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俊虎

100年前的8月8日，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之一，著名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教育家魯迅先生有過一次短暫的河東行游。

1924年7月上旬，當時的西北大學與陜西省教育廳合議，主持開辦了一個暑期學校，特邀國內資深學者、社會名流到西安講學。當時聘請的講師共有14人，除了魯迅先生，還有南開大學教授李濟之、陳定模、蔣廷黻，東南大學教授吳宓、陳鐘凡、劉文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干臣，法國大學博士王鳳儀，以及夏浮筠、孫伏園等。魯迅先生所講題目為《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他高屋建瓴、深入淺出，從文學藝術層面引申到精神道德境界，受到聽眾的普遍歡迎。本次講學活動歷時25天，于8月3日圓滿結束，被文化教育界譽為“群英薈萃，各顯神通，開創了古都文學藝術傳承的新紀元”。

根據芮城、永樂縣志記載及有關人員追述，1924年（民國十三年）8月8日下午，魯迅先生偕孫伏園等從西安講學返京途中，乘船至今芮城永樂鎮，于碼頭附近訪問村事民俗，與學校教職員工親切交流，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印跡。

孫伏園（1894—1966），浙江紹興人，原名福源，現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編輯。孫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職，并擔任李大釗秘書，參加了五四運動。他與茅盾、鄭振鐸等人組織文學研究會，積極推廣新文化活動。孫伏園1924年創辦《語絲》周刊，并兼任《京報》副刊編輯。他比魯迅小十余歲，尊其為學長，在西安講學過程中忙前忙后，兼做文稿整理工作。?

孫伏園在《長安道上》一文中寫道：“山西在黃河北岸，河南在南岸……后來回京舟經山西，特別登岸參觀，上去的是永樂縣附近一個村子，遍地都種花紅（現稱紅果）樹，主人請我們隨摘隨吃。本村共有約百人，有小學一所，無失學兒童，亦無游手好閑之輩，臨了我們以四十銅子，買得花紅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說，新鮮而至于現摘，便宜而至于白吃，是生平第一次。”

夏浮筠，即夏元瑮（1884—1944），浙江杭州人，為民國時期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就讀于美國耶魯大學，畢業于德國柏林大學，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同濟大學校長。他翻譯出版了愛因斯坦名著《相對論淺釋》，為相對論在我國傳播作出積極貢獻，獲贈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在西安講學中負責團隊生活起居。

從孫伏園文章中可以看到，魯迅一行只是在永樂作了短暫停留，對這邊的人文地貌、風俗習慣有所了解。他們放棄了原先由河東北上并州，穿越大半個山西的打算，走了一條經洛陽坐火車返回北平的老路，著實令人惋惜。像魯迅這樣眾多的“名人名家”，如果僅為買點果子，到小溪旁撿上幾塊鵝卵石，臨時選擇在永樂停船，用“山西這邊果木森森，發現別的船大多在這邊停泊，方才特別登岸參觀”加以解釋，似乎有點勉強。大家既然認為永樂這邊社會環境較好，完全可以安心住下來，如此倉促地選擇離開，一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1924年8月，《魯迅日記》中這樣記敘：“三日晴。星期。上午同夏浮筠、孫伏園往各處辭行。午后收暑期學校薪水并川資錢二百，即托陳定謨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會浴。晚劉省長在易俗社設宴演劇餞行，至夜又送來《顏勤禮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四日晴。晨乘騾車出東門上船，由渭水東行……八日曇（意為云彩密布）。午抵潼關，買醬萵苣（即潼關醬筍）十斤、泉一元（因貨幣如泉水一樣流通不息，遂有人將‘錢’稱為‘泉’），午后復進，夜泊閿鄉。”

《魯迅日記》中所載閿鄉，早年歸河南省管轄，原為縣城所在地，后與靈寶合并，和永樂鎮隔河相望，1959年三門峽水庫建成后，兩地均屬黃河淹沒區。這里提到的“午后復進，夜泊閿鄉”，應理解為魯迅一行乘坐的船只離開陜西潼關，接著向東順流而下，當天下午在山西這邊登岸。從潼關到永樂直線距離十余公里，水路行船僅需一個小時，抵碼頭后尚有小半天的活動空間。

魯迅一行在永樂停留期間，為何沒有登臨舉世聞名的永樂宮，也未游覽眾多名勝古跡？他們馬未卸鞍、亦未用餐，卻頂著滿天的烏云，來了個“夜泊閿鄉”，究竟是什么原因？欲知端倪，還需從永樂鎮文化教育界名人李經邦先生說起……

李經邦，字綸甫、號玉溪，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李青年時品學兼優，得補廩膳生員，后調省令德堂就學。光緒二十八年（1902）為壬寅鄉試秦晉并科舉人。他先后在條陽、蒲陽書院、敬敷書院任主講。1924年暑期，李先生回鄉探親時陪家人赴西安看病，聞知有故交來此講學，遂趕到賓館相會，并誠邀魯迅他們返北平前借道山西，以拜謁永樂宮圣地、領略呂洞賓風采，還可參觀義山祠風貌、見證李商隱名句，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因當時通信聯絡不暢，交通工具滯后，雙方很難約定具體的會面時間，加之社會動亂，時局多變，魯迅他們只能走一步說一步，李經邦那里也只好等一天算一天。8月8日清晨，李先生看到華山那邊云遮霧罩、黃河水道波濤洶涌，料定不會有渡船靠岸，便在當天上午乘馬拉轎車離開永樂，應邀趕往蒲州古城，參加一位好友來日為兒子舉辦的婚禮。為預防萬一，特囑家人抽空到一公里外的碼頭打探。

當年永樂鎮西面約十公里處，有座著名的西山書院（后改為第四模范小學），節義里晚清學者姚先科曾在該校任教，暑假前被教育主管部門派往永樂附近一所小學助考。據老人回憶，8月8日下午，校長興沖沖地告訴他：“西安來了幾位文化界名人，要赴永樂鎮拜會李經邦先生，沒想到他突然離家，想借機來學校參觀訪問，請做好記錄！”

學校教職員工聽到上述消息，趕忙張羅迎賓。不一會兒，客人們魚貫而入。在小教室就座后，大家聞知該村共有100多號人，30余名適齡生均已入校，其中包括多名女生，暑假前考試成績平均超過80分，紛紛露出驚異的表情。有客人提議：“請周先生代大家表述！”接著有位精神矍鑠、留短胡須的長者施禮：“請問校長，孩子們喜歡上學嗎？”對方妙答：“有的年齡不夠，還盼著快點長大呢！”周點頭：“知識就是能量，爭先者必有作為。剛才說學生考試成績優良，為何未見出榜公布？”校長答曰：“出現了好幾個相同分數，一時間難以排名！有人建議在考卷整潔度或筆體上分出優劣，有的提議暫緩出榜，敢問先生有何高見？”周笑了：“無需節外生枝，建議女生優先，或以姓氏筆畫為序。”校長作揖：“先生此意甚妙！”周先生詢問了學生們對古詩詞、文言文的態度，作業布置及課外閱讀之效果，建議多讀些國內外名著。姚先科談了“課外閱讀要選好書，那樣可以學到社會知識，提高思想道德理念，還可增強寫作能力，否則就會產生‘看熱鬧、圖高興’之效果，反倒耽誤了主課”。周先生表示：“教師應尊重學生的選擇，培養大家學習興趣，可將古文詩詞轉化為故事來講，旁征博引、潛移默化。同時，教師應嚴格操守、以身作則，讓學生們切實領略‘靈魂工程師’的風采！”姚見大家不住點頭，悄然做了記錄。

訪問結束后，姚先科方知那位周先生就是魯迅！大家來到相隔不遠的巷道內，恰好遇見幾位挑著紅果的中年婦女，她們發現客人相貌不凡，紛紛放下擔子讓道。校長上前介紹：“這位是北京來的周先生，想和諸位拉幾句家常……”周先生一邊鞠躬：“各位大多從清朝過來，怎么當年沒有纏足啊？”有婦女回答：“大人沒工夫，孩子們不喜歡，糊里糊涂走過來了！”有人解釋：“我們村的同齡人，全都長了一副大腳丫。”周先生問：“不是說三寸金蓮，貴為上人嗎？”有人搖頭：“咱窮人不講究貴與賤，省得耽誤了下河灘、種莊稼。萬一遇上個災年，出去討飯也不趕趟！”校長一旁直言：“清朝皇上要將婦女們纏起來，把國門鎖起來，讓洋人們打進來，近幾年又有軍閥搞內戰，老百姓日子越過越難冒（方言艱難之意）了！”周先生點頭：“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先生提出……”

訪問期間，恰好有李經邦家人過來，欲帶客人到府上小憩，待先生回來再作計議。有人看到云層不斷加厚，還有挎槍者張貼“懸賞布告”，他們人生地不熟，擔心出現意外情況。大家經過協商，決定改變行程，天黑前渡河到對岸的閿鄉縣城，然后經洛陽返回。

1959年三門峽水庫建成，古老的永樂碼頭銷聲匿跡，魯迅先生所訪之處也變成了河灘。據老一輩追憶，當時黃河北岸有“六垛十八村”，如河頭、高頭、營里、源頭、橋西、鎮北、招賢里、岳村、桃園等，魯迅一行于永樂碼頭登岸后，應該在距離最近的地方駐足，黃河蓄水前附近有三所學校，難以斷定究竟去了哪個村莊。

20世紀90年代，《山西日報》記者楊玉印得知節義里有人聆聽過魯迅教誨，建議我寫一篇記敘文。當時姚先科老人已去世，其嫡孫姚敬宏常以祖輩結識名人為榮，我反復詢問過這位老同學，他翻開發黃的小本子，上面除了與客人們對話，未發現其他方面的記載。

姚敬宏告訴我，其祖父生前多次談及魯迅等人的永樂之行，對沒能留下名人筆跡墨寶懊悔不已。據說李經邦從蒲州趕回后，聞知錯過了與魯迅見面的機會，禁不住搖頭嘆息：“周樹人及眾多名家光臨永樂，未能兌現西安承諾，實為老夫之過也！”

魯迅一行1924年離開永樂，從此再未涉足山西。但是，他對河東人民的熱切情感，對黃河傳統文化的了解、敬佩與向往，卻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正是這短暫的永樂之行，拉高了魯迅對山西的關注度，使他戀上這里的風土人情，并向三晉文化界人士伸出友誼之手。如石評梅、關露、荊有麟、景梅九、李健吾等，他們在不同時期遇到魯迅先生，相互間都有過真誠交流，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魯迅日記》中多次提到山西女作家吳曙天，她也在散文里描述過對方的日常生活，可謂“知己知彼”。

河東籍作家李健吾當年在北京上中學時發表了《終條山的傳說》，被魯迅選入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他認為“《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的，雖在十年后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里面的身體和靈魂”。

河東籍學者董大中先生編寫的《魯迅與山西》，詳細講述了魯迅與山西學子深層次交往，從多個方面提出了較為獨特的見解。

魯迅先生早年熟讀司馬光《涑水記聞》，后來屢次提到芮城永樂宮、永濟鸛雀樓，還在文章中寫了“帶著兩包聞喜煮餅探望友人”。他的日記中也記載有“冀君（冀朝鑄之父）送汾酒”內容。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李經邦、姚先科聞知后深感震驚，當即給治喪委員會及家屬發去唁電。十多天后，他們和當年接待魯迅一行的校長專程赴西安，參加辛亥革命的元老、河東籍學者景梅九與古都社會名流倡議召開的“魯迅悼念大會”，表達了對文壇巨擘的深切敬意與真誠懷念。

景梅九先生悲痛之余，寫下二首《悼魯迅》詩句，直陳“廬山真面無人識，魯迅原來卻姓周，只為一篇《阿Q正傳》，頓教聲譽遍環球。”“君是東方高爾基，搖旗吶喊震萎靡，橫沖直闖入文陣，苦斗精神死未疲。”景梅九二十世紀初日本留學時，就與同在東瀛的周樹人有過交往。沒想到分別多年后，對方改用魯迅筆名發表文章，一度讓其蒙在鼓里，知情后迅速取得了聯系。

1936年11月7日，西安各界舉行了魯迅悼念大會，當局以“維護治安”為名，出動大批軍警干擾破壞。景梅九冒著風險登臺演講，他讀悼詞間振臂高呼：“逝者如斯夫，魯迅先生雖然離我們而去，但他的精神不死、浩氣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