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榮

十幾年前，我在撰寫我們村的村志時，曾有過一個基本的判斷：即黃河流域的大部分村莊，大約都和中華民族的歷史相等同。如果說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如滔滔江河，那么這些村莊的文化傳承則是涓涓細流。這是因為黃河流域是華夏民族重要發祥地之一。我們村就位于萬榮縣的孤峰山下、黃河岸邊，名曰西杜村。西杜村和一橋之隔的東杜村，在乾隆版以及更早的《萬泉縣志》上，被統稱為“杜村”。我們小時候，亦通俗地稱為杜村，只是碰到外鄉人，走親戚或找朋友來打聽，才具體地回問，以是要去橋東還是橋西的杜村來區分。

一

我們村的歷史究竟有多長，長期以來，確是一本糊涂賬。試想，一個一百多戶、五六百口人的小村莊，既沒有村志，又沒有家譜；既沒有保存下來的原始碑刻，又沒有見諸經典的記載。因此，要弄清中國治理層級的神經末梢上一個小村莊的歷史，談何容易。在我滿懷鄉情的記憶里和搜索枯腸的信息中，只知道在我們村的周邊，有龍山文化時期的袁家莊遺址和北吳遺址，有荊村瓦渣斜出土的原始樂器——陶塤。再就是搜集到的1930年10月30日至11月8日的一次考古發掘資料。那是當時的民國政府古物保存所所長，我們鄰村北吳村的衛聚賢先生與董光忠、張蔚然和聶光甫等專家在我們村開展的一次“山西萬泉縣閻子疙瘩（即漢汾陰后土祠遺址）之發掘”。這次國家層面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漢代建筑構件、生活用品和錢幣及裝飾品。之后，在太原的山西公立圖書博物館進行了展出，一時轟動并州。無論該遺址的發掘最后鑒定是否為“漢汾陰后土祠”，但從幾位考古發掘的專家，在不同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建筑規模來看，此處應該是漢代大型的宮廷祭祀建筑群。這便奠定了衛聚賢先生成為中國秦漢考古第一人，也是山西考古第一人不可撼動的歷史地位。這也從另一方面鄭重說明了我們村在漢代時期，煙火就已經很旺盛了。

和我們村的歷史同呼吸、共命運時間比較長的，應該就數位于南頭巷的一棵蒼勁偉岸、斑駁虬蟠的古槐了。它高20多米，胸圍五六米，雖然沒有經過碳十四等科學鑒定，但傳說漢唐時期就矗立在村子的中央。如果按照人文傳統“槐蔭后人”的民間信仰，古槐年代的確定就成為我們村的一個斷代史的標志。在村中央，同樣還有一座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滿足鄉民心理訴求的建筑物——西杜大廟。該廟于2007年修繕時，古建專家根據形制特點，認為是明末清初的建筑。而該廟民國九年（1920年）的修繕碑記中也有“自前清康熙甲申、乾隆丙子歷有重修可考，而創建莫稽焉”的記載。如果按照傳統古建的維修規律來推斷，八十年左右會修繕一次，那么大廟的創建時間，也就應該是明末清初，距離現今近400年了。但是，漢代以前的歷史，漢代到明代的歷史，以及何時名曰“杜村”，仍然需要我們繼續研究挖掘。實際情況卻是，現在滿村找不到一家姓杜的，而吳姓大約是明中后期，從本縣的通愛村遷徙過來，到現在已經四五百年了，顯然早于“西杜大廟”的創建時間。那么，以姓立村的杜姓是從什么時候來到“杜村”，什么時候又消失的，這在我心里仍然是個謎，并且很難把我們村的歷史續寫完整。

二

一個村莊的歷史有多長，無憑無據，只有耐心地等待、挖掘和研究。2012年秋天，時任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常一民協同時任運城市文物局副局長、研究員李百勤為憑吊中國考古先驅衛聚賢先生，追憶他的考古成就和學術地位，有幸來到我們村來考察。他們在去衛聚賢當年考古發掘地——閻子疙瘩的溝邊，發現了大量春秋戰國時期的陶片、陶器以及蚌骨等遺存實物。兩位專家的田野考察，還把春秋戰國時期實物遺存，和我們村周邊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聯系起來進行了分析研究。他們認為，在去閻子疙瘩的道路上，漢唐時期曾有一條官道。同時，他們還在衛聚賢考古發掘地周邊發現了“漢汾陰后土祠”當年的生活區、墓葬區。在當年發掘的區域內他們也發現了一座秦墓等。這些都大大豐富了衛聚賢老先生當年的考古發掘內容，也實證了西杜村先民上古時期的生活印記。

2021年清明節，我從太原回老家西杜村祭祖。祭祖結束后，聽說村里新立了一塊文物保護碑，興奮之余，便立即前往查看。到了立碑之地的“活疙瘩”地中間靠崖跟一看，果然看到有一通碑刻。我進一步查看內容，發現碑正面刻有“西杜遺址”四個隸書大字，這通碑刻為“萬榮縣文物局2020年5月公布，萬榮縣文物局2020年11月立”。碑的背面，對“西杜遺址”的類型進行了界定，說它是一處“古遺址聚落址”，朝代為“東周—漢代”，保護范圍“自遺址中心起向東、向西各延伸122米，向南、向北各延伸183米”。仔細查看后，我心中非常激動，西杜先民的生產生活場景居然以遺址的形式呈現在我們后人的眼前，而且更重要的是遺址朝代跨越時間之長，從上古直至中古。從遺址規模來看，南北將近400米、東西近250米，這在生產力低下、人口相對稀少的當時，應該是個不小的聚落了。從地理環境上看，聚落遺址的中心向北延伸183米，就到了衛聚賢考古發掘地閻子疙瘩的“漢汾陰后土祠”的崖底。但縱觀整個地勢走向，兩處遺址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疙瘩”高地，都是坐北朝南、三邊低、中間高，都是靠山靠溝。這也可能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風水，便于生產生活。漢代以后，或者漢代末期的西杜先民聚落，就已搬遷到現在住址的西杜村落了。至于因為什么搬遷，如何搬遷，我們不得而知。只是感覺現在的村落西、北高，東、南低，比較避風聚氣，是方便秦漢以后的生產、生活的風水。但搬遷以后，村莊叫什么名字，亦不得而知。盡管從我們村現在姓吳的祖先遷移“杜村”開枝散葉，到現在已經20多代了，目前依然叫（東、西）杜村，“杜村”杜姓先民的來龍去脈、起止時間，幾十年來，在我頭腦里始終是個念茲在茲、朝斯夕斯的心結。

心有所想，必有回響。2025年8月15日，萬榮縣文化和旅游局分管文物的副局長沈偉杰打電話告訴我，有個湖北省監利市（縣級）、在北京中國電信系統工作的杜姓同志，托人找到萬榮縣的熟人來尋根問祖。據他們杜姓的家譜記載，第一代宦游而遷居湖北的始祖杜恭順公，是從山西平陽府蒲州萬泉縣雙泉鄉南吳里杜村走出去的。但是，查閱了萬榮縣的縣志和其他資料后，均未找到“雙泉鄉南吳里杜村”出處的確鑿證據。電話里，他謙虛而誠懇地認為我占有資料多等云云，想請我予以幫助查找，我答應試一試。事后，我見到和我同村，供職于太原市文物局的副研究員、西部之光訪問學者的后輩吳鵬程，便把此事告訴他。他是一個文化人，工作、干事都很有激情，加上此事又關系到我們村的歷史。于是，他滿口答應盡快查找。果然，第二天，他就把查到的資料截圖發給我。我問在什么資料上找到的，他回答在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乾隆版《萬泉縣志》上找到的。原來清朝乾隆年間，或者更早之前，萬泉縣東南就有一個鄉叫作“雙泉鄉”，“雙泉”就是取自孤山八景之一的“雙泉碧流”，以景名鄉，此景距離我們村也就二三里路，看來古人比我們現在人還是要斯文。至于“南吳里”，就是當時鄉下面的一個管理層級，在我們村二里路的北邊?！澳蠀抢铩彼牉跆K、胡村、北吳、南吳、袁家莊和杜村共六個村子，現在依然存在?！岸糯濉本褪俏覀儸F在的（東、西）杜村，可能那時一橋之隔的兩個自然村，就是一個行政村。隨著確切資料的發現，所有的疑惑都隨之迎刃而解了。尋根問祖的杜成新先生在苦苦追尋八年之后，能得到這個清朝的官方信息，試想，此時的杜君真有“初聞涕淚滿衣裳”“漫卷詩書喜欲狂”的狀態。他便于當月下旬，攜夫人尹娟及長子浩然、次子計然，駕車從北京趕赴現在的萬榮縣皇甫鄉的（東、西）杜村來尋根認祖。

杜先生認祖時我在太原，雖然沒有碰面，但他把我拉進了他尋根認祖相關人員的群里，并給我寄來了他們最新編撰出版的家譜。在家譜里曾收錄十五代孫杜善庠同治七年（1868年）寫的敘。敘里寫道“間嘗游山西，歷蒲州，履萬泉，至南吳里，覽府縣二志，訪先人故址，遺老告余曰：某村某丘某先人之所居也，某田某地某先人之所耕釣也，祖宗墳墓皆在”。這說明外遷杜氏家族歷代都有人尋根問祖，及至清同治年間，故居和祖墳，即使是遺址，也都還能辨認。但現在不但看不見杜氏家族“荒冢一堆草沒了”，連我們吳家老祖先的墳墓，也都在特殊年代給鏟平了。這種折碑平墳的行為，實際是對歷史的主動湮沒。

在杜氏家譜里，我熟讀了外遷始祖恭順公的生卒時代，也了解到他不平凡的經歷。在和杜成新先生建立聯系之后，我也看到了他為這次尋根問祖所寫的《訪萬泉·尋祖根》，文中首先介紹了始祖的情況：“我荊襄（荊州—襄陽）杜氏始祖杜恭順，字十五，號太和，授太子太傅、榮祿大夫、禮部尚書，于元皇慶二年（1313年）四月十五日酉時出生于山西平陽府蒲州萬泉縣雙泉鄉南吳里杜村，歿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初十日卯時，葬襄陽府棗陽縣鳳凰山尾。南吳里杜村杜氏于西晉末葉從陜西西安（京兆郡）遷移過來，形成杜村。杜恭順元末自山西宦游襄陽府襄陽縣清河里……洪武二年己酉始遷襄陽府棗陽縣附城雙溝……”

杜成新先生對外遷始祖的陳述，和我在他們家譜上看到的內容相一致。他們的家譜，始修于外遷始祖杜恭順公的兒子杜敬先公。敬先公歷任太子太傅、兵部右侍郎、工部侍郎、光祿大夫、上柱國兼禮部尚書（二品，明初設丞相）等，履職不凡，應該說他有很深厚的文化修養，在他致仕之后為其父輩以上的家族修譜，無論是從占有史料，還是從行文邏輯上來看，都是很嚴謹縝密的。基于這樣的認識，那么，杜恭順公生于元皇慶二年，即公元1313年生于萬泉縣南吳里杜村，到今年已經712年了。而在生他之前的以姓立村的杜氏，又是于西晉末從陜西西安（京兆郡）遷移過來，那么，“杜村”真正有據可考的歷史，到現在已有1700多年了。如果這樣推算合理，那么我們村的古槐至少也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了。為什么這樣說，因為“西杜遺址”上的先民是從東周過渡到漢代，漢代之后西杜村落的居民，是從“西杜遺址”遷移過來的，還是從杜姓立村開始的，現在仍需深挖細究。歷史不能假設，考古需要雙證。在沒有取得確切證據之前，至遲以姓立村的“杜村”村齡，可以類比古槐的樹齡，甚至古槐比“杜村”更早。無論如何，得感謝這位生于現湖北省荊州市監利市三洲鎮上沙村，現工作于中國電信的杜成新先生，是他點亮了尋找萬泉縣雙泉鄉南吳里杜村的明燈，是他讓今天（東、西）杜村的歷史文脈可以延伸到1700多年前。

三

弄清一個村莊的歷史，可以印證、充實、完善中華民族發展史。如此看來，西杜村的歷史，或者說西杜村區域內的歷史線索，從大的方向來說應該是比較清晰了。史前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以及西溝邊的碎石陶片；夏商周時期有“西杜遺址”及“遺址”周邊的遺物；秦漢時期，有秦墓、“萬泉縣閻子疙瘩漢汾陰后土祠遺址”。隋唐以后就更具象了，有古槐，有長期以來在后坡、在閻子疙瘩、在介子坡或盜墓或整地打墓撿拾到周秦漢唐的器物。宋元明清時期，就被以杜姓立村的“杜村”全覆蓋了。盡管中間的歷史還有一些模糊的階段，比如說，“西杜遺址”上漢代以后到西晉末葉，以杜姓立村前這一段時間，有沒有先民在此生產生活？如有，是哪一方創世的先民？比如說，杜姓在西杜村消失，如何消失，去向何方？以至吳姓到來之前這一段，此村是否空白，還是吳姓就接續了杜姓？有人說，這和明初“殺了千家西楊李，捎了八百小杜村”有聯系，但是我認為這是傳說，而不是信史。對于這么嚴重的歷史事件，明史里沒有記載，野史里也沒有找到有關故事的記載。這于治史者來說，沒有依據的傳說，特別是沒有準確時間概念的傳說，就不應盲目接受。在歷史事件的素材選擇上，需要慎之又慎。

其實，對于編寫村史來說，不僅不能道聽途說，也不能完全局限于碎片化的細枝末節。就我們目前掌握的實物和文獻資料來說，基本上就已涵蓋了西杜村歷史上各個重要階段和比較大的朝代。新石器時代，西杜村靠山臨溝，皇天后土，先民們可以穴居田野，刀耕火種，茹毛飲血，結繩記事。進入奴隸社會以后，先民們在這片土地上，為奴隸主在高強度的勞作下，沒有人身自由，勞動成果被奴隸主無償占有，僅能保障最低的生活水平，以維持生存，傳宗接代。到了封建社會，“三家分晉”后的魏國軍營里可能就有西杜地域里的士兵?！拔木爸巍睍r，西杜村的先民肯定享受到了朝廷的恩惠，“漢汾陰后土祠”就是最大的明證。到了大唐盛世，“西杜古槐”必能遙見長安的燈火；李世民駐兵孤峰山，西杜村地域的居民亦會朝覲或應征；之后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福音，必然會映照在柏林廟下的西杜地境。宋遼金西夏時期，河東地區受金統治，這時應該稱杜村地域的臣民，亦當受到國家撕裂、民族互毆的痛苦。社會發展進入元明清以后，杜村臣民生活在相對大一統的國家，納糧上貢、應征入伍，成為杜村居民的普遍義務。也應有個別優秀人才，或服務于軍帳或履職于府衙，盡職盡責，獻身于國家，世世代代以微薄之力，支撐著國家機器的運轉。祖祖輩輩置身于本土的鄉民，躬耕之余，還自捐銀兩、庀材施工，搭建著自己信仰的廟堂，“西杜大廟”等儒釋道的建筑是也。明末清初以至于民國，晉商云涌天下，杜村鄉民，奉行耕讀傳家，農商結合，差不多每家每戶都有外出經商的鄉民，大部分流布在陜甘寧地區。有一句話說，“要想早發財，莊稼攪買賣（即經商）”。我們村解放后幾座有影響的四合院、三合院，就是清朝中晚期建起來的。比如張智德祖上的，吳愛英祖上的，吳守印祖上的，吳世龍祖上的，吳銳祖上的，張建強祖上的，吳金龍祖上的，筆者祖上的，都是那個時期建成的。其中，吳迎太（已去世，房子已賣給吳漢杰）家的梁脊板記載為“大清光緒二十九年，歲次癸卯三月未時重修”。解放以后，社會發展形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實行共產黨統一領導，生產資料為集體所有，人人有地種，村民自己當家作主，共同建設著美麗鄉村，街巷硬化、路燈照明、吃上自來水，千年旱塬澆上黃河水。村民外出打工自由，外出求學自由，只是村莊愈來愈萎縮式微。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們村，或者說西杜村這塊土地上的臣民，始終隨著社會形態的變化而趨從，隨著中央政權的更迭而委順，默默地耕耘著自己的田地，年年為統治集團交糧納稅。國家開疆拓土，西杜居民勇于參軍參戰，保家衛國。地方有公共建設工程，西杜居民總是積極投工賦能。前朝后代，經春歷秋，櫛風沐雨，西杜，或者說西杜這塊土地上的居民，總是和歷史同呼吸、共命運，遍覽二十四史，縱觀天下風云，將孤峰山下的雙泉碧流匯入汾水，匯入黃河，匯入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的滾滾洪流。

黃河金三角地區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源地，黃河金三角地區的每個村莊都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涓涓細流。保護古老的村莊，就是保護中華文明史，保護好農村每一項非遺的技藝，就是傳承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保護、研究、弄清農村每一段獨特的歷史，就是充實、完善、印證中華民族的斷代史。中華民族的歷史從古至今就是由千千萬萬個農村組成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也需要許許多多古老村莊的居民踔厲奮發、守正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