響多秦聲，對山慷慨稱入神”。

山陜商人還能將戲劇與人生、商業聯系在一起，從戲劇中獲得啟迪。當年廣傳于山陜商人的《典當業須知·不足》中，就有商家格言：“凡人處得意之境，就要想到不得意之時。譬如戲場上，沒有敲不竭之鑼鼓，沒有穿不盡之衣冠。有生旦，有凈丑，有熱鬧就有凄涼，凈丑就是生旦的對頭，凄涼就是熱鬧的結果。戲臺上多凈丑，商海中易得凄涼，通曉事理之人，須在熱鬧之中，收鑼罷鼓，不可到凄涼境上，解帶除冠?！保▌⒔ㄉ取渡轿鞯渖萄芯俊罚┯纱耍疥兩倘丝偨Y出，駑而不貪，見好就收，讓利雙贏，講求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相處才是商業經營的常勝法則。不是常看戲之人，怎能寫出如此與戲劇聯系緊密的話？

二

多數研究者認為，山陜商人喜歡梆子戲，是因為商旅寂寞，需要用家鄉戲營造出一種濃郁的鄉土氣氛，以解鄉愁，以消孤單。筆者以為，至少從現有的史料看不完全是這么回事。山陜商人對梆子戲的喜愛是浸在骨子里的。山陜兩地自古就是一片藝術熱土，兩地百姓從小就帶著天生的藝術細胞。

且不說遠古時期的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僅有記載的樂事，山陜兩地已得中華民族之先。聽堯帝《擊壤歌》知俗樂之豪邁；賞舜帝《南風歌》知雅音之悠揚，還有夏禹的大夏歌，《詩經》里的唐風、魏風、秦風。秦穆公所作“秦聲”，取風西音，高亢昂揚，“歌呼嗚嗚”，泄情緒，抒胸臆，擊甕叩缶，風格粗野，至今想象該是多么粗獷豪放。秦、漢、唐，秦地成文化中心，前有漢宮樂府，后有唐廷梨園。漢代，“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普通百姓則“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奴婢歌者數人，酒后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漢書·楊惲傳》）。

漢代人應劭注釋這段話時說：“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背跆迫祟亷煿沤忉屨f：“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爭搏髀，而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p>

這是一段令人欣然神往的描寫，敲擊瓦盆，聲和節奏，縱情而歌，這不分明就是現在的梆子戲嗎？

戲曲是一種舞臺藝術，綜合了眾多的藝術形式，具有夸張的人物，程式化的套路，還講究唱、念、做、打，如王國維先生所言，一言以蔽之，“謂以歌舞演故事也”。戲曲演出的復雜過程，注定了它的出現需要一個特殊的社會環境。

單純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農耕文化不可能產生出慷慨激昂的戲曲。只有當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結合后，游牧文化的草原放歌與農耕文化中的詩人行吟雜交相融，才有可能產生出戲曲這一特別的歌舞形式。因而，戲曲最早只能出現在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融合較為徹底的山陜兩省，也只能出現在中國北方被游牧民族占領后的金朝，興盛在整個中國被占領后的元朝，而不是大漢族一統江山的漢、唐，也不是游牧民族占據主要位置的其他地方，如吐蕃或回紇。每當想起中國戲曲產生的源頭時，不管別人怎么想，研究者們怎么說，我總會不自覺地想起，北齊老將軍斛律金在玉壁古戰場兵敗時的情景。四野茫茫，雪花紛紛，齊師新敗，士氣消沉。軍帳之內，老將軍以刀磕地，慨而歌《敕勅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那高亢悲涼的旋律，刀槍相撞的節奏，將士相和的氣氛，不正是后來山陜梆子的基調嗎？

蒙古人入主中原長達九十多年，使得中華民族的文化融合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當蒙古鐵騎唱著“壯偉狠戾”的軍歌，以橫掃千軍之勢揮師南下之時，以內省、自斂、深微、柔婉為審美特征的中原文化必定毫無還手之力地受到沖擊，如同一位嬌弱的女子，在被征服的同時，也被動地被注入草原文化那種粗獷、豪放、精悍的血氣。草原民族特有的粗獷豪放、率性任真、吶喊抒情、大氣豪壯的精神風貌一旦與中原諧婉、和靜、內斂的文風結合，便增加了無限的創作活力。兩者經過融合升華，形成元朝富有陽剛之氣的外露、粗獷、個性化的美學風范。

中國戲曲正是多種文化元素雜交后的產物。僅有漢文化的優雅根本產生不出戲曲，因為戲曲的精髓正在于俗，在于慷慨激昂，入耳上口，易于和也。最早出現的元雜劇，無疑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熏染的產物。北方草原民族一向以豪放、粗獷、坦誠、勇毅而著稱，而“草原文學作為審美的客體，在內容與形式上常常相應地表現為一種健力之美，例如有高遠闊大的境界，奔放昂揚的情感，剛健雄渾的氣勢，粗獷豪爽的文風等……它們在結構上往往大筆勾勒，大起大落，具有氣勢磅礴、波瀾起伏的功效；在語言上詞采豪壯，聲調鏗鏘，遒勁樸質，追求力度和色調?！保恫菰幕c草原文學》）

與漢賦、唐詩、宋詞相比，元雜劇包括以后出現的戲曲，其特點便是俗，其靈魂也是俗，其元氣也是俗。離開俗，便無特點，失靈魂，泄元氣。正是靠這個俗字，元雜劇和戲曲才戰勝雅樂，使文化第一次得到百姓認同并以空前的熱情接受。

山陜梆子是現存最古老的劇種，被譽為百戲之源。有人說，山陜梆子是燕趙慷慨悲歌之遺響；有人說，梆子戲源于唐代梨園樂曲。筆者非戲曲史研究者，卻固執地認為，山陜梆子只能源自于元雜劇，脫胎于民間的各種雜戲。山、陜兩省，地處中原文明與游牧文明過渡地帶，自古就有文化交融的傳統，春秋時期，秦穆公為吸收中原文化，廣納各國豪杰。戰國時代，秦獻公為改秦國面貌，效仿各國變法。至元代，山陜兩省再次以戲曲形式，吸收外來文化，給農耕文明注入了活力。

三

山西的蒲州、平陽一帶曾是北雜劇的發祥地，宋真宗時期的戲曲《關公戰蚩尤》即出自這一帶，位居元曲四大家之首的關漢卿是這一帶人，《西廂記》的故事背景即蒲州普救寺。北雜劇正是從這時起步，然后一步步演變，才誕生出悲壯蒼涼的山陜梆子。如墨遺萍先生所言：“把起自宋真宗時的安邑（解池）‘鐃鼓雜戲’（《關公戰蚩尤》）和起自金、元間的平陽‘弦索雜戲’，以至起自元、明間的蒲州‘梆子雜戲’（《文王哭獄》為首），聯結起來，正是蒲?。ㄆ阎莅鹱樱┰戳餮茏兊囊粭l主要歷程?！?/p>

墨遺萍先生所說的鐃鼓雜戲，又叫鑼鼓雜戲，誕生于宋代，興盛于元代以后，比昆曲起源更早，至今已有千余年歷史，被譽為中國戲曲活化石，山西臨猗、萬榮一帶現時仍有演唱。2012年元宵節前，筆者曾專程赴臨猗縣黃河岸畔的孫吉村，邀請一班老藝人作了專場演出。

我們到時，正是早飯時間，文化部授予的“鑼鼓雜戲藝術傳承人”李正勤老漢一家人正在吃飯。得知我們來意，老漢先招呼我們吃飯，自己卻放下飯碗立刻出去召集人。不一會，先在村頭高音喇叭一個個點名，說上頭來人了，要看鑼鼓雜戲，都到李正勤家。不等話語落音，已經有人走進來，又過一會兒，院子里咣咣當當，鼓、鐃、鑼都拉來，開始有了響動。

演出劇目屬《銅雀臺》片段，三國戲之一種。演員共六人，執樂器伴奏者四人，正勤老漢年齡最大，已82歲，其他人也都在六七十歲。不一會兒，十位老人在院里拉開架勢。不想戲還未開演，卻飄起漫天雪花，不一會院內皆白。一陣鑼鼓響得激烈，幾位老人震天動地一聲吼，曹操和他手下四員大將曹洪、夏侯淵、徐晃和許褚出場。只見平常裝束的老人們在熱鬧的鑼鼓聲中，頓時化身三國猛將，一聲吼，一陣唱，一套招式，無不入戲入味剛烈激昂，曹操之威嚴，曹洪之勇猛，夏侯之暴烈，徐晃之穩健，許褚之雄毅，都在唱念做打中顯現。鑼鼓時如炸雷驟響，時如排山倒海，在鏗鏘節奏中伴著昂揚唱腔，敲打得天上地下滿是聲符。忽然，鼓樂狂奏，又驟然停下，萬籟俱寂，眼前只有大雪無聲飄落。意猶未盡之時，再看，原來奏出如此熱鬧氣場的，只有一鼓一鐃兩鑼而已，無絲弦伴奏，無簧管和聲，而幾位老人尚在戲中，一身雪花，一臉熱氣。等回過神來，幾人一齊大呼過癮。

戲只演了十四分鐘，看過后，方明白為什么山陜商人能與梆子戲結緣，山陜百姓為什么喜歡梆子戲——原來，他們都是參與者，都能置身戲里。

過去，山陜鄉村每年春節期間，各村都鬧家戲，從臘月農閑就開始排練，村里男女熱情高漲，人人躍躍欲試，平時的莊稼漢瞬間會變為才子佳人、帝王將相。晉南鄉村曾流行一句諺語：“寧賣二畝地，也要鬧家戲。”舊時，每逢廟會，必有戲班演出。那是山陜鄉村的一大勝景，臺上戲聲高亢，臺下人頭攢動，“山鄉廟會流水板整日不停，村鎮戲場梆子腔至晚猶敲”，就是這種勝景的寫照。

鑼鼓雜戲可能是最簡單的一種戲，最適合平常百姓，毋需戲臺，毋需道具，不要裝扮，連絲竹弦樂都不需要，隨時可拉開架勢，自娛自樂一番。我之所以為寫一篇文章就敢興師動眾，讓他們專場演出，就是這個原因。據李正勤老漢講，過去，鑼鼓雜戲無女演員，又叫光棍戲，窮人戲。想窮開心時，幾個人搬出鑼鼓就能弄出一場熱鬧。當地有諺：“頭戴金盔西瓜皮，身披鎧甲兩頁席，腰纏玉帶南瓜蔓，手拿長槍稻黍稈。要問我到哪里去，上廟祭神唱雜戲?！闭f的就是鑼鼓雜戲道具戲裝簡單。

看完鑼鼓雜戲，又想起陜西老腔，無論從表演形式，還是演出效果，兩者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樣形式簡單，一樣慷慨激昂，一樣如癡如醉，一樣血脈賁張。明代才子徐渭看過北雜劇后感嘆其“壯偉狠戾”，能使人“神氣鷹揚，毛發灑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鑼鼓雜戲與陜西老腔也有同樣效果。

梆子戲無論分為多少種，嘹亮的梆子聲都是其主要特征。當年，那個“截棗木為梆”的藝人，拿起兩截棗木擊打出動人節奏時，不知想沒想到沙場上的兵器撞擊聲，想沒想到寒夜中突兀的打更聲。鑼鼓雜戲、老腔中雖無梆子聲，但從那強壯激昂氣勢中，分明能感受到梆子在響。

四

關于梆子戲的源流眾說紛紜，但是，起自山陜兩地的北雜劇和雜戲是不容否認的。它能傳承于世，以至流行于京津，聞名于吳越，則得之于山陜商人。

明代的山西蒲州（今永濟）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出兩種人，一為商人，一為樂戶，而且都是重量級的。經商則巨商大賈，明代的著名晉商幾乎全部出自蒲州，如王文顯、張充齡、展玉泉、王海峰……不勝枚舉。從藝則名角大腕，明代至清代數百年間，山西，包括陜西的名角幾乎都來自蒲州，如張世喜、郭寶臣、彥子紅，連梆子戲的念白都稱之為蒲腔。

并非這里的人能得風氣之先，實環境時事使然。明朝實行開中制后，蒲州地處解池附近，三省交界，又歷來是山西富庶之地，因而能“持余緡受成算”，最早從開中制中得利，產生了一批馳騁各地的大鹽商。蒲州出樂戶則純粹是朝廷政治斗爭殃及的結果。公元1402年，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朱允炆在皇位上坐了四年后，被叔父朱棣起兵推翻。朱棣當上皇帝，是為明成祖，年號永樂。永樂皇帝為確保皇位不失，開始排除異己，加害建文帝舊臣。除了誅殺建文帝舊臣本人之外，還將他們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世代相傳，永襲賤業，永為賤民。其中山陜兩地賤民叢集蒲州等地，編為“山西樂戶”，世世不得與良民齊齒。這些樂戶平時吹彈歌唱，供人娛樂，又沿街歌唱敲梆乞食，“摘舊曲，拾俚調，采悟聲，參野嘯，重敲梆以節拍，亂彈弦以和聲，漸次獻身于舞臺，遂以梆子腔頂替了元曲活動的地位而自成一家”。（墨遺萍語）這樣，梆子戲就產生了。

蒲州樂戶以梆子戲乞食謀生持續了300多年，使梆子戲聞名山陜。直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年羹堯之子、監察御史年熙上書請除豁山西、陜西樂戶賤籍，蒲州樂戶才得以從賤籍中解脫出來。年熙在奏疏中說他們是忠義之士的后代，沉淪至此，無由自新，請求雍正帝開豁他們的賤籍，準許他們改業從良。雍正帝恩準，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發出第一道“豁賤為良”諭旨。在下令山陜兩地開豁樂戶賤籍的同時，又令各省檢視，如發現本地存在類似樂戶的賤民，也準許出賤為良。

一個地方有這么一群人在長達300多年的時間里，以敲梆賣藝為業，而且，此地又是雜劇、雜戲的發祥地，想不讓梆子戲在這里誕生都難。

在明代的四民社會中，處于士、農、工、商最末一位的商人，雖不稱賤民，其實同屬“末流”、“賤業”階層。蒲州商人眾多，樂戶亦多，在同一個地方集中這么兩類人，一個財力雄厚而需聲樂以娛，一個演藝為生而需財力以資，兩者一拍而合，于是，黃河畔岸，涑水河邊，除了有激昂河水滔滔流淌之外，又有了激越的梆子戲花木蔥蘢，草長鶯飛，余音不絕。

五

梆子戲即出，始稱秦腔，亦稱亂彈、土戲。清朝乾隆年間，一位名叫朱維魚的浙江商人從西安經臨汾到汾陽，一路上，處處聞聽梆子戲，《河汾旅話》一書中記載說：“本社演戲劇曰梆子，詞極鄙俚，事多誣捏，盛行于山陜，俗傳東坡所倡，亦稱秦腔?！笨磥?，這位商人喜歡風雅，一時還聽不慣梆子腔。不管外地人評價如何，梆子戲還是迅速風靡山陜兩地，甚至唱紅京城，連皇室貴胄也喜歡看。

梆子戲節奏鏗鏘，唱腔慷慨激昂之余，帶悲涼凄切余韻，尤其是那震撼人心的梆子聲，一經響起，便勾人魂魄，再加之鼓樂激蕩，絲竹悠揚，連路人聽見都會加快腳步。即使是隔著一條大河，也會搖櫓劃槳，乘船去看。

山西臨縣磧口鎮的黑龍廟矗立在黃河與湫水交匯處，廟內戲臺與山門連成一體，戲臺正中壁板上寫“魚龍出聽”四字。魚龍能不能出聽不得而知，反正臺上唱戲，河對岸的陜西百姓能聽得清清楚楚。夜深人靜之時，梆子清脆，唱腔高昂，陜西百姓坐于崖頭，但見河水滔滔，湫水潺潺，一聲聲梆子腔勾人心弦，便再也顧不得什么，駕船渡過去匯入臺下人群之中。有雅人竹枝詞為證：“臥虎笙歌天外聲，山西唱戲陜西聽。靜夜一出聯姻戲，百代千秋亦溫馨?！?/p>

遠在他鄉異土的山陜商人們更受不了這清脆的梆子聲，那種慷慨悲涼的旋律，與他們商路上的蒼涼、獨居異鄉的寂寥相吻合，會產生出思念親人的無限愁緒。山陜商人喜歡梆子戲，在劇情，在人物，更在那高昂悲壯的旋律。正因為這樣，才有許多戲迷一遍又一遍地看同一出戲，一次又一次地吟唱著同一個旋律，山陜梆子成為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喜慶節日在會館里看家鄉戲，是山陜商人一年當中最愉快的事。戲班子一般是由富商請的，也有大家你三兩我五兩集資請的。演戲名義上是為酬神，求神靈保佑生意興隆發財添福，實際是為大家提供一次相聚熱鬧的機會。一年四季，奔波在緊張的生意場上，大家的神經都繃得緊緊的，借此機會，聽聽家鄉戲，會會家鄉人，一番熱鬧，幾番交談，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大家都放松一下，同時也慰藉自己濃郁的思鄉情，當然更重要的是來看那勾魂魄、動心弦的梆子戲。

這種酬神會戲一般非常隆重熱鬧，所請戲班必為當地名班。如果當地沒有好的戲班，山陜商人常常不惜重金，千里迢迢將家鄉的名班和名伶邀來出演。等戲臺上那名揚晉、陜、甘的猗氏人“元元紅”郭寶臣抖起胡子，蒲州商家出身的“彥子紅”氣勢磅礴地吼出一聲鄉韻時，喊一聲好，拍幾下手，像喝了陳年美酒那么陶醉，由不得拿出大把賞錢。這樣，山陜會館客觀上養活了戲班，捧紅了梆子戲名伶。不然，沒有經濟基礎，戲班和伶人在交通極為不便的情況下，不可能遠離故鄉在千里之外演出，梆子戲后來傳播到全國各地也無從談起。

正是在一次次的會館演出中，山陜梆子裂變出東西秦腔和蒲劇、晉劇，再后來又有了河北梆子、衛（天津衛）梆子。這么說來，位于四通八達商路的山陜會館，實際就是梆子戲向全國各地傳播的載體。在山陜商人一陣陣的叫好聲中，梆子戲逐漸與各地民間藝術融合，最后繁衍出了眾多的地方劇種。

是不是可以這么說，中國戲劇的傳播繁衍始于山陜梆子，山陜梆子的繁榮得益于山陜商人。山陜商人在用親緣、地緣讓自己獲得物質財富的同時，一不小心，又為后人留下了一筆文化財富，從此裊裊不絕，唱響了幾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