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慧

經歷“安史之亂”的唐朝，氣韻大變，其詩壇也失去了之前的盛唐氣象。詩歌的主題從描寫理想境界轉向反映社會現實，風格從高華飄逸轉向樸實深沉。逐漸增多的社會矛盾，將嚴峻冷酷的現實擺在詩人面前，使他們不得不傾向于冷峻深刻的觀察與思考，同時，盛唐詩歌所達到的高度與氣度，也對中唐詩人提出了挑戰。陡然來臨的社會巨變，逼得人們一邊警醒，一邊前行，中唐詩人在詩歌創作上進行了艱苦的創新與求變。在審美趣味上，他們不再主動外拓，而是趨向內斂，如韋應物；不再主張自然，而是走向鍛煉，如劉禹錫；不再精神昂揚，而是懷抱低沉，如柳宗元；不再追求濃郁，而是選擇高秀，如賈島……將近六百位中唐詩人，用自己的主張和實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注入了多元化的題材和風格，其中，尤為醒目的，是有著“詩鬼”之稱的李賀。

李賀，字長吉，河南福昌（今河南省宜陽縣）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稱李昌谷。他一生不得志，英年早逝，終年27歲。其詩歌在抒寫不能實現理想抱負的內心苦悶之外，也有諸多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李賀的詩受楚辭、古樂府、齊梁宮體、李杜、韓愈等多方面影響，經他自己熔鑄、苦吟，形成非常獨特的風格。他上訪天河、游月宮，下論古今、探鬼魅，想象神奇瑰麗、旖旎絢爛，語言奇雋，凝練峭拔。

學界多認為李賀主要繼承屈原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因此他常被冠以“中唐浪漫主義詩人”之稱。然而，我們也當看到，其詩歌對于前人的繼承是較為全面、而非單一的。李賀有“嘔心瀝血”的故事流傳于世，是一位讀書精思、涉獵廣泛，寫作時能夠“穿幽入仄、慘淡經營”（錢鐘書語）的詩人。李維楨在《昌谷詩解序》中說：“長吉務去陳言……是以只字片語，必新必奇，若古人所未經道，然實皆有據案，有原委。”這一點從李賀詩歌的意象選擇上便能看出。無論是鳥獸蟲魚木等自然生態意象，還是龍鳳鬼神仙等綺麗詭譎意象，都體現出他對《山海經》《詩經》《楚辭》和古代神話傳說等的全面了解和廣泛繼承。

李賀詩歌中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并不是虛無縹緲的憑空捏造。他之用典，有根有據，看似怪特，實則現實；看似無序，實則精心；看似得“騷”之真傳，實則有“風”之底氣。一首《李憑箜篌引》，從看不見的音樂聲到可觀可感的畫面，從地名到數字，從人間到天上，字字落實，字字有出處。諸多的神話傳說組合在一起，使全詩達到傳神之境。恰如《唐宋詩舉要》言：“通體皆從神理中曲曲摹繪，出神入幽，無一字落恒人蹊徑。”

在繼承的同時，李賀不拘泥于前人成就，其身世和氣質，智慧和才華，使他的詩呈現嘆為觀止的“鬼才”和“鬼氣”。黎二樵在《黃陶評本〈李長吉集〉》說：“細讀長吉詩，下筆從無庸俗之病。”雖然詩中的意象是舊有的，但是意象群是全新的，從而構成的意境也是開闔跌宕的。代表作《秦王飲酒》，主題為“秦王”“飲酒”，卻“無一語用秦國故事”。《天上謠》中，命運多舛的詩人在夜晚遙望星空時，不僅沒有被現實的沉重和壓抑所捆束，反而能夠寫出他人難以企及的開闊和創新。此詩將秦妃和王子喬放在一起，對他們在仙界的生活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刻畫。天上的仙人，也會“垂珮瓔”，會采桂，會出來一起游玩，還會俯身觀望人間，感嘆人間的“滄海桑田”。

“龍”之意象，在李賀的作品中多次出現，他一生詩作238首，含有“龍”的作品有68首。這些“龍”系列的意象，主要屬于虛幻仙境的瑞獸，它們幫助李賀構筑神奇、怪異的仙境世界，如《昆侖使者》《沙路曲》《上云樂》等。詩人筆下的“龍”，寄托著昂揚不屈的反抗精神。《苦晝短》中“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若木、燭龍本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神話傳說，詩人加以改造，賦予新意，想象在天的東面有一株大樹名叫若木，它的下面有一條銜燭而照的神龍，能把幽冥無日之國照亮。若把燭龍殺而食之，使晝夜不能更替，自然就可以為人們解除生死之憂了，又何必要“服黃金，吞白玉”呢？這種大膽的設想，其氣魄可見一斑。《將進酒·琉璃鐘》中“烹龍炮鳳玉脂泣”一句，將神話傳說中用來照明的“龍膏”“鳳膏”等，想象為饕餮的佳肴，體現了不畏神權、君權的精神氣質。

總之，李賀的詩歌，通過意象的選取和組合，大量而廣泛地繼承了先秦時期的文學元素。同時，這些意象又經過詩人的經營和鍛煉，呈現獨特的力量和精神，影響晚唐乃至宋代的詩人。他羸弱多病的軀體之下，隱藏著一顆強大偉岸的內心。這種矛盾又統一的精神風貌，恰是吻合了中唐時期的詩歌風格：在繼承的前提下創新，在苦難的創傷中求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