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

寫《蘇東坡傳》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尤其是對于我這樣才薄智淺的，更是一件“難于上青天”的事。

一來是李一冰、林語堂、康震等名家珠玉在前，想要寫出新意太難；

二來我向來奉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念，文字過于樸實，過于簡白，不喜歡對人物進行過多文學和藝術加工，怕失了“坡仙兒”的神韻；

三來關于蘇軾的史料實可用“浩如煙海”來形容，包括但不限于《宋史》《東坡志林》《宋人軼事彙（匯）編》，以及蘇軾平日里寫的書信、奏折、文章等，想要在里面有所取舍，簡直難于登天，倒不是怕寫出來字數太多，而是怕字數太少；

四是時間緊迫，怕匆忙之中寫出來的文字難登大雅之堂。

懷著這樣惴惴的心，我全力投入了“蘇傳”的創作中。好在我平日里就喜歡蘇軾，看的資料不算少，搭起框架來還算不得太難。

蘇軾是個儒、釋、道融會貫通的人物。他既是一位入世的儒者，也是一位超然物外的道者，甚至在最艱難的歲月里，他也與佛學結緣，將慈悲深植于心。正是這三種思想的交織，造就了這位偉大的文化巨人。這三者，一個講“入世”，兩個都講“出世”，一個人身上能夠融合這看似完全矛盾的兩面，實在令人驚嘆，令人敬仰。

年輕時，蘇軾的理想就是“致君堯舜”，這個理想一直沒有變過，無論到哪里做官，他第一時間考慮的總是老百姓。在杭州修堤，在徐州抗洪，在密州滅蝗，在黃州救兒，即使到了毒瘴橫生、九死一生的儋州，他仍然“講學明道，教化日興”。從這個方面來說，蘇軾是個優秀的官員，沒有愧對頭頂的烏紗帽，也沒有愧對地方百姓。

后世史書常將蘇軾當成“蜀黨”領袖，說來實在是有些冤枉。蘇軾是個“滿肚子不合時宜”的人，變法派當政時，他反對變法，守舊派“絕地翻盤”時，他又反對守舊派，實在不是個合格的“朋黨”領袖。之所以如此，全因他始終堅持一個理念：凡是對百姓有利的就支持，凡是折騰百姓的就反對。

在我看來，蘇軾童年發生的一件事，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蘇軾小時，母親教他讀《范滂傳》，讀完之后，小蘇軾忽然抬起頭問：“母親，若我要做范滂，母親答應嗎？”程夫人十分堅定地說：“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母嗎？”這顆正義的種子，自此便種下了。這些是他入世的一面。

《東坡志林》中有一篇《記先夫人不殘鳥》，講的是蘇軾小時候，家里有很多鳥來筑巢，且筑得極低，一低頭就能看見。蓋因程夫人教導所有人不可殺生，不能抓捕鳥雀。因此，蘇家的這些鳥兒從來不怕人。管中窺豹，可見蘇軾平時接受的都是這樣悲天憫人的教育，這才有了他無論自己如何困難，都要盡全力救助他人的人道主義。

蘇軾受莊子影響極深，經常在詩詞文章中化用《莊子》中的典故，文風也受到極大影響。《宋史》中說他：“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這成了他性格中超然物外的底色，才有了“一蓑煙雨任平生”，有了“此心安處是吾鄉”，有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儒、釋、道如同三原色，共同融合出了蘇軾這樣一個五彩斑斕、妙趣橫生的“蛟龍不世出”的人物。這樣，全書的框架也就立起來了。于是乎，我創作的重點，就放在了蘇軾人生的轉變上，以轉變中的經歷來凸顯他如何將三教融會貫通。

這本小書基本是在深夜和凌晨完成的，每天夜里12點開始，寫到凌晨五六點鐘，直熬到眼睛生疼、腦袋發脹才肯停下。倒不是我喜歡（也絕不擅長）熬夜，而是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我才能完全靜下心來，把自己代入到千年之前，代入到黃州的東坡前，代入到密州的超然臺上，代入到御史臺潮濕逼仄的監牢中，代入到“揀盡寒枝”的沙洲，代入到月下赤壁的小舟……去哭，去笑，去惋惜，去留戀，去遺憾，去釋然，去想：人生不就是這樣嗎？有“玉馬金堂”，就有“九死南荒”，反過來也一樣。

那年正是我過得最慘淡、最難熬的時候。在無數個與蘇軾共鳴、“相遇”的深夜，我仿佛看到他戴著青箬笠，穿綠蓑衣，站在風雨中笑著對我說：“人生如逆旅，你我都只是行人而已，有什么好怕的呢？你看那飛鴻，這里踩一下，那里踏一腳，哪里有撒子規矩嘛。”

是啊，人生的本色就是無常，有什么好怕的呢？

感謝“坡仙兒”，感謝這位千年之前的“失意者”，以文字的方式，完成了對另一位“失意者”的救贖。

這本小書，若能寫出“坡仙兒”風采之萬一，就算我這個才疏學淺之小輩功德圓滿了。當然，其中的疏漏和不足之處，也煩請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簡介

王陽，筆名王浩延，自由撰稿人、文史博主，山西省運城市臨猗縣人，畢業于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出版作品《百鬼夜行》《人類簡史》《萬物簡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