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城再小也是城，而非鄉村。城與鄉村最大的差異，除了物質上的，更是文化上的。這是我曾經的認識。

童年在甘肅平涼，四十歲定居并將終老于河東運城，仿佛人生的兩個驛站，無論大西北的獵獵朔風，還是古河東的脈脈溫情，無可選擇，這是命定。

西安，從十三朝古都一路繁華至今，僅僅出生地而已。留在性格以及稟賦里的東西，與這個古都無關。最初有點憤憤，本是大城市人的嘛，當初若不走，怎見得古城墻下的小院就不是你的？后來才知，父母匆匆舍了西安躲去平涼，是因為太多的山西鄉黨上門借貸，多是看病，銀子當然無還。竟然有一位在回程火車剛到臨潼站就發病突亡，警察從身上找出醫院繳款單上父親的名字地址，父親只得買棺材找臨時墓地，然后捎信給鄉黨的家人。后來我不止一次在西安南院門我家紙煙鋪子舊址轉悠過，上世紀四十年代前后那條街上的店鋪多數是山西人開的，最初還見到昔日同院鄰居，看過完整版的南四府街，后來蹤跡全無。于是安慰自己：不走也許跟鄰居樊娘一樣擺小人書攤，或者與后院招弟撿木器廠的刨花沿街叫賣。

那時還不懂平涼是陜甘寧金三角的軍事要塞，兵家必爭之地；還不懂她被稱為古絲綢路上“西出長安第一城”。沒有人覺得讓一個不足10歲的女孩子去懂這些做什么。

十年記憶就是搬家史。船艙街，曾經的水旱碼頭，剛會站立的弟弟被母親放在紙煙木箱里轉圈兒，我坐在小板凳上盼過往行人進來買煙，顯示我算賬、找錢門兒清的本領。隔壁是新隴劇團，開了廚房門是劇團院子，天天不買票看戲，經常拿塊帕子在空了場的戲臺上扭，或者，在后臺的架子上找能掂得動的刀劍亂舞。父親常說，他當年若不“熬相公”（當學徒）必去學戲。我讀二年級時有一天父親提前到學校接我去看戲，進了園子，滿耳朵響的是父母平日里說話腔調，抱拳互打招呼敘舊的神情語氣讓我好奇。那晚唱《薛剛反唐》，據說全是黃河蒲劇團的好把式。芮城老家的劇團巡演到平涼，就有鄉黨通知或送票去捧場。其實是過戲癮。母親說在西安時，她抱著我去看八歲的王秀蘭唱《柜中緣》，演到坐柜子那一刻要別人抱上去，俊秀的落難公子岳云就躲追兵躲到柜子里。母親最喜歡看王秀蘭的《藏舟》，說跑圓場像腳底下踩了云。

平涼小城東西長，南北短，但不影響她有不知何時建造的連帶甕城共八座城門樓子。我們家就在南城墻里。我跟著同院哥哥偷偷從內城墻的坡上登到城門樓頂上，在四米多寬的城墻頂上亂跑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回平涼辦父親平反手續，把全家人的農民戶口又轉為市民戶口，又特意去找昔日的城門，竟然連半點痕跡都沒有找到。

回到1954年，平涼商業界開始公私合營。一夜之間，父親把紙煙鋪子賣了買回三頭奶牛。一年后，手工業開始合營，這次可選擇的路就是順應潮流，因為沒有女工崗位，母親便做了純粹的家庭婦女。母親一直認為她在紙煙鋪子里是在工作，而抱孩子做家務是兼職。大字不識一個的馬娘，因自家雜貨鋪被合營，進了國營商店站油鹽醬醋柜臺，這就讓上過識字班的母親覺得父親沒有先見之明，常常抱怨。我喜歡去看馬娘稱鹽。盤子秤掛在鹽柜子上，秤桿翹起來馬娘就把盤中的鹽扒拉出來一點，又低了，再添上一撮。五分錢的鹽，總要反復三五次。

父親打得一手好算盤，心算也讓一般人瞠目，這功夫讓他做了牛奶廠會計，可也給他帶來過麻煩。又十年后在老家場院里，麥子剛分完他就報出一串數字，與半個時辰后生產隊會計拿著本子算的結果不差分毫?？窗涯隳艿?，一個反革命分子想奪權啊？政治隊長到底覺悟不同，一罵就切中要害。從此父親再不炫耀他的心算本領。

牛奶廠在南門外，走進廠子后面上一個坡是天主教堂的果園。每年五月，父親都會帶我去買杏子。守園人開了柵欄門，就像把一個童話世界給我看：初升的太陽把一樹樹的杏子映得黃澄澄的，草尖上的露珠亮閃閃如珍珠，無論是垂掛在地上還是四面伸展或者高擎空中的樹枝，累累果實讓七歲的我，眼睛手指嘴巴都不夠使了。來時父親就交代，此刻的杏子吃了不傷人，我算兒童，所以不能帶姐姐來，臨走摘在袋子里的才會過秤付錢。也不過三四斤。一年只這一次，我就使勁吃，幾乎嘗遍每一棵樹。我知道，杏園深處是葡萄架，每年葡萄收完后，園子里就不再有人看守。我們一幫孩子會從廠子里的草垛爬上去，到葡萄架上去搜尋漏摘的果實，在樹行間瘋跑，聽腳步踏過黃色落葉的沙沙聲。

接著，父親就從廠里買回些豆餅，搗碎了讓母親摻在玉米面里蒸饅頭。其實豆餅做零食最合適，嚼起來滿口香，只是過后會輕微頭痛。后來，父親被派到山里去看守苜蓿地，那是奶牛們的冬糧。父親的私心此刻表現出來，他挖了很多苦菜送回來，讓母親先煮過再用冷水漂后曬干，拌上面粉烙餅子。最難下咽的是豆渣，需要早起到豆腐廠門口排隊。母親使出渾身解數，可無論蒸還是炒，都難改變它的本質。母親持家是一把好手，最善于公平，每天每頓都離不開小秤，誰多少口糧誰就吃多大的饅頭。難得她用掃盲班那點算術可以把家里每個人每頓飯的量算到精準，從來不會差。鄰居幾家嬸娘卻是另一種盤算，先不能讓正長身體的孩子們餓肚子，往往前半月就把一月的米糧吃光，然后去鄰居親戚家借。下月到日子買回還了借的，只能夠吃半月。那就再借，如此循環。還說：不怕，借到共產主義來了，就不用再還，肯定頓頓吃飽。這種邏輯讓我們好羨慕，但母親從來不屑。

在這之前吃過一段大食堂，姐姐初中住校，弟弟在市幼兒園，父親已在磚瓦廠監外勞改，我和母親吃食堂。母親那時和一群婦女在嘗試用玉米芯子做增量發糕，就是把一兩糧食加入玉米芯子粉碎物可以蒸成三兩大的發糕。我從來都是放學后一繃子跑進食堂，領一塊發糕或者半碗粥，坐在門檻上三兩口吞完，再去給自己找填肚子的。最常吃的是白菜根，是我星期天和同學去北門外地里挖的。她有親戚是菜農，白菜砍過后菜根就不要了，我挖了回來扔進食堂的火里烤烤，是難得的美味，像父親從黑市上悄悄買回的蔓菁，20塊錢一斤，母親說頂上人參的價了。

母親自認為會持家，從來不舍得買首飾置衣服，紙煙箱當衣柜，租房則隨著父親工作變動或者我們的學校選擇地方。她那張抱著我與父親姐姐在華清池的照片能看出她的節儉，身著旗袍卻無一件首飾相配，更沒有摩登皮鞋和手包。她把父親多年積蓄全存在銀行，認為錢生錢是最穩妥的財富積攢方式。她哪里能預料到，公私合營時，除了幾頭奶牛被合營外，銀行資金全部凍結后來歸公，據父親說，可以買幾十座四合院。鄉黨家穿金戴銀披綢掛緞的嬸子娘們，還有置辦了房舍的，都歸了自己。一夜間仿佛天翻地覆，母親頓時傻眼。后來那些不能再用的東西卻派了大用場，馬娘在黑市上拿她那對金耳環，換回10斤玉米面，讓她一家八口吃了一周不摻野菜的窩窩頭。姐便諷刺母親，聰明一世糊涂一時。母親便挖苦父親，聰明反被聰明誤。父親當初看不清公私合營形勢讓母親失去成為公家人的行為，從此成為母親一生的心痛。1962年回祖籍時因可以報銷路費，便把那些盆盆罐罐，包括木板箱都運了回來。最值錢的是一木條柜，揭開當箱子，蓋上做桌子，竟然現在仍擺在她炕前，有七十年歷史。

我出嫁是七十年代初，她翻柜子底找出一條床單送我說，這是西安當年剛流行起的太平洋床單。這單子淡綠底子粉色牡丹花，從我記事起就沒有見她鋪過，掐指算來，1945年出品，二十多年的東西，像剛從商店里買回來的。如今，她九十高齡，我還給她的床單仍壓在她那個寶貝柜子里。

西北小城的痕跡最初與鄉村格格不入，比如口音，比如衛生習慣，比如穿衣的愛好，還有寫日記?？谝舾淖兤饋碜羁?，只兩個月我就把門不再喊作“蒙”，人不再念成“仍”。衛生習慣也簡單，刷牙避開外人，不再勤洗的頭發也沾上了白色的小蟣子。日記更容易，從不在學校里寫就是了。只有穿衣最難改變，在用蛤蝲油抹臉的年代，服裝是女孩子唯一可以讓自己美的東西，我只能要求母親，把粗布織成白底細藍色格子的，為我做襯衣。帶回來的花裙子，則改做內褲。尤其穿不慣大襠棉褲，專門剪裁成前后襠有區別的制服褲，這是母親與鄉村女人的最大不同。

多少年后，我用當年流行的石榴籽花色粗布做了一件棉衣，在一街的羽絨衣里醒目而別致，回頭率自不必說，還有女人追著問，這布在哪里能買到？她看著我身上由淺粉到粉紅到深紅到深紫的石榴籽一般的圖案，贊不絕口。我送北京朋友的一塊粗布床單，她竟然做了連衣裙穿給我看，說，在那天的文學朋友聚會中，這大粉大紅的色彩驚艷了全場。

其實，當我成為一個寫作者時，當我寫了數十年后，我發現西北小城的痕跡從未離開過我半分。離開或者暫時離開的只是外表，骨子里已經深深嵌入。我常常會感謝曾經的歲月，讀初中的姐從學校帶回家的《紅樓夢》《家》《三家巷》等小說，我會背過母親，一邊坐在灶前拉風箱一邊讀。不認的字就跳過去，懂不懂是次要，重要的是喜歡上了閱讀。這種喜歡對人的一生有多重要，無需言說。記得看電影《家》時，鳴鳳投湖那一刻我只覺得難受，而當三少爺覺慧用筆抒寫他的悲憤時，隨著音樂我放聲大哭，以致旁邊的姐覺得我很丟人，把假的電影當真故事。我后來才明白，這怕是對我最早的文學啟蒙?！都t樓夢》成為一生的枕邊書，如今眼睛不好改作聽書，總也不厭，想也與七八歲就接觸經典有關系吧。

從一歲多離開西安到平涼，十二歲離開小城回鄉村，生命中這十年對我有多重要，只有我自己清楚。一次次搬家的漂泊感，離開熟悉接受陌生環境的適應度，有形而無盡的文化滋養與濡染，在我日后的成長中一點一點顯現，如路邊小草，也開出花來，雖不名貴艷麗，不奪人眼目，不為路過的人注意，也自有她生動的一瞬。

運城地處古河東，溫和，含蓄，內斂，大度，謙謙君子般，像那個一拐彎就放緩速度的黃河，像綿延起伏的條山，像茂盛了麥子與果園的田野，像供養了百姓幾千年的皚皚鹽池，像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還像一部浩瀚的《四庫全書》。上天的造化，成就這塊土地的同時便也成就了生于斯長于斯的神靈與人。譬如關老爺（民間稱呼），譬如堯、舜、禹大帝們，譬如柳宗元、關漢卿們……還有蕓蕓眾生。

住進小城眨眼26年，并將終老于此，一切發生過的，得到過的，都將化作云煙。世人怎么看不管，經歷了就是緣分，是幸運，是上天賜予的福祉，所以喜歡。

仍然是一部搬遷史。從一間辦公室到72平方米的私有住房，到單幢二層樓小院再到高層的電梯房，從選產權到選售后到選自然環境選離銀行、郵局、超市、醫院五分鐘的距離，歷經幾次遷徙，在近六十歲決定從此安頓。女人得有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是一位外國女作家的名言，常被女權主義者或者女性主義們信口拿來。我的搬遷史也打著這個旗號，末了才明白，自己的屋子要有，柴米油鹽醬醋茶，一個也少不了。

單位的兩位老領導，山西“山藥蛋派”第二代作家，一位共和國成立前就從事文學創作，“文革”前已經有九本小說集出版，在此文中我稱他李先生；一位專寫農村題材小說，獲過獎，我稱他孫先生。他們做主調我進單位，后來又做主讓我搞專業創作。那年我剛在省城三家刊物同時刊登中、短篇小說，他們卻認定我必能寫出來。李先生為人溫和，從不大聲說話，也未見他發過脾氣。每天準時上樓去辦公室，下班時再出來，只要他在，辦公樓里永遠保持著安靜。孫先生喜歡先進傳達室，碰上誰就說他構思的小說故事和人物，說完上樓轉一圈即回樓后面的家。沒幾天，那些話就變成了小說，神奇得很。他構思小說的方式別人學不來，那是他的專利。

做完事的人們常常聚集在圖書室，借書或者閱讀報紙雜志，低聲交談。那三張拼在一起的長桌，是我最喜歡的地方。每有新書出版，新華書店會有通知，管理圖書的大姐便會去買，似乎從來沒有因為經費而中斷買書。我就在那幾年里，把以前沒有機會讀到的經典名著補讀了一遍。還有一線雜志，比如《新華文摘》《人民文學》《當代》《十月》《收獲》等等。

先生們對我很是照顧，分我一間14平方米辦公室，并允許我把家安在單位。從此，每天下班后樓道里就會飄滿我炒菜的油煙，雖然在樓的盡頭，有窗戶，仍然與那些叫作編輯部或者圖書室的環境格格不入，讓我一生后悔。星期天下午，我會去李先生家。先生夫人是小學校長，一生除了養大六個兒女，把先生慣得連開水都不會燒。夫人沏茶端來，還有瓜子和葡萄干盛在小瓷碟子里擺上，然后對我一笑，輕輕走去。每次的談話都是從問我母親身體如何開始，因為父親去世時，他曾和孫先生以及兩位文學主編驅車翻越中條山去吊唁，令全村人對我刮目相看。然后便是我最近在寫什么，然后跟我講他近期讀什么書。先生后來寫他那五十萬字的《三打運城》，每天一千字，不疾不徐，從容的寫作態度讓我時時會問自己：何時可以修煉到如此境界？

那年在省里開作代會，恰逢先生生日，宣傳部長派我去置辦生日禮品，我買回一套外國散文經典選集，用絲帶系了。晚上他著實喜歡了一通，因為他家高聳到屋頂的書柜里還沒有剛上市的這套書。那晚，生日晚會在一家運城人開的酒店。當吹滅蛋糕上的蠟燭，音樂響起來，我們都步入舞池時，我才發現，先生本會跳舞的。他說，五十年代中期在中央文學講習所時，被掃過舞盲。后來他一次次講起那晚，說是他此生最有意義的生日。

后來，我每出新書，必簽上名字，恭敬地送到先生面前，我知道，那是他最喜歡看到的。最后一次送書，是單位春節慰問時，我知道他在省城孩子家，就托辦公室的同事捎去，根本沒有想到，先生已經病入膏肓。我們以前總以為，先生是長壽家族，因為他母親活到100歲。先生在省城跟孩子居住時查出毛病，把消息封嚴，我們這些學生沒有一個知情的，直到去接他骨灰回家那天。

在運城陵園，近百位文學界的朋友、學生聞訊趕來，為送他一程。我面對裝著那顆高貴靈魂的盒子，默然無語，雙淚長流。又去了靈堂，看到他慈祥如父的遺容，失聲痛哭。他留下遺囑：不收禮，不請客，一切從簡。生前他沒有給我們這些學生探視的機會，去后他用自己獨有的方式讓我明白：他留下的文字，他的品格，他的襟懷，他為河東文學所做的一切，永遠在那里。

我突然想，先生就是那位謙謙君子。

那一年，我接受了書寫蒲劇大師王秀蘭先生的任務。因為喜歡戲劇，也因為在母親懷里時就曾感受過蒲劇這種來自老家的鄉音，還因為多次看過先生著名的經典教學折子戲《烤火》，她頗具傳奇的一生，早就成為我關注的對象。以至于十年前以一部中篇小說《角兒》獲得趙樹理文學獎，被《新華文摘》轉載，那些文字里也因為有著先生的影子和氣息而飽滿生動。

擔任藝校校長的先生，耳朵已有點背，對話時緊盯著我的嘴，卻仍然顧盼生輝，卷你瞬間進入她的氣場。像當年舞臺上的許翠蓮、胡鳳蓮、竇娥、焦氏們，深入千家萬戶。鄉間有“看了秀蘭《殺狗》，銀錢在地不瞅”的佳話。在沒有電視自媒體、在戲劇不僅僅是娛樂還擔任著高臺教化的年代，這是何等的功德？

我驚嘆她八歲一炮走紅，演到風華正茂時被禁演，懷著一對雙胞胎站在卡車上挨批斗，仍然癡心不改。能上臺唱了，卻過了最好的年華，于是創辦戲校，把自己的一身武藝傳授給學生們。

我欽佩她曾飽受戰爭之苦、為達官貴人唱堂會、慰勞舊軍隊，經歷了九死一生，卻在共和國建立初進懷仁堂為毛澤東周恩來演出，讓這個古老的劇種又一次轟動京城。她還兩進電影廠，拍了那部轟動大江南北的《竇娥冤》和《澗水東流》，讓更多的人領略到北方戲劇獨特的魅力。她一生能演一百多出劇目，小旦、花旦、閨門旦、丑旦、武旦，行行如魚得水。如今這樣的演員能有幾人？

現在經常會在醫院遇見先生，她一次次住院、出院，仍然一臉笑容，眉眼生動，病魔沒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跡。兩年前戲劇研究所抓緊錄制了她的蒲劇表演講課，八十多歲的先生面對攝像機，像面對著千百觀眾一般，把她對蒲劇藝術的癡愛與理解，把傳統戲劇里的各個角色，把她一生的藝術體驗與成就，毫無保留地留給這個世界，成為永恒。

先生大起大落的人生與寵辱不驚的人生態度，成為我一生修持的標桿，書寫的過程就是滋養自己的過程。這種滋養是靜悄悄的，細雨潤無聲的，天長日久，豐滿了我的思想、意志、毅力和性格。我不再焦躁，不再功利，不再追求虛榮，沉潛于自己的文字，一點一點，營造著自己的精神殿堂。那是一種內心深處的快樂！

閑暇時，或者心情低沉時，我會站在鹽湖的明代古禁墻遺址上，眺望。這中國最大的內陸鹽池，養育著河東生靈，從古至今。曾經的車馬喧囂，曾經的刀光劍影，曾經的輝煌與富貴，都已無蹤影，留下的是，湖水長天咸風緊，唯有傳說，隨著演繹愈加神奇。自然，鹽池早已不產鹽而生產化工產品，厚重而綿長的鹽文化，須走進鹽博物館才能體會得到。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家先生曾和同村的伙伴在這里擔過幾天硝，因為是偷偷出來，又因為掙了幾十塊錢，那天在村口的大槐樹下“被割資本主義尾巴”。他寫了檢討念，被政治隊長訓斥不深刻；他交出所掙的錢，把在外吃飯的錢也借來補上。我抱著不滿周歲的兒子躲在人背后，恨不得找地縫鉆進去。多少年后，他成了鹽化局《鹽湖報》主編，走遍鹽池下的每一座工廠，寫關于企業和工人的報道和故事，看著外來的民工們擔鹽和多少年仍不變的生產工藝，感慨萬千。

小城是富裕的，如她綿長的歷史，先賢輩出，數不清的英雄豪杰；小城是波瀾不驚的，如萬變不離其宗的日常，柴米油鹽，日出日落；小城是繁花似錦的，如她春的絢爛、夏的茂盛、秋的碩果累累，冬的清寒凜冽；小城是喜慶的，如她鏗鏘的蒲州梆子和柔情似水的嗩吶，滿城的紅燈籠和大媽們的廣場舞；小城是時尚的，擺小攤的可以用手機付款，大腕們會來講座演藝；小城是傳統的，表現在清明端午中秋臘八農歷大年初一和元宵節里親戚朋友同事之間濃濃的情意里，小城又是自信的，如她千百年不變的波瀾不驚與繁花似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