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9月15日，把握運城歷史文化與當代現實生活，以運城歷史文化為題材精心編撰的巨制“典藏古河東叢書”正式首發(fā)。這是我市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西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的具體實踐，是推動河東優(yōu)秀傳統(tǒng)歷史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有力舉措。

“典藏古河東叢書”各分冊分別為《皇皇后土》《先蠶嫘祖》《巍巍帝堯》《農神后稷》《德孝舜地》《大夏禹都》《后圣荀子》《天下裴氏》《千秋武圣》《大歷詩冠》《司馬溫公》。這11本長篇文化散文，聚焦河東歷史文化，甄選河東厚土歷史長廊中閃亮的人物及其故事，用當代意識激活歷史，擷英拾萃，連接古今，讓河東在文字中活現，展現出歷史文化中所蘊含的河東智慧、河東精神。

記者 金玉敏 攝

《皇皇后土》

作者寧志榮，山西萬榮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全委會委員。著有《墨子譯注》《北方的記憶》《正力量》《莊子詳解》等。

大地是人類的惟一棲息之處。人類自產生以來就生存在大地之上，中華民族的先祖尊大地為“后土”。從民間信仰文化來講，后土為大地之神、大地圣母、社神、古代掌管土地的官吏等。大地生長五谷，養(yǎng)育人類，繁衍生物，承載萬有。后土祠位于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和山西的母親河汾河交匯的地方——山西運城市萬榮縣廟前鎮(zhèn)，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堪稱中華祠廟之祖。

本書生動地記述了自黃帝時期以來，每個重要的朝代有關后土的信仰崇拜、祭祀儀式和文化內涵，旨在梳理后土信仰的淵源和脈絡，探尋后土文化在黃河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后土文化有五個特征，一是原始崇拜，原始先民在生活勞動中對于后土的敬仰，黃帝設壇祭祀后土的時代場景；二是社稷之源，古代帝王凡是建立宮殿，都要祭祀后土——社神，社神和稷神稱為江山社稷，人們把社稷作為國家的象征；三是祠廟之祖，后土祠從黃帝掃地為壇算起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不愧為中國祠廟之祖；四是禮樂之端，祭祀為古代五禮之首，祭祀與音樂、禮儀密不可分，早期的禮樂就是從祭祀時產生的，后土祭祀是中華民族最早的祭祀活動之一；五是文明之根，后土文化貫穿于中華民族發(fā)展的各個時期或者朝代，因此說后土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直根；同時后土文化所蘊含的厚德文化、生態(tài)文化、求子文化、廟會文化、農耕文化等，十分豐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縱觀中華民族的盛世時期，如三皇五帝時期、漢朝漢武帝之時代、唐朝之開元盛世、宋朝之咸平之治等，后土文化活動都十分繁榮。黃帝之設壇、漢武帝之詩、唐玄宗之碑、宋真宗之蕭墻碑、王勃之賦、薛瑄之詩等，都負載了后土文化的豐富內涵。本書生動記述后土崇拜歷史和研究后土文化，也是研究河東文化的重要收獲。

《先蠶嫘祖》

作者張繼紅，山西原平人，古代文學碩士生導師，編審。長期從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曾參與主持整理出版山西省大型文獻整理出版工程“山西文華”。

1926年，李濟等考古學家在西陰遺址里，發(fā)現發(fā)掘出半個經過切割的蠶繭。近百年來，這半個蠶繭被考古學家乃至歷史學家、生物學家、絲綢專家們重視，并普遍被認為是先民從事養(yǎng)蠶的遺存。這個時間恰與嫘祖所在時間基本吻合。而且，史前考古一再證實，嫘祖時期，運城確實產生了養(yǎng)蠶抽絲的生產活動，而嫘祖正是這個活動公認的先祖，是男耕女織的共祖。

絲綢自嫘祖始，在中華發(fā)展壯大，運城是中國古代生產絲綢的重地，《詩經》的唐風、魏風等，反復記載了此地栽桑養(yǎng)蠶的事，直到元代，榮河木工薛景石所著的《梓人遺制》，為紡織機械的專著，充分證明古河東地區(qū)存在極為廣泛的絲綢生產活動。到晚清民國，運城各縣的地方志里，對紡絲織布廣有記錄，運城養(yǎng)蠶抽絲可謂久矣！

《先蠶嫘祖》一書，循著以上思路，首次全面梳理了中國以嫘祖為導源的絲綢發(fā)生的源流，并特別記述了絲綢生產、絲綢文化的歷史。全書分章，即一、農耕文明，肇始河東——中華文明騰飛的起點；二、黃帝嫘祖，親耕親蠶——中華耕織文化的象征；三、蠶繭驚現，尋蹤探源——以考古實證傳說；四、天蟲作繭，初為衣裳——遠古桑蠶業(yè)的探索；五、栽桑養(yǎng)蠶，剝繭抽絲——中華桑蠶生產史述；六、華章絢爛，驚艷世界——澤被人類的中華絲綢；七、穿越海陸，廣惠全球——穿越數千年的絲綢之路；八、華彩九章，源遠流長——綿延數千年的絲綢文化；九、兼容并蓄，繼往開來——中華絲綢文化的繼承與弘揚。全書24萬字，配以70余幅圖片，以通俗語言記述嫘祖之功，彰顯運城地區(qū)悠久的根祖文化，追尋絲綢生產歷程，是一部別開生面記述先祖文化與物質文化史相結合的著作。

《巍巍帝堯》

作者喬忠延，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山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著有《遠去的風景》等圖書計88部。曾獲趙樹理文學獎、冰心兒童圖書獎、冰心散文優(yōu)秀獎。

《巍巍帝堯》融典籍史料、神話傳說、考古發(fā)現于一體，用文學的筆法，首次全方位、多視覺展示了上古時期，帝堯帶領先民在河東大地探索奮求，催生國家、肇始文明的壯麗畫卷。

該書從帝堯母親慶都離奇懷孕、生育帝堯，到先民萬眾抔土成陵、安葬帝堯，寫照了他傳奇精彩的一生。尤其是濃墨重彩再現了帝堯帶領其團隊創(chuàng)造的輝煌業(yè)績：定都平陽，欽定歷法，敬授民時，推進了農耕文明；開鑿水井，抵御大旱，開啟了人類利用地下水的先例；樹立華表，倡導建言，率先實行民主治世；畫地為牢，創(chuàng)制刑法，拉開了依法治世的序幕；垂拱而治，教化萬民，提高了平民的道德素養(yǎng)；設立米庠，教化少幼，形成了最早的學校……由此，將部落和部落聯(lián)盟帶進了國家門檻。由此，最早的國家雛形出現了，人們在康莊擊壤而歌，始有小康社會之說。帝堯堪稱民師帝范、文明始祖。其開創(chuàng)的文明，衍行的文化，貫通古今，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著深遠意義。

意義何在？作者站在新時代的高度，潛心思考，作出高屋建瓴的揭示。帝堯欽定歷法，設立誹謗木，都是前人沒有的舉措，屬于最早的創(chuàng)新實踐。可見，堯文化是建設生態(tài)文明、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文化之源，又是創(chuàng)新發(fā)展之源。

當今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命題。帝堯欽定歷法，讓他所在的唐部族演進變?yōu)樘茋痪词诿駮r，讓天下各部族都跨進國家門檻，這就是最早的命運共同體。古老的歷史，全新的認知，《巍巍帝堯》一書激活了河東大地的悠久往事，為當代發(fā)展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動力！

《德孝舜地》

作者畢星星，山西臨猗人。著有《大音絕唱》等。作品多次入選各年度年選及排行榜，有作品獲過冰心散文獎、趙樹理文學獎。

堯舜是我們共同的祖先，堯舜活動地區(qū)是中華民族的根脈所在，正因如此，全國各地關于堯舜史跡的標榜，遍布南北各地。

作者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在運城各地搜尋打撈關于舜帝的各種史跡，包括史書記載、歷史遺跡、民間傳說等。

作者主要考察了永濟、垣曲、鹽湖區(qū)三地，意在以親歷親炙，講述舜帝在此地淵源流長的存在。以史書傳說史跡互證，說明舜帝的歷史活動歷史貢獻，就在古河東實現，在古河東完成。古河東的悠久文化，是當之無愧的中華民族文化直根。這里最早叫中國，河東子民理應發(fā)出響徹千山萬水的最強音。

本書初名《舜地尋蹤》，意圖以時間為經，以河東大地為緯，編織一幅德孝文化千年流傳的壯麗圖景。從舜帝孝親和睦鄉(xiāng)鄰的傳說，一直到運城地區(qū)近年來的德孝文化創(chuàng)新承傳，一脈相承，綿延不絕，既挖掘了千年傳統(tǒng)的不朽價值，又突顯了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關于堯舜，正在由傳說一步一步走近史實。

最后，由陶寺考古成果展望，讓我們越來越接近堯舜的實體。舜地尋蹤，蹤跡處處閃爍。

我們要尋找千古文化之根，同時也在一步一步走近歷史的真實存在。傳說時代即將成為信史。

本書不是學術論文，我們的定位是文化散文。

歷史事件需要藝術化地表達，作品要體現藝術美，于古老的歷史事件生發(fā)出活色生香的感受來。

《大夏禹都》

作者蘇華，供職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著有《職方邊地：中國勘界報告書》，長篇人物傳記《何澄》，讀書隨筆集《書邊蘆葦》等。

《大夏禹都》以中國現代最具科學精神的考古學家李濟選擇古河東地區(qū)進行探索華夏文明的調查首選之地為開端，以1957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主持進行的豫西、晉南夏墟調查為歷史敘事的延長線，利用大量的圖典和相關通志、府志、縣志，通過歷史邏輯學的比勘、對照、分析，對頗有爭議且久無定論的多個“學說”，予以了完全不同的結論：所謂的夏，就是早期中國的文明之曙；夏人，就是活動在古河東地區(qū)的華夏族的中國人；夏墟，就是夏朝滅亡后的舊地——不會超出夏禹時代九州向其國都進貢的大安邑王畿之區(qū)域；而夏王朝的第一個國都，便是禹都安邑。

與已見諸圖書市場的夏史著作不同，《大夏禹都》一書以尋找夏墟和探尋夏文化的幾位關鍵性的人物為中心，圍繞著他們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貢獻和主要學術活動及觀點，展開了引人入勝的現場還原；書中的新材料和從方志中發(fā)掘、研判出的新史料在每個章節(jié)中幾乎都有顯現，給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閱讀新體驗。

《大夏禹都》還對夏朝的主體人物禹帝的家世、事功和夏朝的帝王譜系進行了完整清晰的描寫；對過去沒加確指的禹都，從定都到營建的要素作出了符合邏輯鏈條的平實描述。讀者從該書中，不僅可以看到夏都誕生在古河東的歷史事實，還可以看到很有力的“垣曲原來是湯都”的精彩篇章。《大夏禹都》為河東大地上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王朝，作了學術和文學相結合的完美敘事。

《農神后稷》

作者顧文若，山大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長期致力于北方區(qū)域文化與文學研究，尤其關注山西文化研究。

本書以后稷文化為中心，追溯了華夏農耕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的歷程。由于河東居于泱泱中華腹里之地，是堯舜禹建都興邦的地方，早在五千年前就是當時的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華夏文明發(fā)祥的核心地帶。作為后稷的出生地，這里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環(huán)境與文化土壤。后稷作為農業(yè)之師對傳統(tǒng)農業(yè)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的農業(yè)就是從這里起步，推廣到四方，河東地區(qū)因而成為天下糧倉之源。農業(yè)文明是后稷文化的靈魂，后稷對我國原始農業(yè)作出了重要貢獻：因地制宜、選擇良種、加強田間管理以提高作物產量以及對生產工具的改進等。

本書還從后稷作為周部族始祖的角度，梳理了他對后世社會發(fā)揮的巨大影響力。后稷開創(chuàng)的農耕文化，深深扎根、積淀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在河東，無論是民間節(jié)日、飲食、娛樂等民俗，還是家風傳承都體現出農耕文化的因素，古往今來，許多政要文士寫下了大量紀念后稷的詩歌與文章，見證了后稷文化在各個層面對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力。

本書認為，后稷精神的本質是在生活中觀察大自然，經過思考，提煉對大自然的認知，不斷改造我們的生存環(huán)境，通過物質文明的進步、通過不斷掌握科學技術以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保障人類的演進和發(fā)展。研究后稷文化在當代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后稷的精神對當代河東地區(qū)文化經濟產業(yè)的發(fā)展具有重要引領作用。

《后圣荀子》

作者高專誠，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著作有《荀子傳》等，譯著有《孔子與中國之道》《荀悅與中古儒學》等。

荀子是戰(zhàn)國后期趙國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荀子遠宗孔子儒學，近承子夏儒學，自創(chuàng)儒法兼容，既是晉地思想集大成者，更是河東文化的塑型者。

荀子學養(yǎng)豐厚、學識淵博，所著《荀子》內容豐富、文筆暢達，其思想和學術影響中國古代社會至為深遠，特別是對于秦漢以后中國社會的制度建立和日常治理，更是發(fā)揮了關鍵性作用。學習和了解荀子思想，對于認識中國古代社會，瞻望未來中國的發(fā)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當然也是《后圣荀子》一書的主要依據。

《后圣荀子》立足河東文化和天下學術，將荀子生平與其思想歷程相融合，力圖全方位展示荀子的形象及其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在全書結構方面，本書努力克服有關荀子生平資料較少、各種記載混亂且多有矛盾的不足之處，將荀子一生事跡與他的思想進程相結合，展現了豐富立體的荀子：晉地河東時代的儒學家荀子、齊國游學階段的哲學家荀子、各國游仕過程中的政治家荀子，以及終老蘭陵時期的教育家和文學家荀子。《后圣荀子》既有對荀子生平的詳考，更有對荀子思想的嶄新思索。對于荀子兼融儒法思想的分析，對于荀子教育成果和文學成就的探討，對于荀子思想與河東文化關系的思考，是本書的亮點所在。本書既注重通俗性和可讀性，又兼顧學術性和嚴肅性。

《天下裴氏》

作者韓振遠，山西臨猗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山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著有《古之旅》等。曾獲郭沫若散文隨筆獎、趙樹理文學獎等。

多年來，研究、論述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世家望族裴氏家族的學術著作、描寫記錄裴氏人物的文學作品多不勝數。本書在諸多裴氏論著的基礎上，選取特別角度，獨辟蹊徑，將裴氏家族興衰、人物沉浮，與中國社會進步結合，尤其與中國歷代官員選舉制度、官制本身的演變相結合，揭示裴氏家族官場興衰的內在原因，系統(tǒng)地闡述其濫觴、崛起、發(fā)展、鼎盛和衰落的全過程，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識性與文學性于一體的家族史專著。

中國古代的選舉制度，實際是引領裴氏家族文化的風向標。本書以歷史上的選官制度為線索，將裴氏家族的尚學、知學、好學、勤學、苦學、強學之風貫穿其中，全方位揭示出了裴氏家族文化的精髓。裴氏家族彪炳史冊的豪杰俊邁、賢相名將，無一不是讀書人。在記述時代風尚、人物生平時，作者有意表現裴氏的家族文化，尤其是官宦文化、廉政文化對人物的影響。

本書遵循有利于內容展現、有利于作者表達原則，按時代分為五章，各章選取裴氏家族不同時代的三四位代表人物。為不中斷敘事連貫性和閱讀連續(xù)性，每章均有引言，用兩三千字的篇幅，論述時代特點與裴氏家族的發(fā)展狀況、作者觀點。本書用簡潔曉暢的敘述語言，夾有論述，隨事比興，因時抒論，不虛飾，不妄贊，用客觀公正的描述，將作者的文學審美、歷史觀點表現出來。

《千秋武圣》

作者王西蘭，山西永濟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曾任運城市文聯(lián)主席，山西省文聯(lián)副主席。三次獲得趙樹理文學獎。

我們知道關公的許多英雄事跡，是藝術的虛構；而史冊書寫的，有不少是負面評價；他身后的封王封帝，伽藍天尊，自然有著濃厚的神化迷信色彩。我們的武圣關公，難道是虛構的、負面的、迷信的關公？這是長期以來關公信仰的一大難題。這個難題需要科學解釋，需要正確地回答。否則，關公文化的引深和發(fā)展，也就會越來越困難。散文化書寫的關公傳記《千秋武圣》，力圖破解這一重大難題。

該書完全剝離和剔除藝術虛構，真實地記述了關公縱橫天下幾十年的奮斗歷程，反映了他在東漢末年為平息亂世國家一統(tǒng)的英勇斗爭，反映了他在蜀漢集團生存、立足、發(fā)展各個戰(zhàn)略階段的巨大功勛。讀者可以看到，沒有了那些傳奇般的虛構故事，關公仍然是一個英勇戰(zhàn)士和優(yōu)秀統(tǒng)帥。他忠誠信義的品格和英勇奮戰(zhàn)的精神，使他必然成為歷史上一個真實的人民無比敬仰的英雄人物。

《千秋武圣》通過科學辨析、理性解讀關公的負面評價，力求還原正面的關公。需要指出的是，本書分析和質疑關公的負面評價，是要說明關公即使有缺點，也不是長期以來被誤解的致命缺點。《千秋武圣》努力厘清和剔除神化迷信，對民間信俗意義上的關公信仰，進行了科學分析，闡述了神化迷信與敬奉關公的辯證關系。關公是具有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的歷史人物，關公信仰是民眾崇拜、朝廷尊奉、宗教利用共同融合的文化現象。關公的忠義仁勇精神，使他成了中華民族的心靈寄托和道德追求，從而形成了體現中華傳統(tǒng)文化核心價值和民族道德倫理的關公文化。這是關公信仰的精神實質。

《大歷詩冠》

作者張瑞君，文學博士，二級教授。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著有《楊萬里評傳》等。

《大歷詩冠》用雅俗共賞的語言，第一次全面地展現了蒲州的中唐詩人盧綸的人生歷程、思想性格、詩歌內容與藝術成就，揭示其大歷第一的詩歌地位。

盧綸的一生雖艱難坎坷，但高揚人生的風帆，自強不息。他生逢中唐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但其喜怒哀樂不是僅僅圍繞個人的得失進退。他深切關心民生疾苦，力爭做一個為民辦事的好官，也在不同題材的詩作中勸慰友人盡力為民，憂國憂民的情懷體現在許多作品中。他的邊塞詩數量較多，不乏名篇。審美的觸角深入到邊塞的方方面面，對將士的同情流露在字里行間。真實地展現了戰(zhàn)爭的勝利與失敗，典型體現了中唐邊塞詩歌的藝術風貌。他的送別詩，數量多，不拘一格，積極向上，肯定人生，感人至深。他的不少自我抒情詩，典型地表現了特定時期的士人心態(tài)，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藝術感召力。

盧綸的詩歌富有精巧靈動的構思策略；想象奇妙新穎，妙喻無窮。如果說盛唐詩是長江大河奔流入海，氣勢磅礴，盧綸的詩歌則如桂林山水，清新美艷，韻味雋永。他的詩歌語言靈活流利，節(jié)奏明快。他的詩歌風格多樣，或豪邁奔放、或蒼涼悲壯、或沉郁頓挫、或高妙悠遠，或自然平淡、或典雅精致、或色彩絢麗，不一而足。他在唐代詩歌史上有承前啟后的意義。

《司馬溫公》

作者李金山，山西夏縣人。現供職于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創(chuàng)作研究部。著有《李鴻章：“裱糊匠”的慷慨與悲涼》等。

本書以紀實手法，全面描述了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司馬光的一生。

本書著重描述了司馬光與河東的關聯(lián)。比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司馬光的母親聶氏去世，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年），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又在晉州（治今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qū)）知州任上病逝。不久，司馬光與兄長司馬旦護送父母靈柩回到夏縣。當時的夏縣縣尉剛好是司馬光的“同年”，名叫孟翱。在孟翱的引導下，司馬光走遍家鄉(xiāng)的每一寸土地。司馬光守孝期間，朝廷在夏縣征召鄉(xiāng)弓手即民兵。大宋與西夏在打仗，正規(guī)軍屢戰(zhàn)屢敗迅速減員，于是想到征召民兵作為替補，百姓哭聲一片，好像人人有喪事、家家遭搶劫，司馬光耳聞目睹，深刻感受民生疾苦。司馬光還在家鄉(xiāng)讀書寫作，《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等，都寫于夏縣守孝期間。又如，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葬司馬光于夏縣司馬氏祖塋。宋哲宗親自書寫碑額“忠清粹德之碑”，并詔令翰林學士蘇軾作神道碑文。

本書還深度探究了司馬光與河東文化之間的關聯(lián)。比如，河東民風淳樸，節(jié)儉被當作信條世代相傳。司馬光作為河東之子，本人一生節(jié)儉，他還教導兒子節(jié)儉，寫下著名的《訓儉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