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哥哥生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大我九歲。

小時我很少能見到哥哥，似乎他一直在讀書。我上小學一二年級，哥哥則是高中生了。哥哥個子不高，文文靜靜，皮膚白皙，臉龐方正，長得很清秀。最顯眼的是右眉毛里面有一顆黑痣，老人們說，這是眉里藏珠。

我對哥哥真正有了印象，應該是哥哥結婚的時候。

哥哥結婚好像是一九六二年臘月里，還在上高中。對于結婚，哥哥一定是不愿意，甚至反抗過。我清楚記得，次日就是哥哥結婚的大喜日子，我看見哥哥在窗戶外面哭，臉上是紅紅的巴掌印，耳朵根還在流血，是父親打的。

一九六三年，哥哥考上了山西大學。

母親其實對哥哥的期望是當個小學教員，這大概是因為外袓父是小學教師，外祖父到哪里教學，就把母親帶到哪里。因為外祖母在母親五歲時就去世了。

多年后，我去臨汾工作。母親說她心里沒有一丁點兒的擔憂，因為她知道我是跟著哥哥走的。

二

母親懷我時，身體很虛弱，生下我后就昏迷了過去。接生婆急忙用涼水在母親額頭上澆，她才醒了過來，也因此落下了病根。母親身體虛弱，沒有奶水，我生下來一口奶也沒吃過，是母親用藕粉把我喂大的。母親說，后來一見藕粉碗端過來，我的頭就搖得像撥浪鼓似的。

營養不良，致使我從小就面黃肌瘦，弱不禁風。高小畢業時，我體重二十七公斤，視力零點三。初中三年，情況也未有明顯改觀，以至于同學們對我的印象，就是瘦瘦小小的，永遠坐在教室第一排最不起眼的那一個。

初中畢業回到農村，我這樣的身體，在農村能干什么？

哥哥一九六八年大學畢業，先在部隊農場勞動鍛煉，后來分配在運城一家化工廠，沒停三天，晉南專區就把哥哥調走了。當時專區機關所在地在臨汾，轄二十九個縣市，包括現在的運城市全境。

哥哥回來探親時，帶我到臨汾。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坐火車，一切都很新奇。哥哥帶著我在臨汾城玩，又帶著我到醫院檢查身體。醫生說是營養不良，發育不好。

哥哥當時在地委保衛組，他后來劃歸到公安處。有一次好像是專門回來，遷走了我的戶口，我成了臨汾市民。他的同事都是把家眷戶口遷移出來，沒有一個是帶兄弟的。

哥哥給我安排的工作是到工廠當工人。我們這批學徒工，除我之外都是城里人，有幾個北京插隊知青，還是高中生，年齡自然比我們大。那幾個北插學生，穿著皮鞋戴著手表，一口京腔，趾高氣揚。那些城里孩子見了人家都自慚形穢，更不用說我這個來自農村的丑小鴨。盡管我穿著二姐為我做的新衣服，但與城里的孩子站在一起，立馬就顯出了土氣。

公安處發了新服裝，哥哥從頭到腳全部給我送過來。這是真的軍裝，黃帽子、黃上衣、藍褲子、黑皮鞋。那個年代最時髦的穿著就是軍裝，年輕人能擁有一件軍用品，都會特別驕傲，哪怕只是一頂帽子，也令人眼饞不已。

三

我們一起進廠的這批學徒工，有幾個家境好的，陸陸續續都戴上了手表。他們故意把袖筒挽得高高的，任由手表在人眼前晃來晃去。但我不羨慕，我住在廠里，上下班聽著鈴聲就行了，手表對我沒有什么用，更何況大部分人都沒有。

哥哥來了，給我送來一塊手表，瑞士小英格，當然不是新的，那時進口表市面上是沒有的。這塊小英格表，戴在我手腕上很合適，因為我胳膊細，戴大點的表反而顯得笨拙了。

我那時從事的是輕工種，每月糧食定量二十九斤，比哥哥他們當干部的只多二斤。我把粗糧換成了細糧，每月只有二十斤，當然不夠吃，哥哥便給我送來白面、糧票。我在臨汾八年，沒有吃過一口粗糧。我到哥哥單位，哥哥從食堂打來飯，給我買的是肉菜、白饃，他是素菜、玉米面發糕。

我吃住在單位，不需要自行車，但有一天，哥哥給我送來一輛嶄新的永久牌錳鋼自行車。這輛自行車很輕巧，一只手就可以舉起來，而且是大包鏈、轉鈴，一按便發出清脆悅耳的鈴聲。我的這輛自行車，滿臨汾城當時也沒有幾輛。

哥哥后來把我的手表也換了，是一塊嶄新的日本西鐵城手表，二十一鉆，二百九十八元，比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貴了一倍還多。我退下來的小英格，戴在了哥哥腕上。

我騎著錳鋼自行車，戴著西鐵城手表，穿著的確良、滌卡衣服，完全融入這個城市里了。和我身邊的同事比，他們有的我都有；而我有的，他們未必有。

臨汾八年，是我度過的最快樂的時光。也許是生活好了，我的身體也開始發育，從一個小男孩蛻變成小男子漢了。

四

我的婚姻其實才是哥哥最操心的事情。

哥哥如此煞費苦心地包裝我，是為了他的弟弟也能像城里孩子那樣體面地站在人前面。這當中應當還包含有更深層次的意思，那就是為讓他的弟弟能夠吸引住姑娘們的眼球，找個好對象。

毛頭小子，懵懂無知，但也情竇初開。我發現有位姑娘時時偷看自己，待你轉過去看她時，她又迅速避開了目光。特別是開會時，她老是偷偷看我。這位姑娘很聰明，膚色較黑，不是很漂亮，但耐看，我對她也挺有好感的。

有一年我準備回家過年，實驗室只有我倆時，她讓我到街上買幾尺藍布，買回來放到她的挎包里。第二天下班前，她示意我把挎包拿走。回到宿舍一看，是一條藍褲子，穿著特別合適。她并沒有量我的身材，卻做得這么合身，真是個心靈手巧的姑娘。春節我就是穿著這條新褲子回家的。說給家里人，他們都很喜歡，哥哥尤其高興。

彼此都有好感，按說問題不大，但她父母一聽我是南縣的，便不同意，怕我以后要回去，把他們的女兒帶跑了。那就算了吧！

這對象的事八字都還沒一撇哩，哥哥卻已給我打造好了全套家具，大立柜、躺柜等等一應俱全。這在那時是很時尚的，一般的家庭都沒有。這時我的同學給介紹了一位老家的姑娘，雙方見面后，女方家長以離得太遠而拒絕。姑娘說，如果我能調回來，她父母可能就會同意。

事有湊巧，有運城一位想調臨汾工作的人，找不下對調的，雙方一拍即合，很快辦理完對調手續。

手續辦完后，我才告知哥哥。哥哥當時下放在曲沃縣一個大隊，任生產小隊副隊長。我到哥哥下鄉的村里，給哥哥說了工作調動的事，哥哥很愕然，愣了半天說，也好。又給我說了幾位他在運城工作的同學名，讓我有事可找他們。

然而，老家那位并沒有因為我的調回而同意，哥哥便又發動他的同學為我找對象，但最終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

哥哥的同學楊里穎兄幾乎同時也從臨汾調回運城，他會治病，而且是獨門絕技。他給人治病常常帶著我，讓我充當他的助手，給人治完病，也總不忘介紹我，說是他的小兄弟，并特別強調我還沒有對象，讓大家幫忙。有位患者痊愈后，大概是出于報恩，對此事最是積極，他是一個部門的主任，竟然發動全體員工為我找對象。他手下有人說，她家新來了一家房客，老兩口帶個女兒，是從新疆回來的，女兒好像沒有對象。很快我們在介紹人的安排下見了面，見面一談，都是萬榮人，還是一個鄉，更巧的是，她二叔是我的班主任老師。見過面她父母就回萬榮了，自然是找他兄弟打聽我的情況去了。第二天回來就同意了，馬上訂婚。宴席結束，她父母即催我們領了結婚證。

父親直接去了臨汾，告訴哥哥我結婚的喜訊，回來時帶回哥哥給我買的鐵床。那時年輕人結婚，大都是自己找幾根鐵管，再找熟人焊成床，用油漆一刷就好了。哥哥給我買的是工廠生產的鐵床，精致高檔，床頭噴繪有彩色圖案。

我們是旅行結婚。等我們旅游回來，哥哥給我打造的全套家具，也托人送來了。那年代時興大立柜、寫字臺、平柜、書柜四大件，哥哥給我用的是核桃木，鵝黃色，特別漂亮大氣，誰見了都嘖嘖稱贊。

這一年，我二十八歲，名副其實的大齡青年，晚婚模范。我成家立業了，最高興的是哥哥，他一顆心終于放下了。

五

我結婚兩年后，哥哥的境況也有了改變。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臨汾地委任命哥哥為浮山縣公安局政委，很快便又主持了局里的全面工作。他用了不到半年時間，讓公安局工作走上了正軌。又過了兩年多時間，哥哥被提拔為浮山縣委常委、紀檢書記。組織上派人把嫂子及三個侄兒的戶口遷移到臨汾市，事前并未告知哥哥。嫂子一家戶口雖然到了臨汾，但人仍然在萬榮，嫂子勞動，孩子上學。

哥哥到縣委后，過了一兩年，嫂子和侄兒才到了浮山。時年嫂子已四十多歲了，一家人終于團聚了。

哥哥一直住在公安局院內一孔石窯洞里，嫂子和孩子們來了后，又加了兩孔石窯。窯洞里墻壁很厚，陰冷潮濕，哥哥在這窯洞里住了七八年，落下了嚴重的風濕關節炎。哥哥一件家具也沒有，一張舊辦公桌，幾張單人床，都是借用公安局的；衣服之類放在幾個紙箱里，摞在辦公桌上。我有一次下鄉采訪，因離浮山不遠，便拐路去看望了哥哥。回來的路上，司機師傅疑惑地問我，你哥是公安局長？我說以前是，現在是紀檢書記。司機說，咱們那里一個普通干警的家都比你哥家強百倍。

其時，弟弟已經開始做生意了，開了一家汽車配件門市部，效益還不錯。

父母當時都還在老家，弟弟想給老人買臺彩電，緩解他們的孤獨寂寞。當時買了一臺十八吋的彩電，一千四百八十元。有了電視機，左鄰右舍每晚都來看電視，家里熱鬧多了，父母特別高興。

不幸的是小偷盯上了我家的電視機，半夜翻墻進入院內，卻沒有辦法進到室內。母親很小心，每晚睡覺前都用鐵鏈子把門鎖起來，小偷沒有辦法，只好走了，卻拐到大隊部，偷走了電視機。這是小偷落網后供述的，他說原本是去偷我家的。

父母聽說以后有些后怕，我們也擔心老人的安全。中秋節哥哥一家回來，走時便帶上了這臺電視機。哥哥家里有了彩電，最高興的就是孩子們了，再不用晚上跑別人家蹭電視了。這臺電視機看了還沒十天，就給哥哥惹來了大麻煩，有人舉報，說哥哥收受賄賂。上級很重視，派出調查組來浮山。哥哥向調查組說明了電視機的來歷，并向調查人員出示了之前買電視機的發票。

經過這番折騰，哥哥把父母接到了身邊，免得擔驚受怕。一家七口人，收入主要靠哥哥每月五十三元的工資。嫂子才參加工作，每月大概能領到二三十元吧。嫂子說，每月吃豆腐都是有數的，逢年過節才買點肉。

我那時每月五十二元，妻子因為是從新疆調回來的，地區類別高，每月也有著四十七元工資。我們那時只有一個孩子，一家三口，錢不算少，但我們是月光族，沒有一點存款。

現在想想，我其實是家里的寵兒。

一九八八年，單位集資建房，每戶七千元。我有資格分到房，但我沒有集資款。弟弟那時生意已做了三年，他聽說我集資建房的事情，給我送來一萬元；二姐送來三千元；大姐是我們姊妹五個里生活最困難的，還送來了五百元。哥哥也知道了，他趕快回到老家，把他的三間房子賣了一千五百元，用手絹包著，坐公共汽車到運城，送到我手上，讓我買房。

一九八八年，七千元對于一個家庭來說，不敢說是天文數字，至少算是一筆巨款了。單位同事為了購房，東湊西借，有些家甚至賣了電視機，吃了幾年的咸菜，我不僅沒有拉下饑荒，買完房還成了富翁，令同事羨慕不已。

六

哥哥和嫂子，是娃娃親。有一次我與母親拉家常，才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母親說，她和我嫂的母親是玩伴，她倆都有了身孕，相約生下男孩，是兄弟；是女孩，做姐妹；一男一女是夫妻。母親說，當時說這話是耍笑哩，誰知道認了真。

這分明是指腹為婚啊！

哥哥上高中時，父母給他們完了婚。

嫂子身體好，吃苦耐勞。嫂子娘家是個大村，村里有一支女子籃球隊，嫂子就是女籃隊員。我們村是小村，只有兩個小隊，幾百口人。村子小，在外工作的人可不少，特別是我們這個隊，幾乎每家都有在外工作的人員，男勞力就非常少，姑娘、媳婦們都得干男勞力的農活，如犁地、出圈甚至趕車。嫂子什么農活都能干，而且不惜力，干活又快又好。地里回來又幫母親做飯，從來不說苦累。

一九六三年，嫂子懷孕了。當時村里修池泊，嫂子打夯，用力過猛，不幸流產了。母親心疼得一個勁埋怨嫂子不注意，自己身懷有孕，還干那么重的活。此后數年，嫂子再沒有懷過，直到哥哥大學畢業那年，才有了第一個孩子。

嫂子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幾十年，先是在農村老家，后到城里，幾十年間，嫂子沒有和父母頂過嘴，沒有紅過臉。

家里蓋了兩次房。第一次是一九六九年，哥哥工作了一年多，有了點積蓄，便把家里老院的西房拆了，蓋起了五間北房。房子蓋好后，哥哥說，這是月兒的。月兒是我弟弟，那年十歲。

第二次是一九七三年，拆了老院東房，在場院蓋起五間北房。房子蓋好后哥哥說，這是星兒的。那時我已工作了，哥哥在家里蓋房子，我在石家莊出差。

房子落成第二天，我回來了。也是這一次，父母給我們分了家。弟弟是五間新房，我是場院里才建成的這五間新房，哥哥是老院，里面有三間搖搖欲墜的北房。

這樣分家，當然是哥哥的主張。

我現在想，嫂子當時為什么就沒有一點意見呢？要知道，兩次蓋房，嫂子是撲下身子又干活，又做飯，忙得焦頭爛額。嫂子是操心出力最大的，我們則是坐享其成。當年哥哥帶我出去，安排工作，離開了農村，如果帶的是嫂子呢？嫂子那時還不到三十歲，她原本可以早早脫離農村，過上安逸的城市生活的。還有我買集資房，哥哥沒有一點積蓄，賣了他們僅有的三間房子，把錢一分不動地送到我手上。面對空蕩蕩沒有一磚一瓦的空院子，嫂子又是怎么想的呢？

世上能有幾個這樣的嫂子！

七

我坐在哥哥家的院子里與哥哥聊天。父母一直和哥嫂在一起生活，父親過世后，母親還是住在臨汾哥哥家里，因此，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要到臨汾看望母親。

我們正說著話，進來了一對母子。那位老婦六十開外，兒子四十多歲。兒子臉色蒼白，坐在板凳上，腰板很直，雙膝并攏，一雙手規規矩矩地放在大腿上，眼睛有點呆滯。老婦一個勁地說著感恩的話。

母子倆走后，我問哥哥，哥哥說，這個孩子當年搶了人一塊五毛錢，正趕上嚴打，被判了死刑。哥哥認為判刑過重，最后改判無期徒刑。這孩子服刑了二十多年，現在釋放出獄了，他母親領著來感謝哥哥當年的救命之恩。

哥哥在浮山先是公安，后在紀委，經手的案件恐怕他自己都不記得有多少，但在哥哥手里，沒有一件冤假錯案，浮山人民是清楚的。

哥哥在公安處工作時常下鄉，他下鄉的地方我大都去過。哥哥很能和群眾打成一片，這從我去看望哥哥就能感覺到。我一去，這家來請，那家來叫，說老楊的弟弟來了，讓我們到他家吃飯。

哥哥在曲沃下鄉時，擔任一個三類村的小隊副隊長，社員一年的口糧只有一百多斤。哥哥駐村后，發現這兒種的都是低產作物，難怪打不下糧食，便帶領社員種玉米。他跑地區種子公司，購回優良種子，還教社員如何種，如何管理。這兒的農民沒有種過玉米。這一年，哥哥他們隊每人分得口糧三百多斤。

再說一說哥哥的這個小院。

哥哥一九八三年到任，一九九〇年離開，在浮山工作了七八年。這次調離是哥哥要求的，本來安排他在浮山縣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但他執意要求回臨汾。

哥哥前兩次提拔，都是他不知情的情況下任命的。哥哥沒有錢，不可能去送禮；哥哥愛臉面，自然也不去求人。哥哥只是硬硬地等待著，不久被任命為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

這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哥哥雖沒有想到，但似乎平靜地接受了這一職務，平靜地面對著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困難。

最棘手的是住房。哥哥在臨汾沒有房，也沒分到房，一家人總要有個地方住吧。哥哥沒有錢，向弟弟借了四萬，在城邊的村里買了這個院子。說是買的院子，實際上相當于只是買了塊宅基，因為院里只有三孔破爛不堪的磚窯洞。別人都以為哥哥要拆了磚窯重蓋，但是沒有，他只是把舊窯洞整理了一下，全家就住了下來，一直到現在，還是那三孔舊窯洞。

哥哥在浮山時，就是三孔舊窯洞，我一個人去浮山，就住在家里。我們一家人都去時，晚上我們就住在哥哥辦公室的套間里，里邊有一張床，孩子們則睡在沙發上。哥哥從來沒有安排我們住招待所，也沒有在招待所里吃過飯。我是記者，經常到各縣采訪，和縣上領導打交道也多，我知道一個縣委常委的權力有多大。

方志辦的工作對哥哥來說不是難事，哥哥的筆桿子是有名的，不久我就在他們方志辦的刊物上看到哥哥的文章。

哥哥六十歲退休，單位還返聘了幾年。二〇〇八年，母親去世，享年九十三歲。哥哥的孩子們都工作了，幾個孫子也都上學了，生活雖不富裕，但也過得去。哥哥應該安享天倫之樂了。

八

不幸的是，哥哥在浮山落下的關節炎越來越嚴重，后來幾乎無法行走。加之家庭發生變故，雪上加霜，哥哥的身體一下子垮了。

哥哥一天天不說一句話，也不怎么吃飯，身體眼瞅著一天比一天瘦弱。后來漸漸就小腦萎縮，神志不清，不認識人了。哥哥住院我去看他，侄兒告訴我，他爸從住院到現在，沒有開口說過話，也不認識人。我坐在哥哥病床前，抓住哥哥的手，看著哥哥消瘦的臉龐，淚水涌滿眼眶。哥哥睜開眼，無神的眼睛盯著我，看著看著，眼睛里閃現出光彩，手也緊緊地攥住了我的手。

侄兒俯在他爸耳畔問：“爸，這是誰？”

哥哥緊緊攥著我的手，不錯眼珠地盯著我忽然開了口，聲音清脆響亮：“你二爸嘛！”

一家人高興極了。侄兒說，這是他爸兩個月來說的最清晰、最完整的一句話。

我在哥哥的病房里走動，我走到哪里，哥哥的目光追逐到哪里。下午我要回去了，我趴在哥哥的臉上說：“哥，我回運城了。”哥哥的眼睛定定地看著我，沒有說話，就那么看著我。好一會兒，哥哥頭一偏，淚水從眼角流了出來。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晩上十點，我正準備上床睡覺，忽然手機響了。侄兒說，他爸不行了。等我們趕到臨汾才知道，下午還請了醫生來家里，醫生說沒事，侄兒們還借來一張升降床，忙著安裝好，哥哥卻突然走了。

看到躺在冰棺里的哥哥，我撲在冰棺上嚎啕大哭。

一夜無眠。天亮時，我撥通了大姐電話，哽咽著說，咱哥歿了。我又撥通二姐電話，才說出咱哥歿了，便再也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

三十日是哥哥的追思會，我們五點就趕往殯儀館。儀式還沒開始，我先到帷幕后邊，趴在哥哥的冰棺上大哭一場。我的哥哥，這是咱倆最后一面了。

靈堂布置得很簡樸，上方是：沉痛悼念楊克讓同志。桌上擺放著哥哥的遺像。兩旁的挽聯是：高校畢業幾十年保衛公安紀檢史志勤奮敬業貢獻巨；兩袖清風一輩子正義堅強廉潔淡泊助人為樂品德高。

撰聯者也許只是隨手書寫，為逝者頌揚而已，只有我知道，我的哥哥配得上“兩袖清風、品德高尚”這一贊語！

我望著哥哥的遺像，眼淚像斷線珠子順臉流淌。

哥哥，咱倆下輩子還做兄弟。只是我當兄，你為弟，讓我好好地照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