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薛麗娟

文物名片

主角：著蟒袍夫人畫像軸

出生時間：清代

尺寸：縱163厘米、橫98厘米

藏寶地：鹽湖區博物館

在鹽湖區博物館的珍藏中，《著蟒袍夫人畫像軸》以細膩筆觸與莊重氣象，定格了一位清代貴族女性的永恒身影。這幅縱163厘米、橫98厘米的絹本設色畫，雖無作者名款，卻借服飾、器物與空間的精心鋪陳，訴說著古代官制體系中女性身份的特殊榮耀，也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視清代社會等級制度與女性生存狀態的窗口。

畫面中，夫人頭戴點翠珠冠，冠上珠翠垂落，流光溢彩，而最醒目的當屬身上那襲鮮艷的紅色蟒袍。蟒袍作為清代官服體系的重要部分，并非尋常女子能穿。據《清史稿?輿服志》記載，“凡五品以上命婦，得衣蟒袍”，其顏色、紋樣皆有定制。親王福晉可服九蟒四爪，往下按品級遞減，五品官妻為四蟒二爪。此畫中夫人蟒袍上的金色蟒紋與云紋，既符合清代命婦服飾“蟒身八團”的規制，又以紅色彰顯其品級之高——在清代，紅色蟒袍通常為三品以上命婦所用，搭配霞帔與官綠裙，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命婦禮服體系。

古代女子受封誥命，需依賴夫或子的官階。明代即規定“命婦之號，曰夫人，曰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清代沿用，形成“一品夫人、二品夫人、三品淑人”等序列。畫中夫人端坐姿態與身后桌案上的文房器物、羽翎花瓶，暗示其可能出自官宦或書香門第。其服飾之華貴、陳設之雅致，正是“夫貴妻榮”的體現。這種以服飾彰顯身份的方式，本質上是封建禮制對女性社會角色的規范：她們雖不直接參與政治，卻以“內助”身份共享官貴階層榮譽，成為家族地位的視覺符號。畫作背景中的桌案陳設也有深意。插有羽毛的花瓶或為“羽觴”，象征雅集文化；書籍與文玩暗示主人修養。這些細節與夫人端莊儀態呼應，構建出一個“德容兼備”的命婦形象。在清代，命婦受封不僅是榮譽，更伴隨著實際權益，如可參與宮廷宴會、受賜俸祿等，而她們的服飾亦成為國家禮制的具象載體。通過視覺符號強化等級秩序，讓“貴賤有等，服位有別”的觀念深入人心。

畫像雖靜止，亦隱藏著歷史的流動性。清代命婦制度雖以男性官階為基礎，卻也為女性提供了有限的上升通道。例如，若官員政績卓著，其母、妻可獲得更高品級的封號，這種“母以子貴”的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在家族中的貢獻。畫中夫人雙手籠袖、正襟危坐的姿態，既顯威嚴，也透露出傳統女性在禮制框架下的生存智慧：她們通過對儀軌的恪守，鞏固家族地位，在有限的空間內實現自我價值。

河東自古為華夏文明腹地，明清時期更是晉商崛起的重要區域，鹽商與官宦家族的聯姻頻繁，形成了“賈而好儒”的社會風尚。清代河東地區的官貴家庭中，女性受封誥命者不在少數，她們的服飾不僅是個人身份的標志，更是家族勢力與文化的象征。畫中夫人蟒袍的精致繡工，或許正反映了河東發達的紡織業與手工藝傳統，而背景中的文房陳設，亦與河東“詩書傳家”的地域文化相契合。

何況河東鹽湖區曾為解州治所，明清時期官署林立，誥命制度在此地的實踐，留下了大量如畫像、碑刻、族譜等實物資料。這些遺存共勾勒出一個復雜的社會圖景：在鹽業經濟與官制體系交織中，女性雖處于從屬地位，卻通過服飾、禮儀等，成為地域文化與家族記憶的重要承載者。

《著蟒袍夫人畫像軸》的一針一線、一器一物，是藝術呈現，更是河東大地官貴生活的縮影。它讓我們在數百年后，仍能觸摸那個時代的衣冠風華與禮制溫度。透過畫像，我們看到女性如何以服飾為鎧甲，在男權社會爭得有限榮光；同時，借蟒袍華光，窺見地域積淀的衣冠傳統與人文精神。

當我們凝視畫中夫人端莊的面容，看到的不僅是一個人的肖像，更是一個時代、一套制度、一方水土共同編織的文化圖譜。那些繡在蟒袍上的龍紋云章，或許會隨著時光褪色，但它們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卻閃耀著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