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游映霞

這是一位沉潛于文學世界的芮城籍詩人。他說：“寫詩的人都知道，要找到自己的聲音是多么的不容易。”為了找到自己的詩學之路，詩人、翻譯家楊鐵軍，輾轉求學于運城、北京，最后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繼續深造，在那里學習工作了20多年，又返回芮城，兜了一大圈。

他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推動外國詩歌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不斷拓寬國內讀者的文學邊界，讓讀者得以領略世界文學的魅力。他用極富表現力的語言，賦予原作以穿透時空的生命力及藝術感染力。他先后出版了十余部文學著作，其中包括葡萄牙詩人佩索阿的《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獲得深圳讀書月2019年度十大好書獎）。8月25日，他翻譯的加勒比海大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奧麥羅斯》榮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

《奧麥羅斯》是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圣盧西亞詩人沃爾科特寫的一部現代史詩巨構，被國內詩歌翻譯界稱為“最難翻譯的作品”。“奧麥羅斯”為古希臘長篇史詩《荷馬史詩》的希臘語譯名，全書以當代為坐標，上下五百年，在空間和歷史中自由穿梭，把殖民歷史、個人記憶、希臘神話、現實政治、加勒比海地區的生活經驗交織成一體，用多元聲音和多重線索的后現代手法，在魔幻色彩、厚重歷史和后殖民語境之間形成了廣闊的詩意空間，應當說是一個蒙太奇一般的文本。

記者近日就相關問題專訪了楊鐵軍這位“拓荒”譯者。

記者：楊老師您好，很榮幸有機會采訪您。您從事翻譯工作這些年，有十余部譯作，您的《奧麥羅斯》翻譯為國內的首譯本，此次憑借它獲得魯迅文學獎翻譯獎。您能談談是什么樣的契機，打動了您，促使您去翻譯《奧麥羅斯》這部“謎一樣的文本”，它距今已有三十二年，并且來自一個并不為人熟知的國家。

楊鐵軍：迄今為止，我翻譯的都是那些我認為可以從中學到東西的書。《奧麥羅斯》這本書挑戰性太大，所以我一開始有點畏難情緒，拒絕了編輯的邀約，但最后我還是簽了合同，因為挑戰難度大即意味著可以從中學到更多的東西。《奧麥羅斯》在國內以晦澀艱難著稱，但我發現其實原文并不難理解，可能是因為其名頭太響，大家在尚未了解的時候，對其充滿了神秘的想象吧。

圣盧西亞是個加勒比海地區的小島國，但《奧麥羅斯》的作者沃爾科特是英語世界里非常知名的大詩人。沃爾科特常年在美國的波士頓大學教書，與他過從甚密的朋友包括愛爾蘭詩人希尼、俄裔美國作家布羅茨基。三個人先后都獲得了諾貝爾獎。希尼和布羅茨基對沃爾科特都有極高的評價。他的詩肯定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翻譯他這本書肯定會獲得一些啟發。所以如果說翻譯《奧麥羅斯》的初心，就是挑戰自己，學到更多東西，那么我覺得這個目的也達到了。

記者：您的翻譯成果品質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與翻譯界的一致認可，您的經驗對青年學者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奧麥羅斯》作者沃爾科特在構建文學世界時將自己比擬為“第二亞當”，作為一名專業翻譯人士，在翻譯該書時如何結合您的翻譯經驗，把握沃爾科特的理念？

楊鐵軍：這個“亞當”的意思沃爾科特在很多地方表達過。在他看來，加勒比海地區是個沒有歷史的地方，一個人拿起斧頭，并不是單純地拿起了斧頭，而是具有象征意義，因為你是第一個使用斧頭的人。就好像伊甸園里的亞當，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原初的。

如果沒有歷史，沒有悠久的文學傳統，那么一個作家面對的就是一張白紙，往上面寫字，就好像在寫《圣經》。一方面，這件事非常困難，因為沒有可以效仿的榜樣；但反過來講，沒有深厚傳統的巨大負擔，一個作家反而具有最大的自由度。

沃爾科特在《奧麥羅斯》中把加勒比海比作一個重新發明斧頭的地方。如果從“別處”的角度來看，一切都不是新鮮的，但從“此處”，也就是加勒比海的角度來看，一切又都是新鮮的，好像遠古人類脫口而出“啊”，語言誕生的那一刻，世界充滿了大寫的驚奇。

但是沃爾科特并沒有停留在那一刻，因為他畢竟是一個現代人，長時間生活在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帶”。沃爾科特在詩中用加勒比海做舞臺，重新演繹了古希臘的史詩。把“原始”的加勒比海的當下，和高度文明的西方的歷史，置于同一個時空，兩者平行交錯，意義互相滲透，是全書的張力所在。

記者：您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詩歌？是什么樣的機遇，讓您開始翻譯詩歌作品？您認為這部《奧麥羅斯》對作者來說意味著什么，對您翻譯生涯的意義是怎樣的？

楊鐵軍：大約是大學二年級吧，有一天我們班同學去八達嶺游玩，看長城內外莽莽蒼蒼，非常震撼，回校后，一氣呵成寫下第一首詩。坦白說，此前我更偏愛小說。我也說不清當時為什么忽然寫了那么一首詩，只不過從此便“一發而不可收”了。

我真正開始翻譯是在美國工作之后。有一段時間，我保持著睡前閱讀的習慣，迷上了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集，讀了幾個月到半年，忍不住翻譯了幾首，發在網上。北大葡語系的老師閔雪飛推薦給上海九久文化的編輯何家煒，他約我翻譯一個弗羅斯特的選集。從那兒之后，一部接著一部，也是“一發而不可收”了。

《奧麥羅斯》肯定是一部總結性、集大成的作品，沃爾科特一生的磨煉和準備都在其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現。這部作品也確實為他帶來了廣泛的好評，為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我翻譯這部作品，因為反復修訂，如琢如磨，極大地提高了我對語言的把握度，間接地提高了自身的寫作水平，這也達到了我翻譯之初所懷抱的學習的目的。

記者：就您個人經歷而言，您青年時離開家鄉芮城，從北京到美國，又回歸家鄉，您的人生歷程頗有現代“奧德修斯”式的意味，這樣的經歷對您本人理解乃至翻譯《奧麥羅斯》都有什么樣的影響？（注：奧德修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是《荷馬史詩》其一《奧德賽》的主角，曾參加特洛伊戰爭，獻計攻克了頑抗十年的特洛伊。戰爭結束后，他在海上漂流十年，經歷無數艱難險阻終于返回故鄉，與妻兒團聚）

楊鐵軍：我從來沒想到過用“奧德修斯”來形容我個人的“漂泊”生涯，這個形容很有意思，我覺得你很敏銳地把握到了我的寫作生涯的一個我都沒有意識到的維度。當然了，一個現代人，不可能是奧德修斯，他沒有那么多詭計，也沒有奧德修斯的武力。一個現代人甚至無法像奧德修斯那樣，把“回到家鄉”提高到哲學的高度。但是你這么一說，我確實感到，我在冥冥之中實現了回家的夙愿。

我雖然在美國待了二十多年，但從來沒感覺到那是我的家。最初，我在愛荷華，每天去上學走過一座小橋，下面是清澈的流水，風景非常漂亮，但是我似乎有一種強迫癥，每次走到那座橋上，或走在河的岸邊，都在心里對自己說，這一切都和我沒關系。后來我去了亞特蘭大，有了自己的房子，但什么像樣的家具都沒置辦，家徒四壁，因為我總覺得我只是暫時在這里停留，很快就要離開的，不知不覺中便過了那么多年。似乎被海妖的歌聲定住似的，在喀耳刻的海島上無知無識地逗留。

記者：在您眼中，家鄉芮城是您藝術生涯中從未偏離的“加勒比海”嗎？您從這里有汲取到希望和力量嗎？（注：“加勒比海”是作者沃爾科特創作《奧麥羅斯》的大背景）

楊鐵軍：我們這一代人，年輕的時候充滿了叛逆，想走得越遠越好。這個不光是從地理上的距離來講的，也是從文化上的距離來講的。我們拋棄了很多東西，去追求一個遠方。年齡漸長，才認識到自己的根，自己的“加勒比海”。從一方面講，家鄉對我的意義，和對沃爾科特的意義，是一樣的，在我們的思考框架里，自己的文化時時刻刻處于一種和西方的對立、并置關系之中。跟沃爾科特類似，我也有在美國長期生活的經歷，我對美國的歷史所持的態度和沃爾科特也很類似。但從另一方面講，沃爾科特很早就意識到故鄉在自己詩學中的位置，而我認識到這點已經是很后來了，這個不光是個人認識的問題，我覺得也是我們文化的認識的問題。但這就是我的命運，我接受，而且我覺得只要我還能感受到故鄉的力量，那么希望從來都沒有泯滅。

記者：我們現在強調文化自信，推崇優秀文化走出去。從翻譯學角度來說，在您看來，中華文化應該怎么走出去，外來文化又要怎么走進來，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譯介在其中將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楊鐵軍：我可能是個典型的山西人。我們擅長的是做好自己，做最好的自己，相信只要做到這點，那么不用我們刻意走出去，我們就已經“走出去”了。

我們中華文化其實是個好奇的文化。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都保持了對外界強烈的興趣。在中國文化史上，發生過很多次大規模的譯介活動，比如佛經的譯介等等，我們的文化因此保持了最強大的生命力。從這點來看，翻譯不是一個狹窄意義上的好奇心的滿足，而是保持文化自信的基礎。

但我完全贊同在立足自己的前提下主動走出去。打破傳統的關系模式，在不斷探索中，和其他文化形成新的對話關系。中國文化只有在這樣的關系中才能“其命維新”。

記者：您是運城地區1988年高考文科總分第一名，走進了北大中文系，1995年取得北京大學世界文學碩士學位，又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后退學從事軟件咨詢開發工作。縱觀您的學生及學術生涯，像您這樣的“學霸”級人物，有什么樣的學習心得可以分享給現時的青少年學子？

楊鐵軍：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么當時能考那么好，我高中期間看了大量的閑書，也沒有像有些同學那樣，熄燈之后還點著蠟燭自習。現在回想，可能最大的原因在于，那時候心思單純，做什么都能心無旁騖，很快就能把注意力聚焦到書本上吧。其實也沒有什么訣竅，就是該學的學，該懂的懂，課本上的所有東西都不放過，跟著教學進度就行。所有的學業都必須經過你的腦子，如果你沒及時搞懂，放棄了，那么很可能就會形成惡性循環，需要花費更大的努力才能趕上來。如果課堂或課本上所有的東西你都及時搞懂，不放棄，反而是最容易的，因為你就不用在追趕的壓力下疲于奔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