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斐

盛世修史，嘉年撰志，不僅是一種歷史的慣例，而且更是現實的冀求。解放先生的史傳性志書書稿《萬榮村名文化》就正是這一慣例和冀求的具體實現與確切兌證。這部志書通過對萬榮縣孤山臺地周圍106個村落的歷史鉤沉與事跡萃聚，十分精準而典范地呈現了中華文明之源頭的人文歷史風貌與村閭沿革變遷之向度和軌跡，從而使人們得以通過以“點”溯源、以“根”撫梢的方式而極富原創性和立體感地洞悉中華民族的起源與流變，進而領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原始根據與時代內涵。正因為我們中華民族不僅曾經“興”過，而且是大“興”特“興”，所以我們今天才有資格和底氣不無豪邁地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擘畫與奮斗目標，同時，這種復興也才有依據，有底氣，有例證，有典范。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史志撰著的作用和意義不僅不可小覷，而且十分關鍵和重要。一如《史記》、《資治通鑒》，乃至王通的《太平十二策》、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等，就都以恢宏而確當的歷史事實，為我們提供了中華民族之“興”的歷史范例與具體事跡，這不僅為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豪邁而自信地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佐證、營構了先例、創造了范式、夯實了底氣，而且尤其為我們用實踐營構了中華民族的彪炳樣板與曠世光輝，不僅使我們以之引為自豪，而且更讓我們在實踐中得以效法，直使我們在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不僅有樣板在前，而且更底氣十足。

司馬遷在《史記》中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5種形式、共130個篇章，從黃帝軒轅氏一直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共3000余年的歷史。此間，他不僅創造了五體結構的述史形式，并以此而奠定了歷史學的獨立地位，開創了史學發展的新時代、新形式，直被魯迅贊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以至成為中國和世界文化史上一座輝煌的里程碑。正是《史記》為我們提供了中華民族早期之“興”的諸多歷史范例，使我們從中獲得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原始依據與原初史實。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出現了清明政治的樣板——文景之治，而且呈現了漢武帝劉徹文治武功的赫赫政績。正是劉徹，不僅強國富民，安邦靖邊，一直將長期騷擾漢王朝的匈奴從北部邊疆驅逐，而且大體上奠立了中國國土的基本雛形，尤其是在中國實力大大增強的情況下，更極為有效地在實踐中構建和完善了由秦始皇所創立的大一統國家政制，極為有效地在實踐中強化了自秦所延續下來的大一統國家政制，特別是從實踐中印證了大一統國家政制的巨大優越性，遂使郡縣制在實踐中得到了進一步充實與提升。否則，中國就會像今天的歐洲一樣小國林立，各自為政，紛爭不斷。誠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言“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作為也”。其實，晉人韓非在被囚秦期間，還有一個大貢獻，那就是為大一統的國家政制設定了科學的事權管理原則，即“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這個“四方”即指縣及其所管轄之鄉、鎮、村。顯然，縣、鄉、村是效力中央、體現政制和贏得治績的基層實體單位，并由此而演化出“老鄉”“鄉親”之稱謂，特別是陜西人，更習慣于將同縣、同鄉、同村人稱為“鄉黨”。由此足見，鄉、村這一行政建制及其所涵寓的深厚歷史感與廣泛人民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尤其凸顯了解放《萬榮村名文化》書稿所蘊寓的深邃政治意涵與廣泛社會意義。鄉和村雖為省、地、縣的下轄屬地，但它同時卻也是省、地、縣乃至中央所管轄的最終實體所在，是社會生活、社會機體與人民大眾的主體所恃與生存所依，特別是對于類似萬榮縣這樣的地方，尤其如此。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人們的一個高度共識則是：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為什么？因為山西是中華民族之“根”，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繁蘗處與衍生源。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而以晉南、豫西、關中所連綴形成的黃河腹地，則不僅土壤肥沃、氣候溫暖、雨量充沛、物產豐富，并因此而自然形成了中華民族在此的最早聚居、耕耘、生存與繁衍。特別是運城盆地，因其兼有鹽利而尤其適合早期人類生存與生產，并由此而致黃帝和蚩尤爭鋒于此。就連中國的頭號商人范蠡、二號商人猗頓，也都不遠萬里從河南、山東專程赴此地以求發跡。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萬榮的地位和作用愈益顯得特殊而重要，且無可取代。而這種特殊重要和無可取代，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萬榮孤山。因為早在遠古時期的山西，到處都是汪澤，就連如今被稱為華北屋脊的五臺山，那時候也只是浮在水面上的五個小島。后來，當大水逐漸涸落下去之后，這才逐漸形成了山西境內的幾條河流。而其中最大的河流——汾河在由北向南流動，當其流到運城盆地后，便與幾條小河匯流成一片濕地，然后主流遂從現今的中條山東側位置注入黃河，因為那時候中條山還沒有“長”起來，如今中條山的位置，還是一片洼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坐落在萬榮縣的孤山（綿山）便因其山體渾圓、基座廣闊，形成了由山體中心向四面放射性延伸的廣闊麓塬，既避開了水患的浸蝕，又適合種植各種谷物和養殖各種牲畜，由此而成為人們理想的宜居之地，不斷地吸引著四面八方的人們攜家帶口遷此定居，由之而促使萬榮愈益漸次走向興旺繁榮。興旺繁榮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人口頻頻增長，村閭不斷形成，而且幾乎每一個鄉乃至每一個村的每一個姓氏，都有著曠遠而悠久的歷史淵源。他們的祖先為什么要從四面八方不遠萬里遷徙到這里來呢？當然是為了樂耕善養、宜種宜居。對于此，解放先生在其《萬榮村名文化》中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對萬榮106個村莊的歷史鉤沉和種姓溯源，已極富張力和魅力地賦其以頗具歷史感和時代性的鉤沉與答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可將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山西”具體聚焦到坐落在萬榮縣的孤山麓塬及其周圍臺地。孤山雖然不算大山，但孤山的麓塬卻不僅極其廣闊，而且更是以臺地形式逐階上迤，一直從黃河之畔、汾水之濱上迤到海拔3000余米的高處，且又以萬榮為中心向四面八方輻射，直至聞喜、臨猗、永濟、鹽湖區、河津、稷山、新絳、夏縣等地。也正是這個地域范圍，構成了中華民族早期的頤養之地與活動中心。不僅作為中華民族歷史旌標的三皇五帝都在這里留下了政治建樹、生產建構與生活遺跡，而且就連作為中華民族奉為族祖的伏羲在這里創制八卦，后土娘娘女媧在這里摶土造人。作為中華民族的族祖圣根，三皇五帝均都早早地在這里安身落戶、繁衍后代、緝構人生、締創基業。就在萬榮緊挨黃河堤岸的廟前村，便有后土娘娘安身衍生的脽上之地，這里不僅建有中國最早、規模最為宏大的祀祖廟宇，而且從漢代至宋朝，竟有12位皇帝親臨后土祀祖省親。特別是作為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的黃帝也親臨此處，掃地為壇，祭祖祀上。黃帝是我們的祖先，那么，黃帝的祖先自然就該當是我們的先祖了，由此也足可印證：以萬榮孤山麓塬臺地為“基”為“芯”所形成的諸多鄉廓村閭府第的締建與沿革及其所蘊涵的歷史脈動與人文精神，必定和必然會以其固有的形態和內在的精神而從或一層面、或一維度體現五千年文明在山西的歷史印跡與精神風采，并以此既為五千年中華文明作樣板輻集，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鑄堅實根基，進而在凸顯和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與奮發精神的基礎上進一步夯實和揚勵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鐵心銳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自覺與堅定信念。而這，便是這部《萬榮村名文化》所賦有的思想內涵與精神核質，這同時也是這部史志性著作所給予我們的深刻啟迪與巨大激勵。

解放先生以耄耋之年不憚跋涉，不辭勞苦，深入調研、勤奮筆耕，在賦予這部史志性著作以精細、深邃、厚重、縝密之特質的同時，并以其嚴謹、博采、精研、細辨的治學精神而給予讀者以啟迪與激勵。這不僅值得贊許，而且尤其值得效法。

（作者系研究員、教授，中共山西省委聯系服務的高級專家、山西省文化領軍人才、山西省建設文化強省規劃研究中心副主任、山西省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