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孟冬

（一）

北宋有個皇帝叫趙佶。我們讀古典名著《水滸傳》，里面那個皇帝就是他。他是北宋第八位皇帝，在位25年，廟號徽宗，后世評價：“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說他“諸事皆能”，當然是肯定他是個能人。尤其在文化藝術領域，他有著近乎“天才”的表現。在書法方面，他是“瘦金體”的創造者；在美術方面，他是文人畫的領軍者。他不但自己喜愛書法和繪畫，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宮廷藝術機構——翰林書畫院，廣泛吸納丹青國手，把書畫家推到了很高的位置。

公元1125年，金兵大舉南下時，他在惶惶不安中把皇位傳給了長子趙桓，自居太上皇。后來，他和趙桓都被金朝俘虜到了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西）。盡管受盡侮辱和折磨，他仍然堅持寫詩作畫。不過，這時候他已是滿目絕望：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最終，在悔恨、哀怨、凄涼中，他染病而亡。

宋徽宗不僅能書善畫、喜愛書畫人才，而且是一個無比虔誠的道教教徒。史家說，他是北宋繼宋真宗之后第二個崇道若狂的皇帝。執政期間，他編造“天神下降”神話，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同時大興土木，建造宮觀，設立道學，優寵道士，編修道史。如此興致，使他基本忘了他是一國之君，只顧自己痛快地享受“逍遙道仙”生活。

當然，和歷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發動的“滅佛運動”相比，他把道教作為國教表現得還不是那么殘酷和無情，而是頗具人性化的特點。他只要求天下佛寺、僧尼改頭換面就行。如此，佛寺全都掛上了宮觀的牌匾，僧尼全都挽起發髻穿上了道袍。甚為嚴格的是，佛教經籍不能再次出現，大宋王朝只準設立道經的講壇。

“家天下”時代，意識形態過激一些實屬正常。但是，宋徽宗疏于或者說是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軍事方面，那他的王朝勢必就會陷入非常危險的泥沼。他雖然有著這方面的警覺，卻沒有理性地去應對。單就他頻繁更換年號，即可看出其經營的帝國一派粉飾太平的氣象。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學家王夫之的“炎漢盛唐，孤秦陋宋”觀點，可說是點到了北宋的死穴。丑陋的社會現象，必然弊病百出。這時候，總有人會挺身而出，對腐朽的統治表現出強烈不滿。宋江、方臘發動的農民起義，就是宋徽宗時代社會現實的反映和縮影。

其實，到了宋徽宗執政晚期，即使沒有輕視對外部勢力即金兵入侵的防范，就憑北宋孱弱的軍事力量，自然也是不堪一擊。事實是，面對金兵的強勢來攻，汴京的城墻就像柵欄一樣。更可悲的是，北宋王朝竟然沒有一個殉國的將領。就連宋徽宗和宋欽宗，都沒有做出不愿淪為階下囚的壯烈舉動。細梳北宋的軍事史，可歌可泣的只有楊業忠心報國的感人事跡，填補了這一可悲的空白。

（二）

盡管宋徽宗趙佶“皇帝”做得很不景氣，但在其尊崇道教的同時，把三國蜀漢大將關羽推上神壇，還是值得肯定的舉動。因為，任何時代都需要偶像崇拜，都需要道德模板，都需要精神高標。如此，才能強化民族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在宋徽宗執政的25年里，共用了6個年號，分別是：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其中，我們得著重說一下“崇寧”這個年號。崇，本意為山大而高；寧，本意為安寧。司馬遷《史記》云：“明道德之廣崇。”此處之“崇”，即高大之意。東漢張衡《東京賦》云：“建明德而崇業。”此處之“崇”，即興盛之意。而“寧”則與“靖”相連，意為社會秩序安定。如此，“崇寧”在這里即社會高度興盛安定之意。但是，這時候北宋的社會秩序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實際狀態呢？

宋徽宗的皇帝之位，應該說來得特別偶然。在此之前，他的兄長趙煦是皇帝，即宋哲宗，9歲登基，雖以“元祐”為年號，但一個幼童還不具備處理朝政的能力。于是，皇太后高氏便代替他“垂簾聽政”。在這個特殊時期，朝廷上下卻因“變法”而黨爭不斷。高氏出于對小皇帝的呵護，就對力行新法的派系人物進行政治打壓。直到8年后高氏病死，宋哲宗才得以親政。

由于心理受到長期壓抑，他一上臺即改年號為“紹圣”，并急不可待地改弦易轍，以章惇為宰相，對“元祐黨人”進行全部貶斥。可惜的是，他的政治理想與實際能力差距很大，在政治策略的制定和運用上，大多都是紙上談兵。如此一來，新黨與舊黨的爭鋒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激烈。加之，西夏和遼國虎視眈眈、屢屢來犯，使他疲憊不堪，最終郁悶成疾，24歲便駕崩而去。

因他沒有子嗣，皇帝之位由誰來繼承，即刻就成了燃眉之急。在此情況下，又有一個女人站了出來，這就是向太后，她說“先帝嘗言，端王（趙佶）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盡管章惇提出了異議，說“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眾朝臣卻沒有一個敢于應和。就這樣，宋徽宗順利地繼承了大統。

宋徽宗即位后，取年號“建中靖國”。建中，意為發展中的北宋王朝。靖國，語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國也”。靖，意為安定。靖國，當然就是使國家安定的意思。其用意，大有一番政治抱負。可惜這個年號僅僅用了一年，取代它的便是“崇寧”。

對于宋徽宗365天的“靖國”，后世不置可否。但他繼位為君的第二年，就改年號為“崇寧”，顯然是心里急切了些。縱觀他25年的執政表現，其渴望國家安定興盛卻極力以“粉飾太平”來障人眼目取得心理上的安慰，當是不爭的事實。應該這樣說，他把年號更換為“崇寧”的當年，就有些昏昏然而謀“聲色藝”的精神生活了。而“聲色藝”的基礎，必須得有安定的社會氣象來保障。如此，他便費盡心思地用意識形態來為他的“精神享受”構建一種支撐。于是，他想到了他的祖上宋真宗，對道教崇拜進行了一定意義上的皇家接力。

（三）

正當宋徽宗苦于心計尋找精神支撐的時候，解州（今山西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官員奏報“解池水溢，課輒不登”，立即就激起了他的興趣。如此，他隆重召見了道士徐神翁。徐神翁說：“此乃妖蛟作怪，需龍虎山天師除之。”此時的龍虎山天師，已是第三十代傳人張繼先，其9歲嗣位，被宋徽宗召見時只有13歲。宋徽宗好奇地看著少年模樣的天師問：“真仙住在龍虎山，可曾見過龍虎？”張繼先氣定神閑地說：“山中老虎常見，唯獨今天才見到真龍！”宋徽宗大喜，急問：“解池出現妖蛟，真仙能用神通治否？”張繼先聽言，即在鐵簡上畫了一道符，吩咐弟子與朝廷特派官員一同前往解州，將此符放置于鹽池岸堤崩塌之處。

此事，多種史料均有記載，民間傳說也是神乎其神，大致是：半個時辰后，解州鹽池以上電光劈空，震雷轟鳴，白晝如晦，隱約間只見一位神將自東邊提刀跨馬而來，隨即狂風大作，勢若沙場交兵。正午時分，天光初開，只見鹽池一片血紅，有妖蛟被碎尸其中。

宋徽宗得此消息，便追問張繼先：“真仙除妖，請來的是哪位神將？可否讓朕一見！”張繼先答：“此乃戰神關羽也！”說完，便施法召喚，關羽隨之現身。當時，宋徽宗正在驗看新鑄的“崇寧重寶”，就興奮地對關羽說：“我用此重寶之名，封你為‘崇寧真君’！”這一年，是崇寧二年，即公元1103年。

就這樣，宋真宗當年的“解池斬妖”再次被宋徽宗利用和神話。其實，宋徽宗在啟用“崇寧”年號時，就將目光鎖定在了關羽身上，曾敕封關羽為“忠惠公”。“解池斬妖”后，關羽被敕封為“崇寧真君”，距他去世已經883年了。需要說明的是，這時候關羽的進位和授爵具有濃重的道教色彩。其身份，當是道教領域的護法神祇。

之后，宋徽宗采納朝臣提出的軍事意見，延續祖宗“欲破遼國，先平西夏”策略，開始著手收復河湟（今青海省、甘肅省黃河和湟水流域）地區。實不想，此舉竟捅了馬蜂窩，致使宋夏矛盾急劇惡化。而兩年后金國的崛起，又打破了宋、遼、西夏三國鼎立的局面。以北宋疲軟的軍事實力，只能是苦果自吞。

說宋徽宗不務一點兒政事，倒是有些冤枉人家。為了做好軍事應對，他又一次把“崇寧真君”關羽請了出來，期望其彰顯神通“護國佑民”。因而在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宋徽宗再次敕封關羽為“昭烈武安王”。關羽由公而君，由君而王，從此時起被卸去身上的黑色道袍，成為北宋王朝的“護國”之神。宋徽宗如此禮遇關羽，實屬國家高層出于江山社稷安穩的考慮。將關羽作為“戰神”并進一步渲染，是對侵略勢力進行一定意義的精神削弱，以此來加大皇權政治的統治力度和國防安寧。

15年之后，即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北宋已是內憂外患。宋徽宗為求得關羽神靈的護佑，確保江山社稷安定永固，再次加封關羽為“義勇武安王”。將“昭烈”改為“義勇”，其用意無外乎兩點，一是號召國人都做“仗義之民”，二是以關羽的神勇鼓舞士氣，從而達到國防安穩、國家安定。可惜的是，北宋自趙匡胤伊始就有意識地弱化軍事，加之后來的諸位皇帝不改祖宗之法，治國能力非常不強，到宋徽宗時又表現得甚是明顯，繼而等到強勢的金兵兇猛來攻，立刻就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宋徽宗和宋欽宗，雖然都成了北宋的歷史罪人，但他們執政期間對關羽進一步神化，并將其作為穩民心、抗侵略、保社稷的“精神之傘”，還是值得重視的。畢竟，關羽走向神壇他們起到了關鍵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