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殿鐸

長期以來，鄉村社會治理一直是制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短板。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要求。近年來，各級黨委和政府本著“三治”融合精神，結合實際在鄉村治理實踐中進行了許多有益嘗試，探索出不少經驗。筆者就怎樣實現“三治”有機融合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改革開放以后，村民逐漸富裕，自由支配生產生活的空間相對擴大。為適應這種新情況，黨和政府開始實行以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為宗旨的自治政策。但長期以來，一些基層黨組織對村民自治問題有一些誤區，導致一些村集體組織缺乏“造血”功能，造成基本公共服務缺失。一些村干部工作作風和工作能力存在問題，對黨的農村政策理解力和執行力較差，深化農村集體經濟體制改革束手無策，化解村民糾紛一籌莫展。鄉村干部人才隊伍也是“青黃不接，后繼無人”。此外，鄉村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農村婚喪嫁娶的陳規陋習依然嚴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等現象依然存在。

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指引下，我們要勇于開展“三治”融合的實踐探索。

第一，以黨建為引領，強化“三治”融合的人才培訓。近年來，黨中央提出堅持和加強對鄉村治理集中統一領導，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鄉村治理體制。山西省委將2022年確定為“基層治理能力提升年”，市委已經啟動了“抓黨建促基層治理能力提升專項行動”。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目前，各級黨委應首先指導村“兩委”干部制訂“一村一策”的精準治理方案，成立鄉村全面治理領導組。培養選拔和充實鄉村兩級優秀人才，以提高培訓針對性和實效性為導向，對推進鄉村治理的人才進行深入細致精準培訓。

第二，運用教育和激勵手段，激發村民作為治理主體力量的積極性。村民既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力量，也是鄉村治理全過程的參與者和受益者。鄉村干部要充分利用各村新時代文明實踐活動中心，整合黨建、教育、治理、服務等功能，建立健全各類活動室、志愿者服務點，充分運用教育和激勵手段，廣泛發動村民參與。從服務村民入手，通過這些活動室為村民解答疑惑。以村民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自治、法治和德治教育。指導協助鄉村開展道德模范、身邊好人、好媳婦、好公婆、文明村民等評選，并切實將這些評選成果以適當形式充分利用。

第三，切實發揮各類村級組織的自治功能，及時進行考核激勵。村黨支部和村委會是領導、組織鄉村治理工作的內部主體，民調會、衛生會、治安會、新鄉賢議事會、村民議事會等各類村級組織，社會公益組織，志愿者服務團等，是通過投資扶持、社會服務協助等方式參與鄉村治理的外部主體。在村黨組織統一領導下，明晰內外主體各自職責，充分發揮他們在鄉村治理中的效能。村“兩委”成員監督村級組織的日常運行。如民調會不能守株待兔，而要積極與司法機關聯系，定期開展普法工作。紅白理事會在村民操辦紅白事之際提前介入，全程監督。縣鄉兩級政府要定期考核評估村級組織的績效，并給予適當獎懲。對村級組織中涌現出的一些具有治村理政本領、德高望重、群眾信賴的優秀人物，縣鄉兩級黨委要讓他們到各地傳授經驗，給予一定的政治待遇和表彰鼓勵。對于一些長期徒有虛名，不發揮作用或作用不明顯的村級組織人員要及時批評、調整和處罰，真正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良性格局。

第四，切實發揮農村法治文化廣場的作用，使法治教育貼心化、經常化、實踐化。定期聘請高水平律師或基層經驗豐富的司法工作者，結合村民日常生產生活中經常遇到、最容易產生誤區或不易察覺的行為案例，以事說法、以案說法，現場教育群眾，鼓勵村民與律師互動，真正將生硬的法律條文貼近老百姓生產生活，講到村民心坎里，使他們聽得懂、喜歡聽、能理解、會運用。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鼓勵村民結合鄉村和自身實際，在法律專家的指導下舉一反三，指出影響農村安定和諧的一些治理難點、焦點。

第五，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權利司法救濟體制，確保村民自治權利不受侵犯。目前，一些村民對自治活動漠不關心，對自己享有的自治權利也不重視，甚至認為自治是上級和村干部的事情。其實，從法理上講，村民自治權利受到侵害之后，主要有以下救濟渠道：一是村民自治體（即代表村民行使自治權利的村委會）的私力救濟；二是鄉鎮政府的行政救濟；三是鄉鎮人大的權力救濟；四是人民法院的司法救濟。因此，鄉村兩級政府要切實增強依法保障村民自治的法治觀念，帶頭維護《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村民自治條例的嚴肅性、權威性，自覺做到不干預村民自治范圍事情。

第六，有效發揮村級德治組織作用，賦予道德狀況權威評判功能。長期以來，個別村民的行為存在不夠法律制裁，但卻傷天害理、令人義憤的現象。如村干部和村民損公肥私、假公濟私，有的村民行事鋪張浪費、炫耀富有，有的村民貪占小便宜，經常順手摘瓜掐果、偷雞摸狗，有的村民打罵孩子、虐待老人、厚葬薄養，經常與人吵嘴打架、言行粗魯，有的村民情趣低俗，所有這些缺乏公共道德的不文明行為，點點滴滴、耳濡目染影響著村民對鄉村治理的信心。近年來，一些農村組建了“道德評判團”“村風文明促進協會”“禁賭禁毒協會”等。村黨支部和村委會成員要自覺把自己擺進去，率先垂范、以身作則，為村民樹立道德榜樣。“道德評判團”要全面、準確地掌握村民相關信息，每年度要公平、公正、公開發布包括村“兩委”干部在內的村民道德行為報告，讓廣大村民監督評議。

第七，要適應新形勢，切實為“三治”融合提供堅強而充分的保障。一是全面構建部門協作制度。建立由組織、宣傳、政法、公安、民政、司法、工會、共青團、婦聯等部門參與的“三治”議事協調制度，共同研究“三治”中的重大問題怎樣協調解決，重點工作怎樣推進。二是拿出實際舉措，強化人才動力保障機制。大力充實基層治理力量，加大對農村“三治”運轉經費和干部報酬轉移支付力度，保障村干部基本報酬，健全完善與績效考核相掛鉤的報酬兌現機制，探索建立服務農村群眾專項經費省級財政保障制度。

總之，“三治”融合打造平安鄉村，是鄉村治理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成效如何關鍵看農村黨支部。為此，要加強黨建引領，強化陣地建設，通過建設管理有序、服務完善、環境優美、生產發展、生活便利、文明和諧的新型鄉村，助推“三治”融合和平安鄉村目標實現。

（作者單位：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