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三濤

一

那一年是1979年，農歷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正好在村廟里，上五年級，安平的小女兒鵬鶴（遺腹子）也是在那一年出生的。那一月是農歷七月，天氣還沒有變得老熱，人們都在地里忙著補秋莊稼苗。

那一天是晴天，和平時的天沒有什么兩樣，我總覺得不該有什么特別的事發生，可偏偏就在那一天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事……

吃過早飯，我和往常一樣趕緊上學，本來還指望有一會兒時間打打乒乓球，可走進校門時，我看見校園里站著好多人，大家眼圈都是紅紅的，有的人還在哭泣。人們圍的圈中央放著一塊門板，門板上躺著一個用白布蓋著的人，平時很少來學校的村領導比劃著在安排著什么。我看見大家眼睛里都是淚，也不敢多問一聲。當有人開始準備給那人理發，打開白布的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躺著的那個人是靳安平。眼淚一下子充滿了我的眼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怎么了？我使勁地看著他身上的一切，有一種生怕再也看不到了的感覺。他的臉上還是胡子拉碴，但依舊是那么和善，只是眼睛緊緊地閉上了；衣服和褲管上滿是土，腳上穿著已經發白了的黃膠鞋……我覺得他就是睡著了，因為在我心中他永遠都是在趕時間小跑步，永遠都是不知道累地跑著，我多么希望他真的就是睡著了。多少年來，那一刻、那個場面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里……

安平遺體出殯的那一天，村里來送行的人擠滿了我們的門前西街。現在想想，當時不知道我怎么糊里糊涂也在送行的隊伍中，那一天學校肯定沒有放假，可我清楚地記得我的老師和我的同學都在，并且我的老師一邊哭著一邊還在幫忙。

當安平的靈柩放在馬路中間時，哭聲已經把一切都淹沒了。

幾個花白胡須的老人一邊拍著安平的靈柩，一邊號啕大哭。

“好好的人，怎么說走就走了……”

“小靳，多好的娃，前幾天你還說去我家給我安電呢！怎么就這樣走了……”

“好人啊！老天怎么就不睜眼？”

……

本來該九點起靈的時間一推再推就是起不了靈。

老支書馬景壽扯著嗓子大喊：大家都不要哭了，讓……讓……小靳安安地走吧！可他卻又哽咽起來了……

當送葬的隊伍經過西胡同時，整個胡同里都是人……

這個場面從我記事起在我們村是第一次。

二

靳安平是我村第三任電工，他是1973年前后接任的。我村是1970年12月27日通的電，那一天雖然只亮了一盞燈，但在我村卻有劃時代的意義，老百姓歡呼雀躍，盼望著電能給自己的生活帶來變化。

上莊村地廣人稀、地貌復雜，是“三原夾兩溝”地貌，十四個生產隊二十多個自然莊要想達到戶戶通電，難度可想而知。老百姓迫切要求家里通電，公社領導要求力爭戶戶通電，上莊村又是當時縣里的示范村，村里的架電工作千頭萬緒而又無頭緒。當時的電工當了老師（因小學缺老師），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靳安平被老支書馬景壽“欽點”成了村里的第三任電工。

靳安平腳勤手快，為人低調、精明能干，不管是村里的事還是老百姓個人的事，他都是有求必應，老百姓都很待見他。上一分鐘，他還在村南頭南源莊，可沒幾分鐘，有人已經在村西北的六花原見到了他。老百姓都說：小靳就是個鐵人，永遠都不知道累，活像一只兔子。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動若脫兔”就是形容安平這號人的。

靳安平出任我村電工后，我村架電工作起色很大，多次受到縣電業局嘉獎，他個人連年被評為先進個人。由于我家和他家是前后院鄰居，我經常能看到有身背安電工具、戴著安全帽的其他村電工在他家吃住，有時一住就是半個多月。當時聽說縣電業局領導看中了安平，要借調他到縣電業局工作，一是村里不讓走，二是他本人也不太愿意，所以這件事也就沒有弄成。若干年后，我走訪了一個當時的電業局領導，他說這件事是真的，當時電業局領導還和安平談了話，也打消了他的顧慮，如果不是安平出了意外事故的話，電業局可能就把他調到縣局里了。

安平在任時，我村做到了莊莊通電，百分之八十住家戶通了電，也完成了水庫水電灌澆地，小麥、玉米畝產基本上翻了倍，老百姓的幸福指數明顯提高了。這些成績的取得，靳安平居功至偉。所有的一切，老百姓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他也成了當時村民們最信得過的人。

靳安平是因公觸電犧牲的。那個年代，“電能打死人”多數人是不信的，也包括年少無知的我。我記得有一次在家里聽說安平觸電從低壓桿上摔了下來，幸虧地下是剛犁過的地。我和奶奶去看他時，他躺在床上臉煞白煞白的，不過精神頭還好。看見我和奶奶過來，他急忙坐起來說沒事。第二天下午，他又照常背著工具箱上班了。這次安平觸電我一直幻想和上一次差不多，后來才知道這次是撞的是高壓線。

安平的犧牲對于他的家庭和全村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可即使再難，日子還是要過的，以后很長時間，安平都一直是村里人議論的話題。當我學了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后，我漸漸懂得了，后來的人把烈士的精神發揚光大就是對烈士最好的紀念。我漸漸地認為安平的犧牲在上莊百姓的心中比泰山還重，他永遠活在上莊老百姓的心中！

以后很多個日子，我總覺得在村里某個地方又碰到了安平，他還是那么忙碌，都沒時間和我打聲招呼……

三

我和安平的同學馬益壯老哥交流時，馬哥說安平在學校平時愛打籃球，人很聰明卻很低調，尤其是入團這件事，他總說自己不夠格，每一次班里給他名額他總是讓給了別人。馬哥說當時總覺得有些蹊蹺，可也沒好意思去問安平。

當我把安平的身世與馬哥交流后，馬哥感到驚訝，他連連感嘆：虧了安平伙計了！

安平的身世，我也是在他犧牲后才知道的。

安平出殯時，我看見大門口有一位老人時不時擦著眼淚。老人和安平長得很像，他看起來心里很著急可又探探索索不敢到安平的棺材前，一會背過身擦擦眼淚，一會又趕緊轉過來再看一眼……我看得出老人是一種撕心裂肺的心疼。

我聽到村里有老人說，那個人就是安平的親爸。

因為安平兒子小鵬姊妹幾個要上學，地里活還要干，從此，安平親爸來我村次數就多了，有時候早上我們在大門口一塊吃飯，老人還開誠布公地講他過去的故事。從老人的故事里，我終于知道了安平為什么在學校不去主動入團，為什么電業局借調他時，他總是一而再再而三推托了。

安平的生父姓衛，抗日戰爭時期就是國民黨正規軍的營長，正牌軍校畢業，多次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投降時，他帶一個連的隊伍從鄭州押送一火車日本俘虜要送往連云港，大冬天，日本兵都是穿著一件單裝，哆哆嗦嗦看著就可憐。那些日本兵一連幾天沒喝到水了，在徐州車站，他們請求喝水。安平他爸當時是列車上的最高指揮官，看著這些人實在可憐，就讓火車司機把火車上的水放一些。但火車司機是東北人，恨透了日本人，死活不讓，他急得沒辦法，打了火車司機七棍，司機才答應給每節車皮上放一桶水……

老人對抗日是有功的，后來因為別人的事受到牽連，被劃成“歷史不清”人員。他每次給我們講述這些事，總是老淚縱橫感嘆道：孩子們也因他受牽連。

但安平卻是以積極樂觀的心態熱情地對待村里的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工作兢兢業業，稍有空閑也不忘操持家務、教導子女，希望他們好好學習，將來能出人頭地！

四

我和小衛、小鵬家是前后院，都是從大樓門里進去，村里人統稱我們幾家為“西街靳家”。從輩分上說，我的輩分最高，小時候在一塊玩，我有時候“欺負”小鵬，小鵬的奶奶總笑著說我是“帽上頂的爺爺”值不起。直到長大后，我才知道“帽上頂的爺爺”是怎么一回事，可這也絲毫沒有影響到我們幾家的親情。

我的父親和小衛的父親都是教學的，一個禮拜才能回一次家，有時候，家里有一些重體力活，尤其是隊里分糧食的事，就靠安平一個人了。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安平幫我們幾家分糧這件事，我一輩子也不會忘！

由于父親是教師，隊里的工分自然少，所以隊里分糧的時候，我們家缺少勞力往回運，自然少不了受別人的白眼。我們幾家就一直在等安平回來，因安平村里的事多，回來時場里就剩我們幾家了。運完我和小衛家的糧，最后才是他家。這樣的事從我記事起就是這樣，可能一直到他去世。

安平出公差多，回來時總會帶好多好吃的東西，有小鵬的，自然也有我和小衛的，我們小時候在門前曬太陽時總愛問小鵬：你爸今天又去哪了？我們現在回老家看到大門口樓門下那幾塊石板時，仍會朝村口看幾眼……

我姐姐1978年考上了稷山師范，準備上學的前幾天，姐姐發了愁：一是從來就沒有出過遠門，二是熬煎早早起來到柏溝打車沒有人送，她可能覺得我們家麻煩安平的事太多了。我記得姐姐走的前一天，安平匆匆忙忙到我們家對我媽說，忙得都差一點把這大事忘了，明天早上他去送。第二天，他把姐姐送到柏溝（先前鄉政府所在地）打上車，回來又給我媽回了話。姐姐現在說起這件事，還是不忘安平的好，總嘮叨說一點沒有報答人家，好人就匆匆地走了，真遺憾！姐姐對待小鵬、鵬慧、鵬鶴兄妹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時常關心小鵬的進步和鵬慧、鵬鶴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