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 （資料圖）

在中國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學術價值頗高，尤其是《史記》，被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三國志》也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斷代史，作者陳壽原在蜀漢為官，因不肯屈從宦官黃皓，屢遭貶黜。蜀亡后，陳壽在晉朝為官，因為人正直，仕途不順，他埋頭著述，完成了《三國志》。

陳壽著的《三國志》，敘事精略，記事翔實，取舍材料十分嚴慎，但記載史實也有前后矛盾之處，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與“表”。

至南朝宋代，裴松之接到宋文帝的御旨，要他為《三國志》充實史實。裴松之，字世期，山西人，從小好讀書，8歲已熟知《論語》《詩經》，10歲后開始博覽群書，他對歷史很有興趣，后任國子博士、中書侍郎。他接受命令后說：“壽書鍂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由此可見，裴松之對陳壽著《三國志》，是肯定的，但陳壽畢竟是個人修史，搜集史料不夠充分，有些記載太過簡略，裴松之的任務是“上搜舊聞，傍摭遺逸”，為原書的行文作補記，也就是“注”。

為陳壽的《三國志》作“注”，裴松之壓力不小，因為南朝離三國隔了近兩百年，他除了訪問遺址，考證三國一些事件發生的經過，聽年長者之回憶；另一方面他對所記載的地名、人物、事件一一查書考證。裴松之是個“兼聽則明”的史學家，他不僅對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與典故六大類作了周密考證，糾正陳壽所記之瑕，而且對同一事件，裴松之在博覽群書后，作了廣采博引，將幾種不同的看法一一作為“注”，附在文后，大大豐富了原書的內容。比如對一歷史人物的評述，裴松之引諸家對其優劣之評議，讓讀者自己分析得出結論。又比如對評傳之人，補充其生平與他一生之重大事件，“注”的成分大大多于原著，史料翔實而補其過略。再比如裴松之的文學才情也勝于陳壽，他對一些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描述，既翔實又生動，他的“注”有不少鮮活的形象與事件曲變的交代。裴松之對趙云的“注”，就有許多生動的記述，為后來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提供了豐富的想象空間。

唐代以后也有人批評裴松之的“注”太過叢雜繁蕪。當今流傳的《三國志》版本，陳壽的《三國志》36萬余字，裴松之的“注”32萬字，所引史書二百余種。

陳壽被史學界稱為“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因此他的《三國志》對歷史與人物評述上，成就高于《漢書》，但他的記載比較注重平實，寫法嚴謹，裴松之的“注”則強調對歷史人物的活性描寫，對場景有生動細致的刻畫，以文學手法來寫活歷史人物。他還通過“注”凸現他個人對歷史的看法，因此豐富了《三國志》的史料價值與文學價值。

裴松之雖任過些官職，但他畢生心血都花在《三國志》的“注”上，他先后任永嘉太守、通散騎常侍、南瑯邪太守，65歲以太中大夫退休。他回鄉后讀書休閑，卒于80歲，為當時高齡之人。

裴松之的“注”，是中國文史學上的“四大注”之一，其他三部是《世說新語注》《水經注》與《文選注》。（《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