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海

中國的人口總數由商周時期的千萬左右發展到清末的4億，其過程并非等量增長，中間經歷了幾次反復和爬升，重要的梯級有1000萬、5000萬、1億等。造成人口梯級性增長的原因，除政治、軍事甚至氣候變化等因素外，經濟因素無疑更為重要。

千年徘徊

先秦時期的人口總數一直處在低位徘徊階段，據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夏代的人口約1300萬，經過近2000年的發展，到戰國末期仍大體保持在這一水平，秦統一時人口總數估計為2000萬左右。2000年的時間不可謂不漫長，但人口總數卻基本保持了穩定，原因就是生活資料供給的約束。

這一階段是中國傳統農業的萌芽期，出現了粟、黍等被馴化栽培的農作物，青銅農具代替了石質農具，又初步掌握了物候知識和天文歷，農業經濟有了初步發展，為養活上千萬人口提供了物質基礎。但總體來說，這一階段的農業生產還處在粗放和落后階段，作物品種單一，青銅農具存在很多缺陷，缺乏水利基礎設施保障，生活資料的增長受到極大制約，加上戰亂、自然災害等，人口始終維持在同一水平。

農業突破

中國第一次人口梯級出現在漢代，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全國總人口數達到了5900萬左右，西漢末年人口數雖然銳降，但到了東漢初期又快速回升。據《后漢書·郡國志》，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人口總數為3400萬，章帝章和二年為4300萬，桓帝永壽三年為5600萬。

兩漢300多年間人口總數大體在5000萬上下波動，較夏商周三代有了質的突破，除了統一王朝帶來的社會穩定及戰爭的減少外，生產的發展，尤其是農業技術的突破性進步是最關鍵原因。

漢代進入中國傳統農業的形成期，農業由粗放逐步向精細發展，農具進入鐵器時代，出現了鐵犁壁、二人三牛的耦犁及鐵耙、耬車、風車、水車、石磨等先進生產工具，畜力成為生產的主要動力，耕作的速度和質量都大為提高，農作物品種也更為豐富，通過絲綢之路等途徑的傳遞，大量新品種農作物被引進，對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經驗的總結也更加重視，出現了更為精確的歷法，這些使得徘徊了2000年的勞動生產率得到質的飛躍。

夏商時的糧食畝產量缺少文獻記載，《管子》說過“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鐘”，這說的是春秋時期的產量，畝產0.2鐘，1鐘為10石，即畝產2石。

漢代糧食畝產量有了突破性提高，《前漢紀》談及西漢文帝時的畝產：“今夫農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即畝產3石。《史記·河渠書》講五千頃耕地“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萬石以上”，5000頃合50萬畝，即畝產4石。漢末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之也。”1斛即1石，這里說畝產10石，不過不是糧食的普遍產量，而是“良田”。但不管怎么說，漢代糧食單產較先秦時期有了較大提高，《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估算，漢代粟的畝產量超過了140公斤。

重心南移

漢代人口達到5000萬梯級后又出現了新的徘徊，其間發生的戰爭固然對人口變化有一定影響，但新的峰值出現后便不再進一步突破，根本原因還在于經濟對人口的支撐作用又出現了新的瓶頸。

魏晉以后國家出現分裂，人口一度出現了波谷，據《中國人口史》推測，三國時期人口總數在1400萬~1800萬之間，西晉的人口總數約2000萬，隨后人口出現了緩慢回升，南北朝人口最鼎盛時達到了4200萬，隋統一時約為4900萬。

從漢末到隋初，人口重回5000萬梯級用了300多年，與大一統時期的兩漢不同，這段時間國家處在更大的分裂與動蕩之中，政權分割，戰事頻發，對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破壞，嚴重制約了人口增長，在這種惡劣條件下人口總數重新回升，得益于經濟重心的南移。

晉代之前中國經濟重心一直在北方，廣大南方地區雖然早已納入國家版圖，但那里地廣人稀，多屬未開化之地，一直到漢末，黃河流域都是人口密集區，據《中國人口史》的研究，東漢時的公元140年，今河南省轄區內人口約923萬、山東省約863萬、河北省約638萬，而同期江蘇省約222萬、浙江省約81萬、廣東省約86萬。

從西晉末年開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江南地區氣候較悶熱，土地肥沃，更適合耕種，北方地區雖開墾較久，但潛力已經不大，且戰亂多發，迫使大量人口南遷。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從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到東漢質帝本初元年，全國耕地面積在6.9億畝至8.2億畝之間，如果考慮到統計的誤差，這一時期耕地面積應當大體保持不變，而到了隋文帝開皇九年，全國耕地面積一下子躍升到19.4億畝，增加了一倍還不止，多出來的部分，最重要的應該是長期開發江南所增加的。

漢末至隋初數百年的戰亂雖然嚴重削弱了生活資料的供給，但江南的開發恰好彌補了這一不足，所以人口總數才能重新回到5000萬的梯級。

結構矛盾

唐宋以后經濟進一步發展，不僅社會相對穩定，而且江南的開發進一步持續，這為生活資料的不斷積累創造了條件，在社會總供給量不斷增加的推動下，人口也在不斷增長，到宋朝時人口總數躍上了1億的新梯級。

在主要依靠傳統農業的情況下，養活1億人并非易事，除生產技術的進一步提高、水稻等新品種作物的進一步推廣外，各地區的均衡發展，尤其江南地區的深度開發功不可沒。據《中國人口史》的研究，南宋時今江西省轄區內的人口達到了1025萬，而同期河北省僅為466萬，江南地區后來居上。

1億的人口梯級一直保持到清初，拋開其間因王朝更迭而出現的暫時人口下降外，人口總數基本上又穩定了數百年，人口增長出現新的停頓，意味著生活資料供給又出現了新的瓶頸。

在此之前一直強調農業的重要性，但在經濟結構中農業并非唯一構成，自然經濟條件的小農經濟無法支撐起一個強大的國家，所謂“生活資料”，也并非吃飽穿暖那么簡單。宋、明之間人口出現了新的徘徊，與經濟結構矛盾不無關系。這是一個由量到質的轉變，意味著供需矛盾出現了新變化，明朝中期以后出現的消費變化更能說明問題。

明朝中期開始，人們的消費觀逐步由樸素變為追求享受，一些原本只有皇室、貴族和官員才有資格享受的衣食住行逐漸走向商業化和世俗化。

這種“消費升級”現象是之前歷代所沒有的，與當時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變革不無關聯。當時歐洲一些國家正在經歷著一場工業革命，傳統農業已退出經濟的主導地位，手工業、服務業快速發展，這種現象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

但是，中國受到了這種潮流的影響卻沒能跟上這個潮流，由于經濟政策的保守和失誤，明朝在這一輪經濟結構調整中總體是失敗的，傳統農業依然占據了國家經濟90%以上的份額，生產效率難以得到提升，整個明朝200多年間GDP增速平均不到0.3%，不僅經濟總供給量不足，供給的結構性矛盾也十分突出。

 （《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