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琛

▲俞家驥，1920年任臨晉縣知縣，1925年任雁門道道尹，1956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在浩瀚的史書中，縣志無疑是一座地方歷史文化的寶庫。百年前一位臨晉縣長關于修志的敘述，不僅展現了志書編撰的艱辛與莊嚴，也凝結著一位地方官員對文化傳承的深切憂思。1923年冬月，時任臨晉縣知事俞家驥在《臨晉縣志》序言中，全面回顧了這一志書的修纂經過，其文筆沉著，情感真摯，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歷史的敬畏與對當地文化的深情。

典籍有據

俞家驥先生自1920年由榆次調任臨晉伊始，便察覺縣志缺失的嚴峻現實。他在序言中寫道，光緒庚辰年（1880年）艾紹濂曾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王正茂所纂《臨晉縣志》進行續修，然因戰亂頻仍、水患侵襲，志書多已散佚。俞家驥先生憂心忡忡地指出：“今失不修，后將無徵矣。”這一表述，道出了縣志作為地方歷史文化“集大成者”的不可替代地位。

民國初年，正值中國內憂外患、軍閥割據、民生凋敝之際，一部地方志的完成，不僅難能可貴，更顯其背后推動者的魄力與理想。更為感人的是，面對經費短缺、人手不足等困難，俞家驥并未退卻。他與本地士紳商議未果后，積極向許海瀾先生（許鑒觀，字海瀾，原雁門道道尹，臨猗縣臨晉鎮許家莊人）求助，后者慷慨捐出俸祿千圓支持修志之舉，并囑托俞家驥“主其事”。兩位地方大員之間的交談樸實無華，卻體現出一種對家國文化命脈的深刻認知與共同責任。

志體有序

從序言來看，俞家驥不僅身體力行，還深入參與了修志體例的確定與主筆人員的遴選。在他看來，趙意空所著《鄉寧志》體例精審、筆力雄健，遂通過友人介紹，邀請其主纂臨晉新志，并推薦宿儒于延梁為其副手。在兩位主筆的組織下，《臨晉縣志》于1921年仲冬開筆，至1923年春成稿，冬季付梓問世。遺憾的是，襄助此事的許海瀾先生于前歲辭世，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全志大綱共分六部：圖、考、略、譜、錄、記。其中，“圖”與“考”并行，既有地圖實測繪制，又有沿革、疆域、城邑等注釋說明；“略”則涵蓋物產、賦稅、職業、風俗、軍政等社會生活全貌；“譜”著眼于人事制度，記載清代與民國地方官員與科名選舉者；“錄”重在人物精神風貌，設有名臣錄、鄉賢錄、烈女錄；而“記”則將古跡、金石、掌故舊聞一一記載，兼收并蓄，力圖完備。

俞家驥先生特別強調了“寧簡毋繁、寧缺毋濫、寧淳樸毋粉飾”的編纂原則，并指出：“舊志之所載，不輕言刪；新事之所增，更須慎之。”這一審慎、嚴謹的治學態度，為全志定下了基調，也正是其能成為今日研究臨猗縣人文歷史、發展演化的重要原因。

情懷有深

為何在那個荒亂和變革交織的年代，一位地方官緣何如此重視修志？為何一位鄉賢，會捐資千圓成就一部志書？

這個問題背后所體現的，不僅是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尊重，更是對時代風云的深刻體察。俞家驥先生曾求學于北京，許海瀾先生早年留學日本，兩人雖背景各異，但都在時代激蕩之際開眼看世界，他們親歷清朝覆滅、科舉廢除、帝國侵凌，敏銳察覺到時代的斷裂與劇變。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他們嘗試去準確記錄、完整保存本地的文化脈絡，為定位歷史提供坐標、為未來發展提供羅盤，他們的修志行動，不只是一時沖動，而是對創造未來的理性判斷。在這本縣志編寫的26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這次縣志編寫，不只是傳統文化的延續，也是現代意識的先聲。今天的我們，生活在信息爆炸、文化更迭迅速的時代，如何重建共同記憶、保存地方文化基因、理解社會結構的演變，縣志的內容和創造過程正提供了寶貴的路徑。

歷史回音

縣志，不僅是地方官治理成果的匯編，更是地域社會文明的縮影。一方志書，承載著百姓的生活方式、生產結構、文化習俗、教育發展與道德認知；它不僅記錄過去，更為后人提供了認知自身、了解祖先、重建身份的重要途徑。

百年之后，再次翻閱《臨晉縣志》，創作者筆下對文獻整理的執著、對史實求真的嚴謹、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已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記述，而是一種精神的延續，一份文化的托付。

百年之前，俞家驥先生在縣志序言末尾寫道：“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他以自身微力，踐行著“立言”之道，成就了這一“可與天地并久”的文化事業。百年之后，重讀縣志，不僅是在追尋一段文字的歷史，更是在對一代人的文化使命致敬。今天，我們更應從這樣的文化傳承者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擔當起守護歷史、賡續文脈的使命，以筆為耕、以志為田，繼續書寫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