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理論結晶和時代精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合，具有中華文化的基因。以儒家學說為主導意識形態的傳統社會，強調“做人”的道德特性，營造了“修身為本”的文化土壤和氛圍，主張執政集團必須根據一定的政德規范及理念“自律”政治行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心學”這一術語源于儒家后期的“心學”修養方法，而修好中國共產黨人的“心學”就必須把黨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以黨性修養為方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以偉大社會革命促進偉大自我革命。

【關鍵詞】自我革命 修身為本 心學修養 文化基因

【中圖分類號】G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7.008

【作者簡介】朱康有，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教授、大校，國防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著作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前沿理論研究》等。

堅持自我革命是我們黨百年奮斗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也是我們黨為跳出歷史周期率給出的“第二個答案”。歷史周期率是我國歷史上封建王朝都擺脫不了的宿命。“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宗旨同封建王朝、農民起義軍有著本質區別，不可簡單類比，但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1]探討“自我革命”的歷史底蘊，厚植“自我革命”的文化基因，能夠為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提供資鑒。

“修身為本”的文化土壤和氛圍

從歷史上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其實源于對社會各種思潮的抉擇。漢代統治者之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是從大一統長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出發，選擇了儒家作為主流價值觀——構建秩序的指導思想必須是單一的、主導的，否則易引起混亂；“罷黜”和“獨尊”都是治理主體的自我選擇與認同，并非在全社會層面禁絕其他思潮和學術流派。春秋末期誕生的儒家學派從“百家”中的“顯學”，躍升為漢以后中央集權國家一元學說并不斷得到了調整、鞏固。儒家基本教義雖源于孔孟，但之后實際上也汲取和容納了法家、道家思想，唐宋后期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家觀念，表現出相當強的政治文化思想張力。

“儒”的起源固與“相禮”職業有關，而作為以先秦孔、孟、荀創立的學派，一開始即與政治活動有關則是無疑的，他們的思想毋寧說是一種政治教化。孔子擔任過魯國大司寇，孟子的語錄勸誡多是圍繞“王侯”展開的，荀子“祭酒”地位影響非同小可，他們的弟子中有相當一些人活躍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學優則仕”也是儒家倡導的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出路。因此，儒家學說的發展壯大與其致力于家國天下“外王事業”的關聯毋庸置疑。與家國治理活動關系更為緊密的儒家政治哲學，不止體現在一系列為政格言、舉措、條文上，背后顯現的也是基于人性自我進化、改造的思考作為支撐，政治活動倫理則表達為“內圣外王”人格理想塑造的推衍。反過來，一些官員的腐敗和墮落，究其深層根源，乃因“做人”之“道”和“德”最先出了問題。即使在今天我們也認為同樣如此，“從近年來查處的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看，腐敗分子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從道德品質上出問題開始的”[2]；“現在干部出問題，主要是出在‘德’上”。[3]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儒家經典《大學》開頭這句話最鮮明地體現了其思想旨趣。就是說，無論做官不做官，自覺的“修身”皆為根本，所有的社會成員無一例外。這不僅是“人”之為“人”的本質屬性要求，也是“人”之成“群”的社會性要求。孔子主張通過“仁”、孟子主張通過“義”、荀子主張通過“禮”來學習、修養，使每個人都能“以身載道”。人之力量來源于“能群”，即只有組成社會團體，才能讓人變得強大。因此，“修道”之目的也不僅僅是個體自身的完善，也是為了“安人”“安百姓”，使作為群體的人類社會在秩序穩定中發展進步。統而言之，無論為己還是為人，均應“修己”。人之道，就是內“仁”外“義”（“禮”），謂之“善”道亦無不可：做人做事，從頭至尾，都是合乎一個“善”字，我們這一生可以說完成了“人道”，且達到善終。儒學還用古代人們射箭的禮儀來比喻做人（“仁”）之道：射箭講求先把自己的身心調整好，自我心理穩定、形體正直而后才發射。推而言之，“反求諸己”是說做人沒做到位，要從自身找問題的根源，怨天尤人就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即便作為領導的人犯了錯也是這樣去“尋根”，不僅不能把自己的錯誤推到屬下身上，甚至屬下犯了過錯，也要把他們的過失或罪責擔當過來，承擔起領導者的責任。

造就一個理想的人格及至健全的社會，儒家不僅善于從“內圣”推出“外王”，還從“外王”反向后推“內圣”的要求。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這里的“本”，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組成部分”。用今天的科學術語講，天下這個極其復雜的巨系統是由國家有機體構成的，而國家又是由家庭有機單位組成，每個家庭又分解為個人最小的“細胞”。如果每一個個體的修身做好了，家庭、國家、天下都能相安無事，此之謂“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人廉潔自律不過關，做人就沒有骨氣，做事就沒有硬氣，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一個人的清正廉明，從根本上講不能完全靠外部約束，而要靠自覺自律。自覺自律是人向上向善的內在動力。中國人歷來強調‘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強調‘一念收斂，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4]這針對的不只是黨員領導干部的修養，同時講到了做人的一般修養。比如，很多人以為廉潔僅僅是官員的要求，與普通大眾無關。其實，廉潔是中國傳統道德的一個基本規范，不僅被視為“仕者之德”“國之大維”，亦被視作“人生大綱”。官員的廉潔源于文化土壤的涵育，源于一般人處理“利”和“義”關系的正確認知。為此，“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5]。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有機融合。毛澤東同志把人類“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6]并提，劉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于1939年發表后成為延安整風干部必讀文件之一，周恩來同志1943年曾撰寫《我的修養要則》并終身奉之不渝，他們都創造性地把自我修養與中國共產黨人改造客觀世界的階級革命、社會革命融合起來，對于增強黨的純潔性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把“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7]并提，傳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修身處世的道德理念。比如，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以“德”為基本內容的價值觀養成就是人生的“第一粒扣子”[8]。在全社會傳承和弘揚“修身為本”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可以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寶貴的思想滋養。

“政者正也”的執政規范及理念

從“修身為本”的社會文化延伸到治國理政，對執政集團自身的規范就不單單是靠外在的法治來約束權力運行、政治作為。無論是儒家主張的“政者正也”，還是道家提出的“以正治國”，都指向了為政者的自我調整。“德政”固有施惠于民的內涵，“以德治國”也含有以倫理教化的意義，但“德”的主要含義（原始意蘊為心正、目正、行直）乃“自律”的體現：通過內部的制約與修養，間接達到“外惠于人”。周初統治者已經從夏、商覆滅的教訓中得出“明德慎罰”和“保民”的道理，把天下興亡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統治者自身的行為后果。某種意義上說，所謂“神”“帝”都是民眾力量的體現和化身，只是有些上層統治者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已。春秋末年，孔子比較完美地論證了“為政以德”的政治哲學，漢初董仲舒則進一步闡釋了“德主刑輔”在大一統國家治理層面上的意義。必須為自身的行為負責，這一教訓深深烙印在后來統治者心目中（盡管他們也沒能最終逃脫歷史周期率）。“春秋責備賢者”，孔子修訂《春秋》，對賢者提出了極高的道德要求，那些叛亂的奸臣、禍國的賊寇更是因此而感到恐懼無比；中國歷史文獻中充斥著大量此類的微言大義、警示之語，修身和自律需要從做人的一般要求過渡至統治集團治理國家的自我鑒戒上。

作為學科體系的現代領導學、管理學，眼光是向外的，側重講管理者如何把人、財、物管好、用好，管理主體似乎游離于管理對象之外。奇特的是，中國式的傳統管理思想恰恰相反，它主張的是“自正”而后才能“正人”，管理者先管理好自身才能去行使管理權力，否則管理活動無法最終徹底進行下去。不過，這一點正好反映了傳統治理的“死結”與悖論。作為統治階級如果無法克服自身內在矛盾，將走向命運的終結。盡管如此，傳統管理畢竟包含了對治世之道規律性的認知與總結。

“政德”既是治理者階層的職業規范，更是政治活動的行為規范。除了對少數為官犯罪者實施刑法制裁外，對大多數士大夫階層的言行規約不可能普遍采取被他者革命的手段，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基于自我革新與完善的“政德”制約。顯然，“政德”要比普通“做人”之“道”標準高得多。平頭百姓德性修養差一些，影響的只是家庭或家族等周圍成員，而為官者的“德行”波及面很廣——“政德”有失，那就是孟子講的，不仁的人如果處在領導者的地位，就會在民眾中散布他的罪惡。由此，官員的私德與公德往往密不可分。各級官吏的修身治己，是治國理政的起點，此即“治國必先治吏”的要義所在。“修身”是自我人格的向上完善化，要去除心之不正，糾正行為之不正，從而提高自身道德修養。

中國共產黨歷來崇尚以德立黨。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眾，是干部成長成才的重要因素。”[9]此處講的干部“以德修身”不僅比普通民眾高，也比傳統的政德規范更嚴，“立威”和“服眾”已經提升到領導和管理的藝術上。在孟子的思想中，談到了兩種“服人”方式的比較：“以力服人”，靠武力、強力使人服從，人們并不是真心服從，只是因為力量不夠（反抗）罷了；“以德服人”，靠道德感化、人格感召，他人才會真正心悅誠服。因而，我們說僅靠權力支撐架構，單以法規制度治理，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們都知道，源頭清澈流水就清澈，源頭污濁流水就污濁；上位者的身行與所好即標準、即根源。越靠近權力的中央，就越要加以“自修”——自己“修理好”自己，否則，權力越大，越容易滋生腐敗。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政之道，修身為本。干部的黨性修養、道德水平，不會隨著黨齡工齡的增長而自然提高，也不會隨著職務的升遷而自然提高，必須強化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改造。”[10]儒家政治哲學始終離不開對“王道”與“霸道”的辨析，其更注重將合法性奠定在道德基礎上，重視發揮真理和人格等非權力的作用和魅力，使權威顯得不僅人性化，亦使之正面的潛在影響更加持久。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道德教化是國家的基礎，只有夯實根基，國祚才能更加穩固，這些思想為后代政治家們所繼承。大量事實說明，有德才有得，有誠才有成；做官先做人，從政先立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干部德的標準應當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標準和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標準。切勿把道德等同于一般的“做好事”而已，以為很容易做到，其同樣涉及深刻的內容甚至“善巧方便”。比如，講到“提高道德認識、陶冶道德情操、錘煉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11]這句話，就涉及到道德學問的方方面面。

我們已經深刻意識到，腐敗問題對黨的“執政基礎破壞力最大、殺傷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顛覆政權的問題”[12]，是最大威脅、最大風險（引起內部變質、變色、變味），因此，需要“不斷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險的歷史”[13]，并將反腐敗看作最徹底的、永遠在路上的自我革命。同樣，古人認為，廉潔不只是個人道德品質問題，且關聯政治公正、治亂興亡。官吏如果不廉，就會濫用權力，徇私枉法，坑害百姓；吏治腐敗，標志著治理形勢走向衰敗。“廉者，政之本也”，把“廉”的含義引申至政治領域，明確提出“廉政”的概念，道出了“廉”與“貪”對政權建設的重大影響。中國最早建立了監察制度，并將其置于國家主要典制地位。各個朝代對監察立法都有建樹，從未間斷，且監察方法多樣，懲治嚴厲。如明代頒布了《醒貪簡要錄》，規定貪贓至60兩以上梟首示眾，處剝皮之刑。不過，“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阿房宮賦》這句沉痛的提醒盡管猶在耳旁，“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歷史悲劇依舊周期性上演。

“心學”修煉隱含的解決途徑

陽明心學可謂儒家文化形態發展到后期最有內在深度的一種系統創建。這一思想，偏重“內圣”修養，吸收了唐宋以來佛道方法，承接朱熹、陸九淵、陳獻章等不同時期理學代表性人物的觀念。確實如此，中國文化史的三種主要思想儒、釋、道恰恰在這一點上不謀而合：儒家講修身養性，道家講全性葆真，佛家講明心見性，皆聚焦到“心性”精髓的圓滿修持上。不過，歷史上對“心學”的評價毀譽參半：清初顧炎武等著名學者把明滅的原因歸為心學的空寂泛濫，而近代以來東亞亦有不少人士對心學修養推崇備至。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共產黨人的‘心學’”[14]，保留了“修身養性”的歷史文化意蘊，又賦予“心學”黨性教育的新內涵；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重申“我常說要修煉共產黨人的‘心學’”[15]。那么，“心學”及其發揚究竟能給“自我革命”提供什么樣的修煉方法呢？

明代理學家薛瑄認為清廉自守有三種境界：見理明而不妄取者，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者，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為下也。[16]這些看法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戰略目標頗有相似之處。其中，不想腐是根本，解決的是腐敗動機問題，讓黨員干部從內心深處摒惡揚善。只有把思想覺悟、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從不敢腐到不想腐。按照心學見解，“一念發動”不正，本身就已違背“一念入微”的修養要求，意識活動中的此“行”是引起以后外顯惡行的萌芽。這是王陽明所講“知是行之始”“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的含義所在。他把引起行為的動機和心理隱微處的活動看作“行”，雖遭很多思想家的批評，但從修養的角度看不乏有新意之處。實際上，這里提出了要從意識修養、培育志趣、端正情趣入手的重要性。王陽明還認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明中后期政局動蕩、社會動亂，王陽明受上命平亂，他召集臨時兵馬，運用智謀，平定擁有二十萬之眾的宸濠之亂，實屬極為不易。他后來則說，打敗山里的賊寇比較容易，而想要擊敗心理的陰暗面就非常困難了。實際上就是反映出革外面賊人之命當然不易，但革向自我心中的“賊”更難，打敗“糖衣炮彈”的誘惑甚至比取得“真槍實彈”的勝利更加困難。貪欲的危害何在？“貪似火，無制則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17]說大一點，人類自我的欲望就能把自己推向覆滅。“‘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勝寸心，安能勝蒼穹’。‘本’在人心，內心凈化、志向高遠便力量無窮”，“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風邪氣近身附體”。[18]這些論述的一個源頭活水，顯然就是歷史上心學的實修實證。

如何做到“強化自我修煉，正心明道，防微杜漸，做到有原則、有底線、有規矩”？[19]對此，心學不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說教上，而是提供了深層的修養方法予以化解。按照心學的觀念，身心修養不太依賴于外在名利和權力的支撐，而是從心理層面徹底化解并消除因做社會事業帶來的各種束縛。如果從廣義的角度看，中華心學蔚為大觀，能夠為意識的深度修養提供豐富的鏡鑒。心性修養至深層，如古人云，即使是看待堯舜這些大圣人所建立的宏大功業，也只是太虛中的一點浮云而已。如此境界，亦即處理“功成”中“無我”與“有我”的恰切辯證關系：“功成必定有我”是一種歷史擔當，而“功成不必在我”則是一種思想境界；“有我”與“無我”結合起來，體現了在實干問題上應持的辯證法。

強大的政黨都是在自我革命中磨礪鍛造出來的。我們已深刻認識到，“黨內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思想上的問題”，要“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20]，除了教育宣傳等外在手段，發揮主體能動性才是真正的內因。而今，“共產黨人的心學”賦予了“心學”更加豐富的內容：黨性修養為方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既“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又“以偉大社會革命促進偉大自我革命”[21]，說明動態的社會事業反過來對內在的自我革命也能夠起到正向的作用，這也是改造主觀精神世界的一條根本途徑。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大一統的歷史演變、制度建構及其治理實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ZD234）

注釋

[1][7][10][21]習近平：《論黨的自我革命》，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202、274、269、327頁。

[2]《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77頁。

[3][8][14]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57、77～78、157頁。

[4]《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3～114頁。

[5]習近平：《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 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黨建》，2013年第5期。

[6]《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頁。

[9]《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1日。

[11]《習近平黨校十九講》，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第104頁。

[12][13][15][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07、513～514、523、534頁。

[17]《習近平關于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75頁。

[18]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頁。

[19]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頁。

[20]習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