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虎

作為夏縣十大歷史人物之一，李悝何以能從眾多河東人杰中脫穎而出、名垂青史？這就要從李悝變法說起。

戰國時代，七雄爭霸。李悝作為戰國初期魏國著名的政治家和前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首開我國法治之先河，助力魏國成為戰國初期最早進行改革的諸侯國。韓、趙、魏三家分晉時，魏文侯被周天子冊封為魏國開國君主，定都安邑。為了富國強兵，魏文侯禮賢下士，招攬了李悝、吳起、西門豹、卜子夏等大批人才，而李悝以“魏文侯相”和“魏文侯師”的身份，在魏國主持變法。

李悝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在政治上提出“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削弱舊貴族的力量，起用新人；經濟上主張“廢溝恤”，推行“盡地力之教”，廢除井田制，鼓勵發展農業生產，推行重農抑商政策；軍事上，他改革軍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大力獎勵軍功。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中曾說：“魏國李悝，盡地力，為強君，自是以后，天下爭于戰國。”而李悝最突出的事跡就是在春秋以來各諸侯國頒布的成文法基礎上，編撰了中國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法典——《法經》。這既是對當時各國法律的總結，亦是后世秦漢法律之藍本，李悝因此被奉為戰國法家之祖。

《法經》共有六篇，即《盜》《賊》《囚》《捕》《雜》《具》。《盜》指竊取財貨，這是保護封建私有財產的法規；《賊》是指對人身的侵犯，甚至犯上作亂，是防止叛逆、殺傷，保護人身安全和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法規；《囚》是指囚捕盜賊，是關于審判、斷獄的法律；《捕》是關于追捕犯罪的法律；《雜》是對狡詐、越城、賭博、貪污、淫亂等違法行為的懲罰；《具》是根據犯罪情節和年齡情況，對判罪定刑、加重或減輕的規定。

顯然，李悝變法的主要內容是懲辦盜賊，以保護地主階級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一斷于法”，打破“刑不上大夫”的傳統，體現法家“重刑輕罪”的思想。用我們今天的視角來看，《法經》中包含了可貴的廉政思想和吏治思想。

《法經》提出“事斷于法”，主張“罰必當”。《雜》中規定：丞相收受賄賂，其左右(助手、副職)處死刑。將軍以下收受賄賂者，一律處死刑。賄賂的金額不足黃銅二十四兩者，免予科刑。這是中國最早的關于整治官吏賄賂罪的法律條文。

《雜》中還有相當比重的關于吏治的條款。官吏犯法，其罪重于常人。在具體的量刑上，有明確的對比，如常人聚眾賭博犯禁受罰金，而太子聚眾賭博則會受到鞭刑以至被廢黜的重處；官吏利用職權牟利則要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不論情節輕重，都構成犯罪，程度只作為量刑依據。由此看來，無論是違反了一般法禁或者特定制度，隨著犯法者等級提高，刑罰也相應加重，這正反映了“重治吏”的思想。這種以公開成文法的形式具體規定對官吏的嚴格處治，比之奴隸社會“禮有等差”“法不加于尊”的原則來說，無疑是一次重大進步。

李悝的《法經》是其法治思想的結晶，同時也是春秋戰國以來第一部系統的法治論述，在當時也是前所未有的。它突破了“法在官府”的歷史，開始真正根據社會的變化制定法律，并且從魏國變法開始，法典的所有內容都對外公布，具有極為前沿的社會實踐意義。李悝匯集了各國的刑法，編寫成《法經》一書，試圖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護變法，維護封建法權。《法經》原文雖然早已失傳，但對后世的法律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法經》的推行，加上魏國其他富國強兵政策的實施，使戰國初期的魏國“辟土四面，拓地千里”，成為當時強盛一時的霸主。李悝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變法第一人，其《法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李悝的一生幾乎與法家思想的興起和發展同步，是法家學說的重要奠基人。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李悝變法的法治思想，在兩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對我們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李悝，這位法網的編織者，“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的這種“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激勵著我們在新的時代，也要勇于改革，勇于為正義和公正發聲，勇于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貢獻力量，李悝的精神照亮了我們前進的道路。

法令興則國治，法令馳則國亂。眾所周知，法治是一個國家的立身之本，是人民安居樂業的必要元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法治能夠防止貪污腐敗，塑造一個風清氣正的和諧社會；法治能夠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使人民獲得安全感。當然，時移世易，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讓李悝的“法治”思想在新時代開出新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