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建華 段利民

河東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是華夏文明最重要的發祥地之一。在華夏文明史前時期，河東是中國原始人類聚居的集中區域，積淀了極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基因；在華夏文明起源及其發展進程中，河東既是華夏先民的活動中心，又是華夏文明的直接源頭；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春秋戰國時代，河東是新興封建勢力的策源地，晉與三晉文化的主要載體；進入封建社會以后，河東文化的發展構成中華文化歷史長河中的一股文化強流，集中再現了中國封建文化的本質特點。概言之，河東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占據特殊的地位，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國家形態的雛形

大量的歷史文獻和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充分說明，運城乃中華民族的搖籃，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正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所言：“晉南地方是當時的‘帝王所都’。‘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而‘中國’一詞的出現正在此時。‘帝王所都’意味著古河東地區曾經是華夏民族先祖創建和發展中華文明的活動中心。”

毋庸置疑，虞舜時期，已經建立了早期的國家。《左傳》等書籍中已有這種說法。帝堯晚期，虞舜已經取代帝堯掌握了權力，《史記·五帝本紀》載，“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唐堯時期，“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薄妒酚洝ぜ狻穭⑽踉疲骸疤熳又徊豢蓵缒?，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庇菟唇⒌膰覟橛杏輫?。有虞國的主要官職有：四岳、十二牧、司空、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宗等。此外，虞舜還將一些有高尚品德且能力很強的人或者部落首領提拔到重要崗位上，使之發揮作用。同時，還對官員的政績進行考評，使各個部門都能很好地履行職責，使有虞國出現了一個繁榮的局面。

虞舜時期，還初步制定了刑罰，即所謂的五刑（墨刑、劓刑、剕刑、宮刑、大辟等）。

以上足以表明，虞舜時期，已經建立起國家的雛形。

◆農耕文明的肇始

農耕文明是黃河文明的第一個形態，而地處黃河中游的河東地區，則是農耕文明的肇始地。上古時期，河東地區的人口多居住在高原上，這里的黃土屬黃壤，既柔和，又肥沃。由于臨近黃河，加之汾水、涑水等便利，為種植業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先決條件。

約4500年前，原始部落里的人們只知靠果實、獵物果腹，常為尋找食物而四處奔波。而一個名叫“棄”的人發現粒食，培植五谷。堯帝聽說后，封他為“農師”，讓他教民稼穡；虞舜執掌天下后，更是賜他姬姓，號曰“后稷”。

《史記·五帝本紀》載：“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檣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又載：“稷是為古梁地，背藐姑，右玉碧，據稷峰以為障，連汾水以為襟，俗尚淳樸，勤稼。”考古專家還在稷山一帶發現石器遺址多處，出土的農耕工具有石斧、石鋤、石鏟，還有加工、紡織、狩獵工具，如石磨、石杵、石紡輪、陶紡輪、石鏃、石刀、石鐮等，出土的農作物有粟、黍、高粱及麻類等作物。這些可靠的文獻記載和出土的先民所使用的勞動工具和經營的農業作物，在印證后稷稼穡在此地的同時，也印證了社會發展歷程的艱難和久遠。

無獨有偶，西陰遺址的“半個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與師村遺址的“石雕蠶蛹”，距今已有5600年—6500年，充分說明聚居此地的先民們業已掌握了養蠶繅絲的技術，并為“嫘祖養蠶”的傳說提供了考古學上的支撐。

因此，后稷教民稼穡和嫘祖養蠶繅絲，皆發生在河東地區，絕非偶然與巧合。一食一衣，一男一女，他們是華夏先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艱苦卓絕斗爭的杰出代表，同時也進一步證明，河東地區乃華夏農耕文明的策源地。

◆民本思想的萌芽

民為邦國根本，民以食為天，固本就要安民，安民就要解決百姓的吃飯問題。

據《尚書》載：“‘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p>

舜對十二州的州牧告誡說，為政首先要解決百姓的吃飯問題，讓百姓有飯吃，千萬不可失農時。政務當先要安撫百姓，安撫遠方之民，也就能安撫近處之民，安民要廣行德信，推行善政，尤其要遠佞人，切不可使他們干預朝政，如此誠信會昭于四方，蠻夷自會賓服。

眾所周知，河東鹽湖的食鹽生產，自古就是靠太陽蒸烤，天然結晶成鹽。天然結晶的過程中，最喜南風陣陣吹來，以助水汽蒸發、食鹽快速結晶。

一天，舜來到鹽湖，看見南風徐徐吹來，鹽業豐產，鹽工們忙碌收獲豐收的食鹽。舜心懷激蕩，撫琴而歌《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p>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边@是有關舜歌《南風歌》的較早記載，真實地記錄了舜關心百姓們鹽業生產的動人場面，體現了舜關愛民生的思想。如今，《南風歌》不僅是古代圣君的一首詩歌，而且演化成為一種行為規范，凝練成為一種關愛民生、體現民本思想、宣傳德化、展示五千年文明史的一個載體。

◆倫理道德的母源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币簿褪钦f，從虞舜開始，中國才有了明確的道德原則。由虞舜始創的“明德”，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上古文明社會的發展?！懊鞯隆奔仁侨祟惿鐣囊靶U走向文明的標志，也為人類的精神文明構建提供了樸素的道德范疇。有了虞舜在教化基礎上所提供的“明德”，中國才真正由野蠻社會進入文明社會；也正因為有了開創道德教化的首功，虞舜才被稱為中華文明的先祖和道德文明的始祖。

據《尚書》載，帝堯要四岳向他推薦帝位的繼承人，四岳即以虞舜為薦。虞舜在當時只是個平頭百姓，為什么舉薦他呢？四岳提出的理由是：“瞽子，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奔词钦f，虞舜是在父母及弟弟都對他很不友好的前提下，卻能與他們和諧相處，像這樣孝心淳厚的人，由他來治理國家，應該是不會壞事的。僅因虞舜的“克諧以孝”，堯帝便同意了四岳的意見：“我其試哉！”堯帝所“試”的結果如何呢？《尚書》接下來說虞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即是說虞舜向百姓宣揚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常法，人們皆能順從。

虞舜首開社會道德教化之先河，用德來治理老百姓?？鬃印白媸鰣蛩础?，總結虞舜的經驗，將這種教化概括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币簿褪钦f，用道德來引導，用禮儀來約束，老百姓就會有羞恥之心而且守規矩了。

虞舜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已綿延了四千多年。舜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仍在歷史的長河中發揚光大，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積淀為一種民族心理，構成了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中華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

◆誠信精神的濫觴

據《尚書·大禹謨》記載，舜帝不僅把帝位讓給了大禹，還把治國理政的“十六字心傳”授予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焙喲灾?，“人心”與“道心”的差別主要就是“私”與“公”的差別，也是“正”與“邪”的不同。修身正心，就是要讓“道心常為之主”，讓“人心聽命于道心”。

在“十六字心傳”中，虞舜在中華文明史上首先提出了“誠信”之思想?！霸蕡特手小敝霸省?，《說文》的解釋是：“允，信也?！逼渲攸c是強調了“心”的作用，強調要保持“道心”的精純和“道心”守護上的專一；而“精”與“一”的結合，就是正心誠意，二者的統一凝聚在“允”字上，亦即誠信之上。

而生于河東的關公，無疑是誠信精神的踐行者。守信用、重然諾，這是關公的重要品質。關公與劉備一日結義，終身恪守，無論環境如何艱險，誘惑多么巨大，從未動搖。關公在曹營雖受厚恩，然“常懷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張遼去探問。關公則明確回答，他曾與劉備“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對于曹操的恩義，他則“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后去耳”，一諾千金，說到做到。在解白馬之圍后，他毅然決然離曹而去。

縱觀關公的生平活動，誠信是其思想行為的重要準則，關公已成為誠信的化身。

◆廉政意識的發軔

毋庸置疑，堯舜奉行的以“為民公仆”“節儉愛民”為主要內容的執政理念，開啟了中國傳統廉政思想之先河。同時，中國傳統吏治制度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如官吏的選任與管理，對貪腐的懲罰與處置，在堯舜時代都已出現?？梢哉f，中國先民追求廉潔從政的思想最先在河東這方水土開始萌芽。

堯舜時代，遵從原始社會公正民主之遺風，在首領（即帝，又稱天子）的選任上，基本采取民主推舉的方式。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歷史上著名的堯、舜、禹禪讓的故事，實際上反映了部落聯盟首領是根據德才由大家共同推舉產生的。

當時，對官員的任命也是先征求下屬意見，以免有失公允。堯尊重人才，善于使用人才，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他常常采用試用的方式。舜曾經召開十二州（當時天下分為十二州）的首領大會，討論官員的任命，任命了包括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法官）等在內的二十二名官員。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二十二個官員中，有一個特殊的職位叫“納言”?！凹{言”這個官職實際上是舜的上傳下達的諫官，負責搜集臣民的意見，是民主議政、公平正義的表現形式之一。

堯舜時代不僅產生了原始粗糙的官職，而且也開始了對官員的監督與考核。黃帝時設置的監察地方（各氏族、部落）的左右大監，在堯舜時期被他的繼承者沿用下來，這是后世監察制度的開端。

堯舜還嚴懲貪腐。舜的司法官皋陶認為，不肖之徒居官，就會搞亂天下，因此應根據天意來懲罰他們，用五刑來處理他們。在皋陶制定的昏、墨、賊等罪名中，“墨”就是指因貪婪而敗壞官紀，是專門針對官員貪腐而設置的罪名，犯了“墨”罪，要被處以死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舜在中國清廉制度建設方面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創設了謗木。他擔心自己有過失，人們無法當面指出而在背后議論，就在交通要道旁樹立一根木柱，上面橫綁一塊木板，讓人們將天子的過失盡情地寫下來。從謗木身上，似乎可以看到當代意見箱的影子。

◆法治傳統的基礎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法治思想。遠在堯舜禹時期，已經出現“罪”“刑”“罰”“法度”等法治概念，孕育形成中華法治的文化基礎。

上古氏族社會，在“天下為公”的原始民主基礎上，主要是依靠倫理道德習慣力量來維持社會公共秩序和確立人們的行為規范。對于嚴重傷害氏族部落利益和黎民百姓權益的行為，以及外族的侵擾等，還要給予懲處。這就產生了最初的原始刑罰，孕育生成初始的法治萌芽。在《尚書》等典籍中，留下了上古時期法治創始過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

其一，早在堯舜禹時期，已經有了法治組織及官職“士”，皋陶是史載最初的司法官。

其二，堯舜禹時期已經形成“五刑”，并刻畫在器物上，公布于眾。對刑罰的處置方式、地點等均有規定。其中出現的“刑”，不單是指刑法，也是法的通稱。這是華夏法治建設的源頭。

其三，堯舜禹時期已經提出“惟明克允”，強調公正公平執法原則和措施，甚至使用“羊獬”神獸幫助審判等，特別是共工、鯀也被流放處罰，體現了“官員”與百姓法度面前平等的法治理念。

其四，上古先賢初步說明了法治產生的社會原因，這就是內部存在擾亂損害社會生活的現象，外部有外族侵擾，致使外患內亂。這顯示了法的實質是社會經濟政治利益的集中反映。

其五，上古時期形成的執行刑罰“弼輔教化”“德主刑輔”的法治觀，禮與刑、德與法是治理國家的兩種重要手段，彰顯了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先進思想。

其六，舜對司法官皋陶提出“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的要求，表明上古先民的法治思想中蘊含著樸素的辯證思維。

此后，河東先賢傳承光大堯舜禹創始的法治理念，順應時代需要，勇于變革創新，先秦時期即已形成比較完整的法治體系，標志著中華早期法治思想的真正形成。這就是以古晉國與魏國法家為代表的法治建設成果。

◆商業經濟的開端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歷史和鹽》中曾認為，“中國最早的文明，實興于河東鹽池附近”，同時考證出商賈的“賈”字來源于“盬”?！墩f文解字注》中講：“盬，鹵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币虼?，可得出結論，中國最早的商品為鹽，最早的商人為鹽商，而河東地區也就成為商業文明的起源地。

鹽在人類生存、社會發展、文明進步的進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堯舜禹都城皆建在鹽池附近，利用獨特的地域優勢，促使部落發展強大，社會文明進步，形成了早期國家雛形。鹽池無疑成為夏、商、周三代的經濟基礎。春秋時期晉文公同樣充分利用地域優勢，推行“輕關、易運、通商、寬稅”的政策，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和第一批富商的出現。晉國經濟也隨之發展起來，從而帶動軍事的發展，并逐漸強大起來，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春秋戰國時期，猗頓在河東地區的出現，開創了中國商業史的先河，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富商，被人們稱為商業的鼻祖。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扁㈩D，魯國人，原為耕讀人家，后因生活所迫，走投無路，便向富商巨賈陶朱公請教致富之路。陶朱公傳授其“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的八字真經，也就是說，要想快速致富，就要備養牛、馬、豬、羊、雞五種母畜。因此，猗頓便在鹽池附近精養“五牸”，發展畜牧業，在此基礎上又廣泛種植桃樹、杏樹。不僅如此，猗頓認識到鹽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在有了雄厚資本之后，開始利用鹽池制鹽販鹽，將鹽運往各地，從而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在運輸池鹽的同時，從西域各地帶回珠寶投入市場。畜牧業、運輸業、珠寶業共同造就了富甲天下的猗頓，為河東鹽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可以說，三晉商業，始于販鹽，鹽業興盛，始于河東。猗頓作為山西商人乃至中國商人的杰出代表，其成功與河東鹽池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