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菊

1945年抗戰勝利后，人們對于抗日戰爭中誰是中流砥柱的問題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伴隨著國際政治的波譎云詭，歷史虛無主義也有卷土重來之勢，因此我們有必要站在唯物史觀的角度對此問題作一梳理。

把握歷史規律，抓住社會主要矛盾

在對待抗戰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堅持唯物辯證法重點論與兩點論的統一，明確近現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為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而非階級矛盾。中國共產黨從民族矛盾出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抗日。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華北事變后，華北局勢危急。面對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順應時代要求，適時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等中共代表與張學良、楊虎城將軍進行多次積極溝通協調，全力推動事變和平解決，促使國共合作抗日成為歷史必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中國共產黨一直盡力維護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與統一，從抗戰大局出發，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關于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策略和原則，推動了國共合作抗戰到底。

立足歷史方位，制定科學戰略方針

在近代中國政治經濟落后、軍事力量薄弱的背景下，制定、實施正確的戰略方針和抗戰路線是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所在。

戰略判斷的兩種認知：片面抗戰與全面抗戰。抗日戰爭作為全民族反侵略戰爭，其勝利無法依靠單一政黨獨立達成。基于這一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提出全面抗戰路線，指明了奪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引領全民族抗戰一步步走向勝利。而國民黨始終推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這一路線導致正面戰場接連失利，使抗戰初期陷入極為被動的局面。

戰略布局的兩個戰場：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抗日戰爭時期，基于中日兩國的國情差異與力量對比，形成了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相互配合的戰略格局。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實施多次會戰，付出重大傷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遲滯了日軍進攻。但由于蔣介石集團堅持片面抗戰路線，奉行依賴外援、一黨速勝的戰略，忽視根據地建設并制造多起國共摩擦事件。這種戰略失誤與政治內耗，致使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難以協同，最終在豫湘桂戰役中遭受重大失敗。在正面戰場屢遭失利之際，中國共產黨率抗日武裝深入敵后創建抗日根據地。防御階段，敵后戰場以戰略配合緩解正面戰場壓力；相持階段，其成為抗戰主戰場；反攻階段，敵后戰場迅速擴大，全面出擊，解放了大片國土。

戰略指導的兩種選擇：僵化應對與主觀能動。抗日戰爭中由于敵我力量強弱對比懸殊，在既定的物質條件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對于爭取戰爭勝利有著重要意義。僅全面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開展大小戰斗12萬余次，日均約40次，對日軍的牽制比例從1938年的58%提升至1944年的64%。這一成果得益于中國共產黨將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與戰爭實際緊密結合，實現從被動到主動的戰略轉變，為抗戰勝利作出關鍵貢獻。

堅持人民主體，凝聚民心取得勝利

中國共產黨立足人民立場，維護人民利益。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工農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與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能夠始終站在人民立場，通過自己的思想主張、實踐行動感化人民、凝聚民心。在抗戰中始終堅持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密切了軍民關系，增強了官兵的團結；始終堅持艱苦樸素、勤儉節約，與百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延安作風；同時在抗日根據地推進“三三制”民主政權建設，停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實行減租減息、精兵簡政的政策，都得到了各階層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護，最終取得抗戰勝利。

在新時代背景下，研究與澄清抗戰歷史，以科學態度還原歷史真相，才能喚醒集體歷史記憶，鞏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歷史定論，為實現民族復興凝聚精神力量。

      （作者單位：平陸縣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