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第三屆中國考古學“西陰論壇——夏時期的中國”學術研討會在夏縣開幕，研討會上共有17位專家圍繞“夏時期的中國”作主旨發言，對夏時期遺存考古成果展開學術研討，將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并指明晉南大地是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區域之一。今本報特刊出研討會發言摘要，以饗讀者。

國家文物局原黨組副書記、副局長，中國考古學會原副理事長 顧玉才

非常高興在這金秋十月，來到歷史悠久的運城，來到夏縣，參加第三屆中國考古學“西陰論壇”，與各位專家一起共襄盛事。

運城，尤其夏縣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地區，文物古跡十分豐富，運城的國保單位在全國地級市單位中占第一。這些年，運城地區許多項考古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曙猿化石的發現，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猿類化石，西侯度遺址發現243萬年前人類活動的遺跡遺物。絲綢作為我們中國對世界最偉大的貢獻之一，這個地方應該是絲綢起源的地方，尤其最近這幾年，吉林大學師生在夏縣師村和轅村都發現了用石頭雕刻的蠶蛹形象，這是中國最早蠶的形象，雖然沒有直接的絲綢證據，但在黃河對岸，發現了五千多年前的絲綢，養蠶搞絲織，完全印證起來了。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以運城為中心的晉南豫西這一帶就能夠實證，我們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到了運城以后，也能深切感受到運城市委、市政府和夏縣縣委、縣政府對文物（考古）工作高度重視，深刻感受到他們在文物利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不僅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對考古工作也是高度重視，十八屆、十九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兩次是以考古為題，一次是陳所長講的中國考古新發現，一次是王巍所長講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2021年10月份的時候，中國考古學——百年時，習近平總書記發來賀信，向全國考古工作者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并且要求我們加強考古和歷史研究，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2022年10月，總書記帶領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后，又到了殷墟，考察了殷墟遺址，他指出，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在這方面，考古事業居功至偉。總書記給了我們高度的評價，讓我們考古人非常振奮。今年5月16日，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前夕，習近平總書記考察運城博物館要求我們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水平。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重要指示、批示，為我們做好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

夏縣是探索夏文化的中心區，幾十年來，幾輩的學者作出不懈努力，也取得了豐厚成果。但是，還有許多課題等待著我們去研究、去解決。今年西陰論壇主題是夏時期的中國，今天在座的各位專家都是國內從事夏文化研究的佼佼者，衷心希望通過這次西陰論壇，大家充分交流、各抒己見，共同推動夏文化研究邁向一個新的臺階。

吉林大學黨委書記 姜治瑩

金風送爽，丹楓迎秋，在這碩果累累的時節，我們共同迎來了第三屆中國考古學“西陰論壇——夏時期的中國”學術研討會。這是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考古工作重要論述的主動之為，也是扎實推動中國考古學科和考古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務實之舉。很榮幸受邀來到山西運城夏縣，共襄盛舉、共商發展、共謀未來。首先我謹代表吉林大學、代表校長張希院士，向山西省、運城市和夏縣的各級黨委政府、相關部門單位，向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專家，長期以來對吉大事業發展，特別是對吉大考古學科的關心關注和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考古在揭示中華文化、闡釋中華文明、解讀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促進民族團結、解析家國大義、凝聚中國力量、弘揚中華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心系中國文明歷史研究，關心考古領域重大進展，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以堅定的文化自覺和高度的文化自信，溯源歷史、尋脈中華，為考古研究指明前進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領中國考古人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考古人的使命與國家前途命運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考古人肩負的探尋民族淵源、樹立文化自信的責任越來越重大。

山西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發祥地，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遺存。運城地處黃河之畔，是華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區，在人類起源和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珍存著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完整印記。這里有四千萬年前，人類最早起源的“世紀曙猿”化石，243萬年前人類最早發明用火的西侯度遺址，還有榮獲“百年考古大發現”的西陰遺址，考古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山西運城開展考古工作，對探尋華夏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運城夏縣西陰遺址，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26年10月，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和袁復禮先生來到這里進行考古發掘工作，開展了中國人第一次獨立主持的科學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開啟了中國考古的新紀元。李濟先生在這里不僅鏟下了中國學者的考古發掘第一鏟，還發現了西陰文化和有人工切割痕跡的碳化蠶繭標本。夏縣西陰遺址的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實證出晉南大地是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區域之一。

吉林大學是我們黨親手創建的，擁有光榮傳統和深厚底蘊的重點綜合性大學，辦學歷史悠久、學科底蘊深厚、科研成果豐碩、名家大師輩出。吉大考古學科1972年由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創辦，2018年，吉大考古學院正式成立。吉大考古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組建了由老、中、青、新教師組成的一流師資隊伍，配備了以正新樓為基礎的一流辦公條件，建設了以山西運城夏縣田野考古實踐教學基地為載體的一流實踐教學基地，建成了以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為代表的生物考古實驗室等高水平科研平臺。在2021年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吉大考古”位列全球第44位。在國家第五輪學科評估中，考古學科實現了重要的歷史性突破。考古學科的重要成果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有力支持，為踐行習近平文化思想作出了積極貢獻。考古學科已經成為學校的“王牌學科”和“金字招牌”！

沿著前輩先賢的足跡，2019年開始，吉大考古的師生們來到夏縣這塊文化沃土，開展田野考古教學與發掘工作，2020年建設了田野考古實踐教學基地。作為中國考古學的后繼者，吉大考古的師生們在夏縣師村遺址，發現了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時代早期的石制蠶繭和石雕蠶蛹。這些新發現不僅揭示了在運城盆地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區域內，養蠶繅絲在古老先民生產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更是對近百年前夏縣西陰村遺址首次發現“人工切割蠶繭”的呼應，為解決李濟先生提出的學術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是中國考古學一個世紀以來發展的傳承與延續。

夏代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文化”研究對于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對于探索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都具有關鍵意義。本次論壇聚焦“夏時期的中國”這一重要主題，正當其勢、恰逢其時。衷心希望本次論壇能夠進一步回答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不斷深化對中華民族歷史淵源的認識，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力提供理論支撐。衷心期待各位來賓能夠緊緊圍繞前沿的學術問題，展開深入的學術討論，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形成統一的發展共識，以“大考古”的工作思路，謀劃和推動新時代中國考古的大格局、大視野、大發展。

我堅信，在與會各方的共同努力和積極貢獻下，中國考古必將堅定不移沿著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以堅毅的步伐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奮力譜寫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新篇章！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 程書林

歡迎大家在這金秋時節來到運城夏縣參加第三屆中國考古學西陰論壇。我謹代表山西省文物局向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向一直以來支持山西文物考古工作的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機關表示衷心的感謝，向國家文物局、吉林大學、中國考古學會、運城市委市政府、夏縣縣委縣政府的對本次盛會的籌備表示由衷的謝意。

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文物考古工作的多次重要講話中都提到夏文化研究，今年5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運城博物館時再次強調“要深入實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今天我們在這里相聚，以“夏時期的中國”為議題，共同討論交流夏文化的新發現和新成果，正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物考古工作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舉措和實際行動。

作為全國的文物資源大省之一，山西地下文物資源數量多、序列完整、特點鮮明。百余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山西在探索我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上地位突出、作用關鍵。

晉南地區素有“大夏”“夏墟”之稱，夏文化的探索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26年李濟先生在汾河下游的調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和我們山西文物工作委員會在晉南的考古大調查，奠定了晉南夏文化探索的基石，此后夏縣東下馮遺址大規模的發掘、襄汾陶寺遺址持續至今的考古工作，使晉南“夏墟”從文獻記載、歷史記憶得到了考古學的初步實證。

近年來，在“夏文化研究”“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以及“晉南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研究”等重大課題的部署下，我們在襄汾陶寺、芮城坡頭、沁水八里坪、興縣碧村、夏縣東下馮、絳縣西吳壁、忻州尹村等遺址持續開展系統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果和新認識，切實表明晉南地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直根系，地位重要、成果突出。

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考察調研山西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深度參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聚集重要歷史問題，加強考古力量，謀劃考古基地建設，加快考古成果轉化，為中國文明歷史研究作出新的山西貢獻。歡迎各位專家學者多到山西，多到晉南，共同推進山西考古的高質量發展。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欒豐實

在史前中國范圍之內，距今3800年至3400年前后，海岱地區的岳石文化的文化時代大致與中原的二里頭文化相當，經過考古研究發現，二里頭時期的文化具有一定的東方元素。圍繞夏時期的中國這一主題，特介紹研究岳石文化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岳石文化目前研究的情況，以期對夏時期的中國研究產生啟發意義。

首先，從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研究角度來講，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考古學區系類型的思想概念，他認為經過多年來發掘和研究之后，中國史前考古學經大概歸納和總結，可以分為六個區、系、類型。在此之后，有不少學者以此作為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根據，概括中國百年來的田野考古收獲和研究成果，并考慮到各文化區內部考古學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可以將中國新石器和早期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區系，歸納和總結為三個不同的層級，總結為“5＋3＋N”的模式，“5”即在中國新石器文化到青銅時代早期，以黃河、長江、西遼河環繞的五大區域。五大區系競相發展，互相促進，在平行發展達三四千年之久后，經歷了高潮迭起的多元演進。

到龍山文化時期，隨著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只有黃河中游的中原龍山文化和黃河下游的海岱龍山文化，還保持著繼續發展的良好勢頭。中原和東方兩大區系文化，分別向各自的南北方向擴展地盤，增強實力，而東西方之間則處于一種勢均力敵的膠著狀態，形成了“夷夏東西”二元新格局。

依古史《太平御覽》《北堂書鈔》等所載，有夏一代，除了相當于龍山文化晚期的夏初后羿、寒浞代夏之外，中原與東方之間關系十分密切。文獻所記載的東西方關系，在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資料中也可以得到證明。按鄒衡先生的意見，二里頭文化中的主要陶禮器——觚、爵、鬶和瓦足皿等均來自東方。同時，在二里頭遺址中，還存在一定數量的其他岳石文化因素，如陶器、玉器和石器等，進一步向西深入到二里頭文化的腹心地區，如二里頭遺址。

西北大學教授 錢耀鵬

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在討論中華文明起源時，一個國家及其形成標志的確定原則問題，在涉及二里頭文化、夏文化挖掘研究時，不可避免要涉及這一概念。

在探討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形成問題時，首先需要立足于中國古代國家的歷史演進特點，著力構建契合中國實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形成標志。眾所周知，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特征的重要基礎是復雜的地理單元以及重瓣花朵式多元文化格局，多元區域文化和社會治理效能的此消彼長及交互作用，不僅增強了多元區域文化之間的統一性（以鼎、鬲等三足器為代表），還以兼容并蓄的方式構建了文化融合和空間整合的連續性社會演化道路。

在不間斷連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每個社會階段往往都具有承上啟下的演化特征。因而，要構建頗具中國特色的國家形成標志，應當認真梳理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縱觀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周代的國家形態相對較為清晰。周代對國家的認知和理解，可以作為構建中國古代國家形成標志的重要依據。周代以來所謂的“中國”，應是指信奉禮儀制度、秉持公平正義的“中正之國”，擁有統合諸侯國乃至引領偏遠政權的政治倫理規范及實際節制能力。基于禮樂教化的長期影響，包容式“和而不同”逐步轉化為融合式“和而趨同”，潛移默化地達致文化認同、制度認同和思想認同，奠定了歷史時期“華夷之辯”的思想基礎。

由此可見，根據先秦史籍所載國家觀念的啟示，或可將五個方面的特征作為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標志。祭祀性標志，即“萬物有靈”觀念下的祭祀對象廣泛，但作為國家祭祀則主要涉及天、地、祖先（含遠祖）等。軍事性標志：城防類設施以及是否存在以軍事貴族和職業戰士（可隨葬武器者）為核心的常備軍事力量。禮儀性標志：即是否存在以等級制為基礎的禮儀制度，尤其承載禮儀制度的禮器等是否存在跨區域或跨文化的融合現象。空間性標志：即以西周時期伯一級的諸侯國為參考標準，衡量是否存在可以控制相當或超越今日縣域范圍的大型聚落遺址（含宮殿類建筑、核心手工業，以及城市腹地等）。時代性標志：即一旦特定區域內出現了堪稱“國家”的社會組織，無論周鄰社會組織的空間規模是否達到或超越了今日之縣域范圍，皆可因漣漪或模仿效應而形成封邦建國的時代潮流。另外，無論喪葬記憶、口耳相傳、結繩記事，還是書契記載，有意識的歷史記憶尤其英雄人物（祖先）傳說，也應與社會復雜化進程有關。上述標志若以聚合的形式，全部或大部見于縣域或跨縣域大型聚落遺址（需要排除實物遺留及考古發現的偶然性因素影響），當可認為國家已經形成。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陳建立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冶金考古持續得到學界高度重視，已經基本構建出該地區冶金技術的發展框架。晉南地區銅、鉛、鐵等金屬資源豐富，從具體的冶金資源開發利用，能夠進一步探討中華文明的貢獻。蘇秉琦先生關于鑄銅遺址曾提出，“把墓地材料同（鑄銅）遺址材料結合，把西周、東周聯接起來，對鑄銅作坊所反映的晉國鑄造業的發展以及生產性質或有可能認識更深入些”。

就目前考古發掘情況而言，晉南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中原地區最為延續，研究亦十分系統。從龍山時期至二里崗時期，采礦、冶煉與鑄造遺址在晉南地區廣泛遍布，遺址數量至少達十幾處。研究表明，在對運城夏縣的東下馮遺址研究后發現，銅器使用和鑄銅活動的發生，表明當時已掌握了青銅合金技術。經歷夏商文化的交替，冶金業延續并在技術上有所發展。同時，鑄銅手工業作坊利用從其他遺址輸入的紅銅及錫、鉛料等鑄造以工具和武器為主的銅器。

通過對垣曲商城遺址、絳縣西吳壁遺址、夏縣禹王城漢代鑄鐵遺址等規模大小、鑄造工藝、鑄銅遺物等方面發掘研究，能夠推斷出晉南地區冶金體系完整，表現出優秀的創造力。可概括為三個之最：具有中原地區最豐富的銅鉛金屬資源，為青銅文明的發展提供了資源基礎；具有中原地區最早的合范鑄造的銅器，由此形成了以青銅器為載體的禮樂文明，鑄就了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具有中國和世界冶金史上最早的生鐵，并發展出以生鐵冶煉為中心的制鋼技術體系，奠定了秦漢帝國的物質基礎。它們充分展示了晉南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也鮮活地體現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性。在此基礎上，對于之后冶金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應當進一步加大礦冶遺址調查與發掘力度、系統檢測冶鑄遺物和金屬器物、提高冶金考古研究的闡釋能力、加強礦冶遺址保護和展示工作。

復旦大學文博系、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 秦小麗

陶鼓是新石器時代中期出現的一種由陶土燒制而成的打擊樂器。仰韶文化時期，陶鼓作為一種禮樂器。自新石器時代早期發明之后一直延續使用，至今仍有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使用陶鼓來演奏，可謂中華民族音樂強大生命力的代表器物之一。

位于黃河支流渭河北岸的陜西臨潼康家遺址，是一處單純且典型的客省莊文化時期的村落遺址，遺址包含數量巨大的動物遺存和陶器遺存，其次是石器、骨蚌器以及木炭，比較特別的是發現了3件陶鼓。而康家遺址所處的客省莊文化時期甚至整個龍山文化中晚期除了陶寺遺址之外迄今未見出土陶鼓的報道。

與陶寺遺址出土的大型陶鼓相比，康家遺址出土的陶鼓不僅形態較小，而且器形也呈現一般陶罐形態，暗示著其源于生活的影子。龍山文化時期作為禮樂器的陶鼓，不僅制度化，可能也在功能與使用規制上變得更加多樣化和復雜化，至少存在中心性遺址與一般遺址的區別，既不僅僅是社會財富與階層身份的象征物，也不僅僅是上層社會禮樂制度的體現，可能還涵蓋了傳統文化習俗中宴飲禮儀使用陶鼓的功能。

仰韶文化頗為流行的陶鼓為到了龍山文化時期禮樂制度更為重要階段，陶鼓卻不再流行，即使在進入龍山文化之前的廟底溝二期的黃河流域發現幾處出土陶鼓的遺址，但是在數量上與仰韶文化相比少很多，顯示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陶鼓逐漸式微的衰落過程。一些學者認為，這可能與陶鼓的材質變化有關，比如陶寺遺址大墓中就與陶鼓一起出土了漆木鼓，稍后還有銅鼓的出現等。但是也可能是龍山文化時期以陶鼓為主的禮樂制度的改變，陶鼓在當時社會組織中的角色與功能發生了變化。

從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祭祀禮儀到更為制度化的禮樂禮制體系的成熟，祀與禮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逐步發展、完善并制度化。陶寺陶鼓不但在中國禮制文化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作為承載禮樂文明的重要禮器，展示了龍山文化時期中心性都市階層禮樂制作的物化形象。而康家遺址新出現的小型陶鼓則提供了大型村落級別民眾生活中宴飲禮樂祭祀時所使用陶鼓的情景以及暗示著遠離中心都市的村落生活中也曾經存在的社會禮俗——宴飲祭祀。陶鼓作為一種需要鼓面的打擊樂，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已經被中華先民認識并創造出來作為樂器應用于當時社會的宴飲祭典活動。而龍山晚期到夏時期則被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因子被納入不同社會階層中的祭祀禮儀活動中。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張立東

圍繞李濟晉西南調查及西陰村發掘的考古學史研究，大多數學者承認該項目具有夏文化探索的目的，但也有一些質疑之聲。因此有必要在重新梳理各種材料以及相關的各種說法時，再次申論李濟晉西南考古帶有探索夏文化之目的。

近年來，通過對夏文化探索史的系統梳理，即李濟撰寫的匯報、簡報都十分明確地提到，他去晉西南考古，至少部分原因是尋找堯舜禹的遺跡，旁證都可以明確其夏文化探索目的。

1931年，夏文化問題就在中國考古學上提出。徐中舒先生發表《再論小屯與仰韶》一文，依據仰韶文化中的某些遺物與夏史內容有關，以及這一文化的分布，亦在夏人的活動區域內，因此而疑仰韶文化是夏文化。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不少學者就在既定地域的范圍內，根據當時已經發現的早于殷墟的諸考古學文化中去尋找夏文化。

李濟用中英文撰寫的關于晉西南考古調查及西陰村發掘的各種材料，是反映李濟當時學術思想的直接證據。比如，西陰村遺址發掘后的1927年初，李濟為弗利爾藝術館作了篇有關西陰村遺址發掘的簡要報告。由李光謨翻譯后收入《李濟與清華》。文中提到，“選擇西陰村這個史前遺址，主要是因為它覆蓋的面積比交頭河遺址為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的中心”。這表明李濟晉西南考古是奔著堯舜禹和夏朝去的，明顯帶有夏文化探索的意味。第一個由中國學者主導的考古活動就探索了堯舜禹與夏代文化，充分反映了中國考古學的“歷史性”。

晉西南考古之后，李濟主持殷墟考古發掘，逐漸形成了有關夏文化的基本認識，即存在但尚未發現與夏文化對應的考古學文化，但不能忽視夏的存在，并以自身早年經歷為探索夏文化提供線索，明確了李濟晉西南考古帶有探索夏文化的目的，以后再講夏文化探索就不能從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調查，或者1931年徐中舒的《再論小屯與仰韶》講起了。由此得出結論，西陰村的發掘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以比照的考古資料，從而導致了夏文化探索歷程中第一個小高潮。1926年李濟在晉西南的考古活動明確帶有探索夏文化的目的。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吉林大學學位辦公室主任兼研究生院副院長 段天璟

夏代實際上是一個絕對年代的范疇，考古學上的“夏時期”起點，文獻史學界大致以公元前21世紀前后作為夏代開始時間。考古學話語體系中的“夏時期”包括“夏代早期”（晚于龍山時代而早于二里頭文化時期）以及二里頭文化時期，伊洛鄭州地區和晉西南地區是夏代早期遺存的重要分布區，將考古文化遺存范圍、文化特點辨認，才能進一步明確哪些遺存與夏有關，興許能夠作為研究夏時期遺存的重要前提。

伊洛河流域包含三里橋文化與西呂廟類遺存，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前后，三里橋文化已在伊洛河流域立足。東關文化時期，晉西南的考古學文化就滲透到伊洛河流域。王油坊文化遺存主要是龍山文化時期，年代下限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樣，伊洛河流域發現的以馬莊“龍山文化”和點軍臺第四期等遺存代表的王油坊文化晚段遺存的年代當也進入到了夏紀年，屬夏代早期遺存。

龍山時代至夏代早期，東關文化和三里橋文化持續向伊洛鄭州地區滲透，推動了夏代早期河洛地區復雜的文化局面的形成。王油坊文化不僅使伊洛鄭州地區龍山時代至夏早期的文化面貌變得更加復雜，更對該區域內的二里頭文化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進入夏紀年后，伊洛鄭州地區的三里橋文化、王油坊文化和煤山文化遺存一度延續了龍山時代的文化格局。

龍山文化直接參與到了二里頭文化興起的進程之中，與同時期伊洛鄭州地區諸文化共同造就了二里頭文化兼收并蓄的文化內涵。二里頭文化替代了豫西地區的三里橋文化，并使得晉西南地區的三里橋文化出現顯著變化。植根于三里橋文化的東下馮文化，在二里頭文化的強烈影響下，應運而生。在運城盆地的夏代早期遺存中，古城東關、周家莊等遺址顯示出三里橋文化在運城盆地承襲并取代了東關文化的情形。通過C14測年數據，發現公元前2300年—前1750年時期的周家莊還是東關文化的因子，到了公元前1900年后，東下馮遺址以三里橋文化為主要表征。據此，推斷所謂的“堯舜禹時代”，是“國”與“國聯”并存的時代。在此背景下，這才發生了“益讓啟”和“啟滅有扈氏”之事。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 文少卿

本世紀初，高通量測序技術的出現，古DNA研究從此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新階段。我們團隊也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學這一新興工具，獲取古人類基因組數據，對現代和古代基因組數據的聯合分析，以理解史前文化人群的起源與遷徙。

我們對馬鬃山、火燒溝、金禪口、喇家、磨溝遺址取樣，研究中國西北地區青銅時代早期群體起源的研究，人群遷徙與文化傳播、中國古代多民族的融合情況。就現有的樣本和遺址來說，距今3500年—4000年的甘青地區未發現西方成分。甘青地區以東北亞和藏緬語祖先成分為主。南西伯利亞—蒙古—甘青三個區域的構成呈現出西方—東北亞—藏緬三種祖先成分的自然漸變群，靠近東方的中原地區，西方成分越低。趨近東北方向，東北亞的成分越高。與歐亞大陸西部大范圍的遷徙、大范圍的文化傳播、人群混合的過程不同，青銅時代早期，甘青地區人群接受了歐亞草原地區的青銅文化，但是沒有找到墓葬中的直接證明，與歐亞大陸西部的基因交流可能十分有限。早期的東西方交流主要是以小范圍“接力式”的遷徙流動為主，與西方人群大遷徙不同，并未發現大規模、長距離人群遷徙與融合的現象。東北亞的游牧人，在河西走廊地區，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青銅時代早期，歐亞大陸西部是人群和青銅文化的共擴張，而歐亞大陸東部則是以文化擴張為主，人群并未隨之遷徙，整體格局是相對穩定的。

此外，我們進一步開展了精細工作，對夏商時期二里頭文化相關的東下馮遺址人骨DNA開展了遺傳學分析。對三個古人類個體開展分析，經過對古樣本的PCA分析，發現這就是典型的黃河流域的本地樣本。同時，從中提取骨架樣本，編號為M1002樣本研究顯示，這是一位年齡介于40歲—45歲的女性，對其進行樣貌復原，模擬還原出具有典型的東亞人膚色深、頭發黑的面貌。在同一地方出土的兩大樣本，東下馮兩個體內部無遺傳差異，無血緣關系。另一個樣本與黃河中下游古代人群無遺傳差異。隨后我們又拿樣本模擬與現代人之間的關系，能夠得出結論，東下馮人群可作為唯一祖先人群直接模擬現代漢族（廣東漢族除外），從血緣上，我們一脈相承。因而，能夠得出結論東下馮人群與黃河中下游古代人群遺傳關系最為密切。

河南大學黃河文化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魏繼印

魏繼印先生以《造律臺文化的來源與形成》為題，以柘城山臺寺和宿州蘆城孜龍山遺存為例，對造律臺文化早期陶器的特征進行文化因素分析，指出造律臺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廟底溝二期文化因素和少量石家河文化的因素而形成的，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山東龍山文化和王灣三期文化的強烈影響，并認為造律臺文化進一步發展成為新砦期遺存和二里頭文化的主要來源之一，最后通過考古材料與史料文獻的擬合，對造律臺文化與廟底溝二期文化、二里頭文化的演變關系及背后的歷史背景進行了探討。

他表示，無論是二里頭還是新砦，應當是一個體系，如果二里頭是夏，新砦應該也是夏，再往前延伸，造律臺也是夏。造律臺文化遺址發現很多，但是比較詳細材料顯示，有兩處典型的文化遺址，柘城山臺寺和宿州蘆城孜龍山。總體來看，造律臺文化來源是復雜的，其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礎上，受到了廟底溝二期文化、石家河文化、山東龍山文化、王灣三期文化的強烈影響，是一種融合型文化。

大夏記載有很多，關于大夏有很多解釋，晉南地區這一帶，就有夏墟這個說法。夏人的來龍去脈，沒有文獻記載，通過現有材料，可依照文化譜系去做推測，二里頭文化—新砦文化—造律臺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夏人最先在晉南豫西一帶生活，考古學文化為廟底溝二期文化。唐堯伐西夏后，遷夏人到魯豫皖相鄰地區，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造律臺文化。禹時，受大洪水影響，帶領一部造律臺文化先民西遷至鄭州一帶，形成新砦文化。禹也曾在安邑、平陽、晉陽活動，很可能與顛覆堯舜集團有關，考古上表現為陶寺文化的衰落，新砦文化的興起。太康時期，遷居斟鄩，進入洛陽盆地，形成二里頭文化。此時可能發生了“羿浞代夏”。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員 魏曙光

魏曙光先生以《河北邯鄲霍北遺址漳河型遺存研究》為題，對霍北遺址漳河型遺存概況、聚落形態、出土遺物、年代分期進行了介紹，指出了霍北遺址的發掘表明漳河型文化的下限可能至二里崗下層二期，與二里崗商文化遺存早晚銜接，地層關系明確，對于研究冀南地區夏商文化的分界與演進具有重要意義。

漳河型遺存在滏陽河流域分布密集，呈現多個集中片區，其中以滏陽河支流——沁河與流域分布最為密集。霍北遺址分布面積20萬平方米，應是區域核心聚落，聚落外可能有環壕圍繞，有半地穴式房址也有地穴式房址。陶、石、骨等遺物豐富，存在多種文化因素。有爵等酒器。尤其是出土四枚銅刀。有石鉞、石鏃，反映一定的軍事集權與戰爭跡象。石鏃集中出土于北部壕溝。遺址下限進入商紀年，與商文化的二里崗上層相承接。

“我們發現了1800多平方米早商時期的文化遺存，對重新認識漳河型年代提出新的問題。”魏曙光指出。

魏曙光作結語：“漳河型遺存的下限至二里崗下層，已經得到多數學者的贊同，霍北遺址的發掘表明漳河型文化的下限可能至二里崗下層二期，與二里崗商文化遺存早晚銜接，地層關系明確，對于研究冀南地區夏商文化的分界與演進具有重要意義。豫北冀南地區漳河型下七垣文化十分繁榮，至二里崗上層時期遺存數量極少，至洹北商城階段才再次繁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宏飛

李宏飛先生以《夏鼐對晉南夏墟認識變化的考古學史檢視》為題，首先闡述了“夷夏東西說”對于夏文化探索的影響；其次從考古學史的角度對夏鼐先生對于晉南夏墟的認識及其認識的變化進行了回顧和分析。以史為鑒，以考古先輩們的思路轉化為鑒，對今后的夏文化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和幫助。

李宏飛定位“夏之區域”時，用“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帶，東不過平漢線，西有陜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

李宏飛在結語中說：“我們對于夏文化探索，我們要來河南做工作，要在山西做工作。很多時候要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不僅僅是關注文獻里面記載的，還有這中間考古人的思想史的變化。這是在很多情況，我們對于問題、對客觀材料、對問題闡釋研究沿著考古人的思想脈絡進行回顧。知道是怎么樣來，怎么樣發生變化，為什么發生變化，有哪些關鍵因素。”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員 田 偉

田偉先生以《夏商王朝經營晉南的考古學觀察》為題，對龍山時期、二里頭文化時期、商時期晉南地區的考古發現進行梳理，指出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明確為夏時期遺存；商時期臨汾、運城盆地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同時對陶寺文化屬性、夏都何在等問題提出疑問，期待發現新的考古材料來證明。

田偉開篇指出學術界對于夏文化內涵爭議實際很大的情況，并講明兩種主流觀點；同時提出針對晉南地區的情況，商文化的分期用早、晚兩大期的體系更合適。

二里頭文化時期，運城盆地的聚落主要集聚在中條山、鹽池附近，目的不言自明，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這里的銅、鹽資源。區域中心聚落，如夏縣東下馮遺址、絳縣西吳壁遺址、垣曲南關商城遺址等，都與資源有關。“資源導向型”聚落布局初具規模。

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來講，如果龍山晚期已經進入夏代紀年，那么早期夏都在何處？是晉南還是中原腹心地區？晉南夏墟因何而來？這是以考古材料入手，研究族屬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如果沒有新的出土文獻資料，恐怕是一個很難定論的問題。

從考古發現來看，多數商文化聚落，同時存在夏時期遺存，顯示出商人對于夏人地理觀念與聚落選址理念的高度認同。晉南之外的其他不少區域也存在這種現象，可以將之稱為“因循夏跡”。

商代前期，商人延續了夏人“資源導向型”的聚落布局，各個中心聚落的規模增加，基礎設施進一步加強；中心聚落之間的互補性進一步加強，相互之間的協同機制更加清晰；支撐“資源導向型”聚落分布的力量源于商王朝的通盤布置，是王朝強大行政組織能力的體現。商代后期，晉南盆地的聚落數量大幅縮減，商系勢力退出晉南核心地帶，向東收縮至太岳山、中條山的前山地帶，有些已進入內山；中條山及周邊的礦冶生產在這一時期停滯。商系勢力集中在有限的中心聚落當中，收縮至臨汾、運城盆地的東部邊緣，與西方諸勢力形成“東西對峙”的局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辦公室主任、副研究員 張光輝

張光輝先生以《4000年前的山西高原和夏年之始的反思》為題，以陶寺遺址和石峁遺址的分期和碳十四測年為切入點，指出2100BC左右陶寺和石峁同時進入興盛階段，發展程度明顯高于同時期的中原地區，并于1900BC年前后進入低谷期，按目前話語體系，這前后兩階段分別相當于夏王朝建立和“新砦期”，由此矛盾引出對夏始年的反思，并提出兩種可能性：一是夏始年不早于1900BC，在陶寺、石峁衰敗后，禹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合諸侯、分九州；二是大禹或與陶寺或石峁關系密切。期待能有更多的考古發現來解決這個問題。

張光輝在開篇點題：“主要想從近些年關于夏文化上限年代探討，特別是近些年，在夏墟關鍵區突破，他們發展軌跡給我們新的啟示，著眼于這些方面，想對龍山文化時期聚落發展，包括他們在節點上問題，幫助進一步認識夏文化問題。”

張光輝指出南北鼎興的兩個突出現象，一是整個晉南及周邊各區域中心聚落發展程度以陶寺為最；二是在2100BC陶寺進入其鼎興階段之時，各地大型聚落如周家莊、坡頭也陸續進入興盛階段。

他在結尾處用“孰真孰假、何為史實？”引出結論，他認為在很大程度上依據目前文獻得出的關于夏始年認識，仍然存在一些文獻自身記載和考古發現之間的矛盾；目前關于夏的記載中，禹的事跡占有很多比重，也被西周銘文所驗證，這是一個重要立足點；禹所處年代、所在部族則是解決夏始年、夏文化的關鍵突破口之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華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長、館員 崔俊俊

崔俊俊先生以《晉南地區二里頭時期的文化格局》為題，梳理了相關文獻與學術研究，結合考古發現，從陶器的視角出發，分析了垣曲盆地、中條山南麓、運城盆地、臨汾盆地等地區二里頭時期的文化屬性，提出東下馮文化分兩個類型：運城盆地為東下馮類型、臨汾盆地為大柴類型，并指出晉南地區龍山時代的文化傳統是二里頭時期文化格局形成的歷史基礎，最后討論商代初期晉南地區的文化格局。

崔俊俊在總結時說：“垣曲盆地、中條山南麓屬二里頭文化；運城盆地屬東下馮文化東下馮類型；臨汾盆地屬東下馮文化大柴類型。”

他指出，二里頭文化的西北邊界未過中條山；晉南地區龍山時代的文化傳統是二里頭時期文化格局形成的歷史基礎；地理空間是文化格局形成的底層結構；軹關陘與虞坂古道是溝通晉南與豫西的橋梁，構成了夏商時期與鹽資源的交易網絡；大型聚落文化面貌的復雜性，銅資源的獲取是連接晉南與豫西的主要驅動力；臨汾盆地北部文化面貌差異較大，東部可能存在大型聚落。

崔俊俊點明商代初期晉南地區的文化格局，表示夏商王朝對晉南管理與控制方式的變化，可以明顯看到在商代初期運城盆地的影響，比如說絳縣西吳壁遺址、夏縣東下馮遺址等。二里頭時期的運城遺址，并沒有發現商代文化遺存，可以看到文化面貌，測年基本在1560年，得出一個結論，即東下馮文化大柴類型與二里崗下層文化的南北對峙。

晉城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員 張建軍

張建軍先生以《夏桀與高都》為題，從史料和歷史地理的角度分析了晉東南地區的夏文化的因素以及晉東南地區與晉西南、豫北地區人群和文化的交流，提出高都為夏都的假設，期待更多的考古發現能帶來新的證據。

夏朝后期，因商湯王伐桀，迫使夏桀由原都安邑遷至于高都。高都遺址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澤州縣高都鎮保伏村北寨上附近，曾出土新石器時期的陶片、瓦片、骨針等物品，面積約420平方米。高都遺址是一處龍山至商代人類活動遺址，為研究我國夏商文化演變更迭提供給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整理：本報記者 游映霞 牛嘉榮

攝影：本報記者 常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