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世坤

柳宗元在《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志》文中說，柳家在唐朝最有名望的大官要數高宗朝的中書令柳奭，又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提到他父親的祖宗六代，其中特別提到他父親的曾伯祖柳奭，字子燕，唐中書令。他在《送澥序》中說：“人們都說我的家族很興旺，這都是因為祖先的功德，在高宗朝時，我的家族同時在尚書省任職的有22人，以后遭到武后的殘害而衰落下來，武后敗后，我的家族仍然興旺不起來。”由此可見，柳宗元對他的高伯祖柳奭曾經有過的宰相之職，感到十分榮耀，而對柳奭的被害和柳氏家族的衰落，則感到痛徹肺腑。

柳奭為柳宗元的高伯祖，即柳宗元的五世祖柳楷之兄柳則之子，唐太宗貞觀年間為中書舍人，因其王姓外甥女為皇太子李治妃，永徽三年春正月又被立為皇后，柳奭先升為兵部侍郎，高宗即位后又遷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為中書令，官至相位。

又據《資治通鑒》載，永徽五年春正月壬戌，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皇）后嫉之。中書令柳奭以王皇后寵衰，內不自安，請解（除）政事，罷為吏部尚書。永徽六年冬十月己酉，（皇帝）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其）母及兄弟并除名，流（放）嶺南。十一月丁卯朔，冊（封）皇后武氏（則天），是日百官朝皇后于肅義門。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并（被）囚于別院。（皇）上嘗念之，（其）間行至其所。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提放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顯慶八月，貶柳奭為象州刺史，（遭）許敬宗誣陷，奏（長孫）無忌（外戚）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搆扇（挑撥扇動）而成，于志寧亦黨附無忌（復姓長孫），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是詔（命）追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而后許敬宗又請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諧（到）黔州，再鞠無忌反狀，至則追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住）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韓瑗于象州，（時）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放嶺南為奴婢。

《舊唐書·柳奭傳》：神龍（年號）初，則天遺制（政歸李唐，中宗李顯復位時平反），與褚遂良韓瑗等并還（原）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因此受罪）者，咸從曠蕩（全都豁免）。開元初，（柳）亨孫柳渙為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奭，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遭罪）。雖蒙遺制蕩雪（政歸李唐，平反昭雪），而子孫亡沒并盡。唯有曾孫（柳）無忝，見（籍）貫龔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流放）……伏乞（叩拜允請）許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原籍）。”疏奏，（皇帝）敕令奭歸葬，官造靈輿遞還（依照原例照發靈樞官葬）。

柳奭歸葬，是否回到長安“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墳地）”？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即為他的父親寫的墓表中列舉了其父的六代祖柳慶、五代祖柳旦、高祖柳楷、曾祖子夏、祖父從裕、皇考（父親）察躬，其中還特別提到其父的曾伯祖柳奭，亦即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奭。這樣看來從宗元五世祖時，柳家大墳地已遷到少陵原，這也許是因為柳奭在朝為宰相時的緣故。柳宗元代從父柳寬之弟寫的《故大理評事柳君墓志》文中，又從柳寬之祖柳繹往上，柳繹之父柳楷，之祖柳旦，之曾祖柳慶，柳繹之下有其子柳遺愛，都葬在少陵原，（其孫柳開、曾孫柳寬因故葬在南陽）。

但是在柳文中，這少陵原大墳地，就是沒有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奭，這本應不是失誤，而是柳奭從來就沒有進入這長安少陵原柳家大墳地。究其原因與其被害的特殊情況有關。柳奭被武后派人殺害于嶺南象州，且近親皆流放嶺南為奴婢。從永徽六年（655年）武后受封干政，光宅年（684年）執政，天授年（690年）稱帝改國號為周，直到神龍年（705年）復唐國號，武則天干政執政長達50年，在此期間柳奭的靈柩根本不可能回到長安。

然而時至今日，卻在河東柳氏祖籍有關柳奭墓地的傳說，即夏縣城北30里柳村的柳宰相墓。柳宗元的高祖柳子夏的親兄弟柳繹，也是柳奭的從兄弟，其為柳宗元從父柳寬的祖父，曾為夏縣令。也許是柳繹因為夏縣令的緣故，這一柳氏家族有人在那里定居了下來。

這里我們再回到開元初，（柳）亨孫柳渙為中書舍人，表奏中宗皇帝，敕令柳奭歸葬。這里說到柳渙，時為中書舍人，稱柳奭為伯祖，其人是柳宗元祖父柳察躬的堂兄。柳渙官居高位，在皇帝面前說得上話。這里還須注意的是，他上奏朝廷的折里說到柳奭的后裔就只有一個曾孫柳無忝，求其還葬鄉里，無忝回歸本籍。而這鄉里何指？也許因此選擇回到河東祖籍，歸葬柳奭在柳繹曾為縣令的夏縣地，其孤孫無忝扶柩落戶夏縣。

如今的夏縣柳村人家許是他們的后人，也是這一支柳氏族人為柳奭墳墓或衣冠冢歷代守護，對此有《柳宰相墓記》石碑為證。墓記作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時本邑庠廩膳生員張吉士撰文，生員馭封書丹（書碑）。開頭一段文說，“余與茲土接壤，世聯姻締。早歲即知有柳宰相墳，詢之，（鄉里）薦紳先生以為柳子厚墓，即又訪之柳氏父老，僉日歷年多不知名字，但祖父相傳，此忠直宰相以刑化。”接著作者概寫了柳奭為宰相和遇害的經過，意在說他的忠直宰相以刑化（遇害）。此后作者又以“柳氏父老又曰：（據）邑乘（方志）載，柳子厚墓在縣北三十里柳村，舊有碑碣，為雷所仆”說，接著作者又舉了柳宗元的情況，得出的結論是，“此非子厚之墓明矣”，再后作者又列舉了柳氏代傳人物，認為“雖簪纓累葉（世代為官），世濟其美，為宰相者，公一人而已。而納忠效信，殺身成仁，又與歷世相傳之言，若合符節，此為公墓無疑。”文后作者發了一通感慨：“夫從古忠臣義士，其里居丘墓湮沒不存者，何可勝道（不可勝數）！間有存者，或云仍殆盡或流傳失實，真贗莫辨（真偽難辨），無所考信（考證）者所在皆是。公歷千余年之久，而瓜瓞綿綿，子孫昌熾，又能篤念前型，選石鐫文，以垂不朽”，再一次地證實此為柳奭之墓是“征文考獻，本本原原，確有可據”，以及柳氏后人對先祖柳奭的緬懷追念之情。

見于柳奭在柳宗元心目中特有的地位，夏縣發現柳奭之墓，這是河東柳氏文化的一大歷史發現，也是與柳宗元文化密切相關的一個重要方面，應該引起人們的密切關注，認真將其納入柳學柳文化研究的范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