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我出生在中條山下一個小山村。當我呱呱墜地，恰逢日本鬼子掃蕩，為了逃生，村民們拖兒帶女逃進了深山，擠進一個破窯洞中。尚在襁褓中的我不知是冷是餓，是驚是怕，啼哭不止。眾人埋怨：小娃哭聲帶臊，把娃都扔出去。母親把我嘴捂緊，又怕憋死，手一松開，哭得更是厲害。萬般無奈，母親牙一咬，心一狠，含淚忍悲，把我撂進幾十丈外的一個溝壕里。沙石當炕，烏云為被，歷晝經夜，是柴澤民、嘉康杰帶領中條山的游擊隊，打跑了萬惡的日本鬼子。母親們懷著一顆僥幸心，急不可耐地都去找自己的娃。萬萬沒有料到，我還活著，雖然奄奄一息。母親急忙把我抱在懷中，用她僅有的一點熱氣溫暖著我被凍僵的小身體。同時扔掉的十一個娃，只活下來兩個屬虎的。母親說，狼不吃，狗不啃，還沒凍死餓死，窮人命大，黃土不埋苦命人。

1945年，我八歲，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萬惡的日本鬼子。我上學了，第一課是“天亮了”三個大字。

1949年10月1日，秋高氣爽，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迎風飄揚。毛主席洪鐘似的聲音“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傳遍了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宣告了舊時代的滅亡，新中國的崛起。我站在游行隊伍里，扭著秧歌，手舉紅紙三角旗，上面寫著“我們是新中國的主人！”

1950年，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剛成立一周年，美帝悍然發動了侵朝戰爭，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翱姑涝?，保家衛國”的口號聲震天撼地。父母親毅然送我哥哥去參軍。在報名大會上，母親也講不出多少大道理，她只是說：“我三個娃，老大不去打美帝，老二（指我）在后方就不能安心學習。再說，我們受夠了日本鬼子的罪，再不能叫美國人欺負我們。”

1951年，我小學畢業，考上了東郭高小，1952年考上了運中讀初中，1955年考到康杰中學讀高中，1958年又考進山西大學外語系讀英文。其間，從1952年到1962年這十年，一直享受的頭等助學金。我成為我村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飲水思源，是母親把我從死亡線上抱回，是共產黨和共和國給我知識、力量和智慧，教我“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我一生從教，三十六載，輾轉教壇，培桃育李，樂以忘憂。我從大同到運城，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學，還從事過十年教師培訓工作。1991年，我獲得“全國優秀教師”殊榮。我教的學生遍布海內外，其中不乏佼佼者。我教的高中學生趙天德，從美國深造回來，擔任關鋁集團副總；我在河東大學教的學生、現擔任運城市建工集團黨委書記的侯占平是十九大黨代表……我由衷地感到：辛勤如園丁，心血映花紅。桃李滿天下，教師真光榮。

值得一提的是，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四十年中，教學余暇，我焚膏繼晷，嘔心瀝血，筆耕不輟，先后編撰出中英文著述80冊，計2000余萬字。其中代表作是380萬字的《英華雙解實用經貿大辭典（與山西大學賈育民教授合著）》，得到原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周培源的首肯和支持，1991年由學苑出版社出版，填補了辭書一項空白。

1998年，我退而不休，仍然殫精竭慮，筆耕不止。為了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先后和黃勛會、任國成、楊煥育編出60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堯舜禹演義》（200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王水成、黃勛會編出30萬字的紀實文學《士者長歌——景克寧傳》（2009年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我決心把黨給我的知識乳漿，使干用凈，用拳拳赤子之心，感恩和回報偉大的黨和親愛的祖國。

萬語千言凝成一句話：偉大的祖國母親，我深深地熱愛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