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梅

一

辛亥太原起義司令姚以價長子、齊魯大學特別黨支部書記；21歲的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最年輕的中共山東省委委員；歸國留學生，山東省第六專區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這每一個身份，都是姚第鴻。這種種身份，最終定格為兩個字——烈士。

烈士，是姚第鴻擁有時間最長的身份，是祖國和人民對他的青春、忠誠與犧牲給予的最高褒揚。

1938年11月15日，魯西北重鎮聊城。一粒罪惡的子彈，帶著猙獰恐怖的尖嘯，射中了姚第鴻的頭部。

年僅27歲，卻已有十年對敵斗爭經驗、成熟且堅定的我黨地下工作者，在魯西北大地上綻放出青春最燦爛、也最凝重的顏色。

身體倒向大地的瞬間，姚第鴻深情望向巍峨聳峙的光岳樓，望向身邊并肩作戰的戰友，望向空中——他今生今世再也無法抵達的關中小城邠縣（后改稱彬縣）。那座小城里，有他年邁豪爽的父親，有他年輕正患病的妻子，有他剛滿三歲、咿呀學語的兒子，有他相濡以沫的家人——他們熱切期盼著，他將侵略者驅離國土后，能平安回到他們身邊。

姚第鴻喜歡傳統藝術也喜愛現代攝影技術，濟南大劇院的舞臺上，他扮演的周瑜風流倜儻，蔡司相機鏡頭下有他喜愛的瀑布飛珠濺玉……然而，黑色的死亡，瞬間吞噬了這一切。他艱難地扯了下嘴角，輕輕搖搖手，轟然倒向養育他的大地。

1937年秋天，剛剛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姚第鴻，按照黨組織安排，來到聊城，加入“鐵血將軍”范筑先領導的第六抗日游擊區，成為“裂眥北視，決不南渡”的聊城抗戰團隊核心成員。

動身去聊城前，姚第鴻對前來送行的堂兄姚文蔚說：忠孝不能兩全，大敵當前，守土報國是萬事之先。

全面抗戰初期，國民黨守軍一度潰敗，以聊城為中心的魯西北地區，在范筑先手下迅速聚合起人數達十萬之眾的抗日游擊隊，他們配合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襲擊敵人機場，狙擊日軍汽車隊，破壞鐵路阻撓日軍南下……魯西北的抗戰烽火，像一團烈火引燃了國人救亡圖存的熱情，也引起了日寇的極端仇視。日寇把魯西北抗日根據地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38年11月中旬，日軍糾集三千余人從三面撲向聊城。以善于打仗著名的范筑先將軍，得知敵人即將進犯，立即召集眾人研究作戰部署，準備以“席卷戰術”戰敵于城門之外。之后，部隊、群眾按計劃有序撤出。然而，正當范將軍準備出城時，國民黨右翼分子來到聊城，以商討部隊整編為由拖住范將軍。本已出城十八里的姚第鴻，與共產黨員、政治部主任張郁光，奉組織派遣返回城里，催促范筑先出城指揮戰斗。右翼分子依然纏住范將軍，姚第鴻催促未果，急得屋里屋外來回轉圈。當右翼分子終于乘車離去，出城道路已全被日軍火力封鎖。范將軍只好率區區幾百守軍固守。

血戰一天一夜，聊城最終城破，長髯飄飄的范將軍舉槍自戕，張郁光、姚第鴻和近七百守城將士為國捐軀。范筑先、張郁光、姚第鴻三人，后被譽為“華北抗戰三烈士”。

二

聊城保衛戰極為慘烈，只有范筑先秘書田兵（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貴州省作協副主席、文聯副主席）等幸存者，僥幸逃出。幸存者少之又少，加上戰斗的激烈殘酷程度及個體觀察視角所限，這場血戰的許多場景與細節漫漶不清。對姚第鴻犧牲的具體情形，就有兩種以上版本的敘述。一種版本是，姚第鴻沖出西城時，被敵人機槍射死于水井之畔；另一種版本是，姚第鴻等7人被進城后的日軍從狀元街民宅內搜出，槍殺于萬壽觀廣場。

烈士犧牲不同版本的流傳于世，指向一個極其冷峻而殘酷的事實：姚第鴻確實犧牲于聊城保衛戰，然而犧牲的具體情節難以完整還原，他最后留給這個世界的，是一團血色模糊的記憶。

這也是聊城保衛戰中眾多血戰而死的將士幾乎相同的命運，令人深深遺憾，卻又備感無奈！

姚第鴻犧牲情形的不同記述，其實已經蘊含了另一種結果：烈士忠骨難尋，埋骨之所成謎。筆者看到的資料表明，姚第鴻以及其他抗日烈士的遺骸在抗戰勝利后被集中重新安葬在聊城郊外先烈墓。1948年秋天，我華東野戰軍三縱隊攻入國民黨軍隊據守的聊城后，官兵們列隊憑吊了抗日烈士墓園——當然，這些資料提供的信息，也是非常籠統、語焉不詳，除了葬在聊城這一點外，我們無法獲知姚第鴻烈士安葬的更多具體情形。

《將門虎子》是《寂寞國士姚以價評傳》一書的第八章，是姚第鴻專章，在搜集資料及寫作成文的前后一年里，筆者注意到了關于烈士犧牲情形的不同敘述，但從來不曾想到這一層：烈士可能忠骨無覓，這偌大的世界，并沒有一座帶字的墓碑，可以明確告訴后來者，眼前這微微隆起的黃土之下，有名作姚第鴻的抗戰烈士，在此永遠安眠。

2025年5月4日上午，專程北上聊城尋找姚第鴻埋骨之所的姚氏家族成員、姚國絢、莊靜恒夫婦，在微信里告訴我們：經過實地查勘，并和聊城烈士陵園管理部門反復溝通，目前不能確認姚第鴻烈士的埋骨之所，烈士忠骨無覓！

我抬眼向天，烈士身著戎裝的身影，如海浪一樣，從天邊涌來又退去，退去又涌來……

我的雙眼模糊了……

三

姚第鴻犧牲的噩耗傳到邠縣獅子巷12號院時，妻子張敬雯因肺結核患病臥床，很少出居住的東房。全家人商量后，一致選擇對她隱瞞消息。直至那個悲涼的暮春，張敬雯終于撒手塵寰，年僅27周歲，與丈夫犧牲時同齡。

老年喪子的姚以價，將兒子生前遺物與兒媳葬在一起，又找了一塊方正青石立于墓前。這位性格剛強的老軍人，眼淚沿著雙頰滾落下來，砸在冷冷硬硬的青石上，滾落入腳下的黃土里。

1947年2月，姚以價在西安病逝，因戰火蔓延，靈柩無法送回老家，只好暫厝西安興善寺，外面砌磚封存。

1951年冬天，姚以價靈柩被送回老家河津安葬。遙想將軍長子、13年前血灑疆場的姚第鴻烈士，當地文化名人澹臺文素曾含淚擬寫了一副對聯：“魄散西天欣歸里；魂羈東土悵趨庭。”被贊為“父為共和，子為人民”的姚以價、姚第鴻父子，是這方水土的驕傲，想到子先父去、魂羈東土的遺憾，老先生思緒翻滾，心頭生出無盡的疼惜：孔鯉在孔子之先英年早逝，姚第鴻也沒有機會為父親扶靈送葬，白發人送黑發人，人生之憾之痛，怎不令人唏噓悲嘆！

四

29歲即擔任太原辛亥起義軍司令、率領千余名士兵成功實現太原光復的姚以價，是姚第鴻的第一個人生偶像，也是他在日后成長中渴望逾越的那座“高山”——在每個少年長大成人的過程中，父親充當的角色，首先是被崇拜的對象，然后成為青春覺醒后的有志少年奮力超越的目標——完成這艱難超越的一刻，他才能完成自我的確立，最終成為他自己，成為與父親同樣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姚第鴻的成長過程，無疑深受父親姚以價的影響；而時代風雨的雕刻，最終讓他走上一條與父親完全不一樣的道路，成為一名堅定的中國共產黨人。

青少年時期在北平讀書時，北平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給姚第鴻提供了大量新鮮而豐富的思想滋養。在人生觀確立的關鍵時期，孫中山先生的“醫人不如醫國”，讓姚第鴻很早就將醫世救國確立為自己的人生目標。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因為擔任馮玉祥部高級參謀的父親姚以價，姚第鴻曾有緣親睹共產黨人劉伯堅、鄧希賢（鄧小平）的風采，“共產黨人多才俊”，這是他對共產黨人的最初印象，并因此產生了深深的景慕向往之情。

16歲那年，姚第鴻進入河南開封省立第一中學讀書，曾被推選為學校學生會主席，是同學中公認的進步分子。也是在開封讀書期間，姚第鴻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楊獻珍老師。新中國成立后，楊獻珍曾多年擔任中央黨校黨委書記兼校長，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理論家、教育家。在楊老師指導下，姚第鴻開始系列閱讀馬列書籍，這些書籍為他打開了認識社會的另一扇窗，越讀心里越亮堂。環顧辛亥革命成功多年后國內依然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現狀，姚第鴻意識到，父親姚以價那一輩，用武力推翻了君主專制政體，確立了民主共和政體，改寫了中國自夏朝以來近四千年的“家天下”歷史，是他們了不起的豐功偉績；但積貧積弱的中國要走向振興與富強，征途依然漫長，這希望就在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一心為人民謀福祉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

1930年，由于領導學生運動，姚第鴻遭到逮捕，在獄中被敵人毒打，但始終沒有屈服。獄卒了解他的身世后，夸他不愧“將門虎子”。經姚以價多方周旋，姚第鴻獲釋，轉入濟南省立高中讀書。姚第鴻很快與濟南黨組織取得聯系并加入共產黨，是濟南地下黨組織負責人胡允恭（胡萍周）來到濟南后最初找到的十名黨員之一。在第一次黨內會議上，最年輕的姚第鴻慷慨發言：“十人就十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我們共產黨人不怕犧牲，一定能夠完成任務！”這堅定的話語，從19歲的姚第鴻口中說出，令胡允恭數十年后依然銘記在心。在日后的相處中，姚第鴻與其年齡不太相稱的成熟與干練，也讓胡允恭不能不對這個“另類”的官宦子弟刮目相看，將黨內一些重要任務交給他做。1931年8月，姚第鴻考入齊魯大學國文系，任齊魯大學特別黨支部書記。在20世紀30年代初嚴重的白色恐怖氛圍中，姚第鴻利用父親“山東省高級參議”的身份和家庭的特殊地位，為黨做了大量別人無法做到的工作。后來軍警在姚以價專列上搜出油印機及傳單，上海《申報》等均刊載消息，姚第鴻身份暴露，被反動軍警通緝，逃到青島、威海一帶過了一段流亡生活。1935年秋天，姚第鴻被父親送往日本留學。日本侵略者意欲蛇口吞象全面侵華，姚第鴻憤慨至極，1937年夏毅然中斷學業，投筆從戎。

2025年“五一”假期期間，為完成辛亥志士后裔口述史訪談項目，我和愛人對姚以價幼女姚金宇、長孫姚國綜、幼孫姚國絢分別進行了多輪訪談。就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了解到一件事情：為支持魯西北抗戰事業，姚第鴻偷偷將家里的錢拿出來，購買了一輛貨車運輸軍用物資，害得家里無米下鍋。

“是購買貨車嗎？在那個年代，以個人之力購買一輛貨車，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很有些驚訝。曾在許多回憶資料中讀到過，姚第鴻為了接濟黨內同志，經常向繼母孟桂貞夫人及傭人借錢告貸。1931年4月5日，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等21名中共山東黨的領導干部被敵人槍殺于濟南緯八路刑場（遇難者共22人，其中省委委員、青島市委宣傳部長郭隆真因高呼口號在衙門里被勒死），史稱“濟南四五慘案”。慘案發生后，濟南地下黨組織分批組織黨員前往吊唁，由姚第鴻出錢并商請慈善會出面掩埋遇難烈士遺體。

“就是購買的貨車。當時是奶奶在管家，伯父不知怎么從奶奶手上拿到存折，把家里存在銀行賬戶上的錢全部取走了，購買了一輛貨車，用來運送軍用物資。事情發生后，爺爺很生氣。爺爺不是不同意伯父為抗戰做事情，伯父去范筑先部隊，一個因素是受山東黨組織派遣，再一個因素就是因為爺爺與范筑先曾經同在馮玉祥軍中做事。抗戰要支持，可一大家子人也得吃飯呀！眼看家里揭不開鍋，奶奶說爺爺氣得當時把槍都拔出來了，最后還是被奶奶和副官勸住了。這應該是1937年后半年的事情。”

“奶奶和大姑天宇，都給我講過這件事。錯不了。”姚國絢回憶說，在“錯不了”三個字上加重了語氣。

聊城黨史資料記載了姚第鴻的另一件小事。有一次，聊城軍政干部學校有名老師因病請假不能上課，請姚第鴻臨時代課。到了課堂，姚第鴻先做自我介紹，轉身在黑板上寫下“姚第鴻”三個字，他故意把“第”字的最后一撇，向下向前拉出一尺多長，逗得學員們哄堂大笑，教室里的沉悶氣氛一掃而光。

百度百科“姚第鴻”詞條如此介紹姚第鴻在魯西北抗日根據地時的工作狀態：“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整天不知疲倦地為黨的工作奔忙……”

可惜的是，熱愛生活、青春洋溢、幽默風趣、愛說愛笑的姚第鴻，到聊城一年后就犧牲了，他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27周歲……

五

姚第鴻犧牲時，烈士遺孤姚國綜只有3歲。

姚國綜對父親的記憶非常模糊，好在他身邊存有兩張父親的照片，忠實記錄了父親的模樣，每次思念潮水洶涌奔騰時，他就會對著照片，在心里默默呼喊著“爸爸”。這兩張照片，一張是父親的軍裝照，頭戴軍帽，鼻梁上架一副眼鏡，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的。另一張照片，是父親和母親結婚時的合影，母親一頭短發烏黑發亮，父親沒有戴帽子，著的便裝，書卷氣更重一些。在姚國綜看來，兩張照片中的父親都很帥，便裝的父親顯然比戎裝的父親更具親和力。

在彬縣讀小學時，姚國綜就知道父親是為了打日本而犧牲的，學校的老師們也都很關照他，說：“這孩子父親戰死，母親病死，小小年紀父母雙亡，太可憐了。”彬縣城南寺廟空地前那座父親的衣冠冢，姚國綜跟隨爺爺和家人去過。讓姚國綜印象很深的，是墓碑上的幾個大字“烈士姚第鴻和妻子張敬雯之墓”，墓碑的左側，刻著家人名字及當地駐軍的番號。

“父親是極疼愛我的，我從父親小時給我拍的照片中感受到了。”電話中聊起父親，姚國綜對筆者說。

舐犢情深，世上哪個父母不愛自己的孩子呢？何況姚第鴻又是一個重情重義、感情豐富的堂堂七尺漢子！

英雄也同普通人一樣兒女情長，只是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頭，他們選擇了國家大義在前，兒女情長靠后。

1947年2月姚以價病逝時，長女姚天宇18歲，兒子姚第海11歲，小女兒姚金宇5歲，長孫姚國綜12歲。形勢動蕩，生計困頓，他們這個家也如無根的浮萍，離散飄蕩，最終，姚國綜大學畢業后去了新疆，孟夫人和子女們則隨大姑爺輾轉去了他的老家福建，一個大西北，一個大東南，一家人自此天各一方。

姚國綜想念父親，一直設法打聽父親的事跡。1966年6月，他與上海某高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袁敏取得了聯系。袁敏曾是張敬雯濟南女師的同學，也是姚第鴻濟南工作時的戰友。袁敏給他寫了兩封信，信中介紹了她與姚第鴻、張敬雯的交往，以及姚第鴻營救她出獄的情形。令人惋惜的是，此后不久，袁敏在那場政治運動中被誣為叛徒遭受批斗，不堪受辱，也為了自證清白，最終選擇了跳樓自殺。

1983年，在新疆農科院工作的姚國綜，從烏魯木齊來到聊城，尋訪父親戰斗生活的遺跡。

在聊城，姚國綜見到了父親魯西北工作時的戰友、《武訓傳》作者李士釗。獲得平反后的老作家，搜集了大量姚第鴻的資料，他告訴姚國綜，自己準備為姚第鴻寫部傳記。不料回到新疆不久，姚國綜就得知李士釗患腦出血去世的消息。李士釗先前搜集的姚第鴻資料也泥牛入海，不知所終。

姚國綜曾經發給筆者一張照片，是他那次去聊城時與李士釗的合影。照片中，姚國綜與李士釗一左一右，分立范筑先白色塑像兩側，塑像后面的墻壁上，是介紹聊城抗戰的資料及圖片，畫面中很顯眼的地方，是姚第鴻的那張軍裝照，表情沉著而堅毅。

在視頻訪談中，談及那次聊城之行，姚國綜遺憾地說：“應該把父親的資料拍下來，可惜當時沒想到這層，也因為那時相機不普及，拍照不方便。如果能像現在一樣，可以很方便地用手機拍攝，那該有多好！”

對早早失去父愛的姚國綜來說，那是一個可能讓他更多了解父親、認識父親的極好機會。可是，造化弄人，眼看父子倆的距離很近了，他的指尖似乎可以觸碰到父親那雙溫暖的大手了，可平地一場無端而起的狂風，又把父子倆如此無情地隔開。

同樣令他深深遺憾的，是那次沒能找到父親的墓碑或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