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新剛

一千多年來，關公之所以能夠由一名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成為一個超民族、超信仰、超國籍、超時空的道德偶像；成為一個情感認同、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天下關公；成為一名武圣、一種信仰、一種精神、一種文化符號，應當源自于歷史記載中的關羽、文學藝術中的關公、民間信仰中的關帝和皇家崇祀中的關圣四個階段的相互作用和推進；應當根基于由人而侯、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四次升華和跨越；應當取決于關公精神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和歷代王朝以及民間百姓世代褒揚的傳承性。

我們弘揚關公文化，傳承關公精神，應當穿越歷史時空，尋訪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清封武圣的歷史淵源。

一、關公東漢封侯

1.關公生前敕封

漢獻帝初平二年（191年），劉備因數(shù)戰(zhàn)有功，由平原（今山東省平原縣）縣令晉升為平原國相后，封關公為“別部司馬”。別部司馬為分管軍隊的官名。

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正月，曹操東征劉備，劉備敗走投奔袁紹，關公降漢歸曹，曹操拜關公為“偏將軍”。偏將軍是協(xié)助、輔佐大將軍處理日常事務的副將。同年四月，關公斬顏良，解白馬之圍，曹操表奏漢獻帝封關公為“漢壽亭侯”。漢獻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劉備封關公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太守為漢朝設立的一郡中最高行政長官。蕩寇將軍為統(tǒng)兵出征的雜號將軍。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劉備封關公為“董督荊州事”。董督為統(tǒng)率、監(jiān)督之意，實為軍事管理。此封號相近于荊州最高官員荊州牧。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劉備自立漢中王后，拜關公為“前將軍、假節(jié)鉞”，“五虎上將”之首。前將軍為負責京師兵衛(wèi)和邊防屯警的高級將領。假節(jié)鉞中的“假”意為“借”，“節(jié)”代表皇帝，“鉞”是指“斧鉞”，一種刑具。“假節(jié)鉞”代表皇帝出行，凡持節(jié)的使臣，可行使皇帝相應的權力，也可直接斬殺自己軍中觸犯軍令的將士。

關公生前的最早官職是別部司馬；最后職位是前將軍；最高爵位是漢壽亭侯。

2.關公大義歸天后謚封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關公在湖北當陽西北臨沮（今宜昌市遠安縣）被孫權部將潘璋、呂蒙虜獲殺害后，孫權為嫁禍于人，一方面追贈關公為“忠義侯”；另一方面將關公首級送于洛陽。曹操識破孫權奸計后，配以香木之軀，葬以王侯之禮，親率文武百官為關公送葬，并在靈柩前大供犧牲（古指為祭祀宰殺的牲畜），又上表漢獻帝追贈關公為“荊王”。這種葬禮，對于“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曹操來說，無以復加，可以說是一次莊嚴而又隆重的“國家祀典”。

蜀漢景耀三年（260年）九月，在關公壽誕100周年之際，后主劉禪追謚關公為“壯繆侯”。追謚中的“壯”是取武德剛毅、武力強盛之意。“繆”在古代和“穆”字意相近，為恭敬、溫和之意。“壯繆侯”寓意勇猛無敵，品德優(yōu)良高尚。

二、關公宋代封王

1.南北朝時期始建關廟

陳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南朝陳國皇帝陳文帝為了借用關公“忠義”的威名來維護自己的政權，大肆渲染“關公顯靈成神”，在湖北當陽玉泉山興建關廟顯烈祠，又稱小關廟、天下第一關廟。

2.隋朝時期關公被奉為神祇

隋朝時期，關公顯靈護佑百姓的佳話越傳越廣，關公故里河東運城率先響應，于隋開皇九年（589年）在其家鄉(xiāng)解州興建關帝廟宇。據(jù)《佛祖統(tǒng)記》記載，隋開皇十二年（592年）十二月，在玉泉山入定的佛教天臺宗開山之祖智者大師智顗將關公奉為“伽藍神”，首次將關公請進佛教殿堂，奉為“神祇”。

名著《三國演義》記述：東漢末期，關公過關斬將來到第三關汜水關時，是汜水關鎮(zhèn)國寺長老普凈禪師提醒關公此處守將卞喜要下黑手，關公才占據(jù)先機殺死卞喜。此后普凈禪師為避免麻煩，離開鎮(zhèn)國寺，云游天下，隨后來到玉泉山結草為庵，修行養(yǎng)身。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關公被害后，英魂不散，在荊州一帶飄來飄去。有一天，普凈禪師聽到有人在玉泉山頭大呼,“還我頭來，還我頭來！”并認出此人是和自己有一面之緣的關公。關公下山來到庵前，再次感謝普凈禪師的救命之恩，并希望他再次指點迷津。

普凈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丑，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關公聽后如夢初醒，大徹大悟，從此稽首皈依佛門，不再四處吶喊，一直在玉泉山顯圣護民。老百姓知恩圖報，在玉泉山頂為關公建廟祭奠。

這就是說，在關公被害300多年后，天臺宗創(chuàng)始者智者大師來到當陽玉泉山當初普凈禪師所在的地方安居弘法，將關公崇祀為“神祇”。

3.唐朝時期關公進入官祭

唐朝中期盛世不再，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相繼而來，國無寧日，百姓不安，人們信仰出現(xiàn)危機，精神缺少寄托，關公在湖北玉泉寺顯圣傳說，使得民間關公崇拜悄然復生。尤其是唐貞元十八年（802年），唐代文人董侹寫的一篇記述關公幫助智顗禪師修建佛寺顯圣神跡碑文《荊南節(jié)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使得關公“生為英賢，歿為神靈”之俗稱，在民間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助推關公崇祀，因而唐德宗李適在增加武圣人姜子牙武廟配祀時，把關公等人納入其中，使關公在官方禮拜中首次亮相，并納入皇家祀典行列。

關公民眾聚拜，源于唐末五代初期（907年），各地紛紛興建關廟，民眾房舍紛紛懸掛關公神像，清明時節(jié)百姓紛紛前往關廟拜掃祭奠，關公信仰社會基礎逐漸形成。

五代后漢乾祐元年（948年），關公祭祀由州府確定具體時日，人們從各地蜂擁至關廟，叩頭焚香，祭祀朝拜。

4.宋代時期關公封為武安王

宋朝初期，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以關公“并非殉國戰(zhàn)死，而為被敵擒殺，功業(yè)有瑕”為由，把關公請出武廟配享之列。其實，趙匡胤對關公的偏見和不滿，是由于那時后蜀政權依然存在。趙匡胤視后蜀為仇國并欲將其滅亡，是因為史上五代十國時期的孟氏后蜀和三國時期的劉氏蜀漢極其相似，關公作為三國時期蜀漢政權的開國元勛，雖然已時過境遷，但從心理上來說，還是很難被趙匡胤接受，所以趙匡胤視關公為仇國所禽（禽，古代鳥獸的統(tǒng)稱），貶責關公是有其隱情的。

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沉迷于道教的宋真宗趙恒，由于信奉關公，演繹出了“因蚩尤怪作梗，導致堪稱大宋‘金庫’的山西解州鹽池突然干涸，水少鹽減，實為災難。宋真宗趙恒請龍虎山天師道掌門人張?zhí)鞄熒逃戅k法。張?zhí)鞄熗扑]忠烈之士、死后成神的關公解難。關公大戰(zhàn)蚩尤怪，鹽池果然恢復產(chǎn)鹽”的神話傳說。這一傳說，使得關公無形中成為了大宋經(jīng)濟的保護神和武財神，同時也為道家增添了神靈色彩。

北宋慶歷初年（1041年），宋仁宗趙禎委派最高財政長官三司使包拯，親臨解州關廟疏理四月初八和九月初九春秋兩季關公祭拜秩序，從而把關公祭祀推向了高潮。

北宋紹圣三年（1096年），宋哲宗趙煦賜關帝玉泉祠額曰“顯烈廟”。

北宋崇寧元年（1102年），篤信于道教的宋徽宗趙佶，追封關公為“忠惠公”，使其由原來的“侯爵（漢壽亭侯）”晉升為“公爵（忠惠公）”。

崇寧三年（1104年），他以自己年號“崇寧”為封號，以道教的“真君”為神職，再封關公為“崇寧真君”，使其在道教殿堂上有了合法職位。

大觀二年（1108年），加封關公為“昭烈武安王”，封關平為“武靈侯”。關公爵位由原來的“公爵（忠惠公）”，再次晉升為“王爵（武安王）”。

宣和五年（1123年），復封關公為“義勇武安王”，關公再次從祀于武成王廟，重新回到了人們尊奉祭祀的廟宇之中。

北宋末期皇帝宋徽宗趙佶，雖有能詩善畫之奇才，但無治國安邦之能力。在其21年執(zhí)政期間，面對遼國和金國不斷入侵，宋軍士氣不振。之所以連續(xù)四次謚封關公，是為了鼓舞將士，作戰(zhàn)以勇，保家衛(wèi)國，全力維護其統(tǒng)治地位。

偏安于江南的南宋，由于邊患不已，內(nèi)外交困，需要一個能夠庇佑他們精神的“保護傘”。于是，南宋皇帝們也在盡力推崇關公。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趙構加封關公為“壯繆義勇武安王”。

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宋孝宗趙昚加封關公為“英濟王”。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又封關公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南宋慶元元年（1195年），宋寧宗趙擴封關平為“威顯”。

5.元代時期關公“游皇城”祀典

宋朝滅亡后，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元朝統(tǒng)治者為緩解蒙漢矛盾，爭取漢民支持，也借助關公的民眾信仰力量為其統(tǒng)治地位服務。

中國古典文獻《元史·祭祀六》記載，元世祖忽必烈一統(tǒng)天下后，為順應漢族民眾信仰，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十五日，在京城北京舉行莊重浩大的關公“游皇城”祀典。

“游皇城”祀典中，以“八衛(wèi)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軍甲馬五百人，抬升監(jiān)壇漢關公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周游城內(nèi)外。”120人護衛(wèi)鼓手引領，500人抬著關公神像，忽必烈親位隊伍前端開道，從皇宮正殿出發(fā)，繞行半個北京城。此后這個儀式成為北京、南京“兩京”制度，直至元末乃止。據(jù)查證，元世祖忽必烈舉辦的“軍神”關公“游皇城”活動，是目前見到的正史記載關公巡城活動的最早資料。

元文宗圖帖睦爾撥專款大修關公廟，并對“劉關張”三人合祭的廟宇，建新廟分開供奉。還于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年），改南宋宋孝宗封號中的“壯繆”為“顯靈”，加封關公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皆因“顯靈”二字已將關公推為“神”職，因而元朝年間各地已有很多關公祠廟，尤其以燕趙（主指河北）荊楚（主指湖北）之地最多。

三、關公明代封帝

明朝初期，由于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心重，他害怕民間尚武之風容易形成民眾結社，組成反叛社會的綠林豪強，影響其統(tǒng)治，又由于過去人們認為，劉備為漢室宗親，關公追隨劉備是為了匡扶漢室，尊奉關公就是宣揚正統(tǒng)，這對于靠農(nóng)民起義奪得江山的朱元璋來說，心里不悅，因而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撤掉了宋元兩代賜給關公的所有封號，讓其回到了東漢末期“漢壽亭侯”的最初爵位。同時又因朱元璋對關公封號理解有誤，他認為關公是“壽亭侯”，“漢”就是漢朝（也叫漢民族），不知道“漢壽”是地名、“亭侯”為爵位，因而恢復封號時竟少了一個“漢”字，初封為“前將軍壽亭侯”，直到163年之后的明嘉靖十年（1531年），才由嘉靖皇帝考正為“漢壽亭侯”。

明太祖朱元璋執(zhí)政后期，他有感于關公顯靈助戰(zhàn)，使其在鄱陽湖大勝陳友諒；他也想借用人們尊奉關公的“忠義”精神，來維護其統(tǒng)治地位；也企圖采取“神道設教”的教化方式，在精神上統(tǒng)治百姓。關公封號可以撤掉，祭拜儀式可以禁止，刀槍棍棒也可以收繳，但關公在民間深厚而又廣泛的影響力卻是無法消除的，消除的最好辦法就是借助。因而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都城南京雞鳴山為關公修建祠廟，組織官祭，列入祀典。

另外，據(jù)《明太祖寶訓》記載，朱元璋在敕建關公廟之前還做了一件非常不同尋常的事情，那就是“罷祀武成王（姜子牙）廟”。至此，自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開始，綿延了六百余年的武成王廟祭祀制度在國家信仰體系中被移除，這也為關公后來“武廟獨尊”創(chuàng)立了條件。

明朝建文三年（1401年），朱棣發(fā)動武裝政變奪得皇位后，宣稱他的成功得到了關公顯靈保佑，他當皇帝乃為“天意”，便下詔在都城修建關廟，并將祭祀關公的禮儀載入皇家《祀典》，凡國有大事，都要到關公廟上香、焚表、祭告。

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憲宗朱見深封關公為“崇寧義勇武安王”。明朝正德四年（1509年），明武宗朱厚照賜南京關公祠廟廟額為“忠武”，并將全國所有的關公祠廟統(tǒng)改為“忠武廟”，這是明朝帝王賜封關公祠廟名的開始。

明朝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關公祀典由“從祀”升為“專祀”后，皇帝都要派遣專司禮儀的太常官（古代朝廷掌管宗廟禮儀之官）前往關廟祭祀關帝，祭拜禮品也有嚴格定數(shù)。

《關帝志·祀典》記載：“明嘉靖年間，定京師祀典，每歲五月十三日遇關帝生辰，用牛一、羊一、豬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禮。四孟及歲暮，遣官祭，國有大事則告。凡祭，先期題請遣官行禮。”

明朝萬歷十年（1582年），明神宗朱翊鈞封關公為“協(xié)天大帝”；萬歷十八年（1590年)，加封關公為“協(xié)天護國忠義大帝”；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又加封關公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zhèn)天尊關圣帝君”。這是十分重要的一次追封，我們后世熟知的“關圣帝君”稱號，就是這次追封得到的。

關公始封為帝，因有其黎民百姓廣泛尊奉和歷代王朝不斷推崇的歷史必然，使得這次敕封盛況空前。

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十月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鈞委派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李恩，恭捧九旒珍珠冠一頂、玉帶一根、四蟠龍（青龍位居上古十大神龍第四位）袍服一套、上書“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zhèn)天尊關圣帝君”十六字封號黃金牌一面，至京城（北京）正陽門關帝廟前，頒旨封號，昭告天下，建醮三日，文武慶賀。

這次追封，使得關公不僅得到了帝王稱號，成為了武廟之主神，其衣著也改為了帝王裝束，忠武廟改為了關帝廟。其親屬部將也隨之加封，夫人胡玥隨之封為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長子關平封為竭忠王，次子關興封為顯忠王，部將周倉封為威靈惠勇公，并賜于關公左丞相陸秀夫、右丞相張世杰。自此，關公“永安帝位，不在將部”，成為皇家親封的三界伏魔大帝、關圣帝君，享有九五至尊，無上權威。

同時，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李恩又到解州府擇取圣帝后裔三人，恩賜世襲博士二人，一博士守解州關廟承祀，一博士遷當陽關陵承祀，又賜一世襲奉祀生員，適洛陽關帝冢承祀。

其實，明神宗萬歷皇帝如此興師動眾地“高調(diào)”拜封關帝，事出有因。因為明萬歷四十二年前后，我國曾發(fā)生一系列天災人禍，如地震、兵變等，再加上外在威脅，以及官員辭職所帶來的政權內(nèi)部空虛，致使大明王朝政權岌岌可危，這應當是困頓之中的萬歷皇帝敕封關公為伏魔大帝的主要原因。

明代《燕都游覽志》又載，由于萬歷皇帝此次對關公加封太過倉促，旨意沒有經(jīng)過禮部，況且這個封號與賜封儀式都過于道教化，不符合賜謚、祀典等規(guī)制，所以在此后很長時間里，在太常寺官國家祀典中，關公稱號依然是“漢前將軍”。直到10年之后的天啟四年（1624年）禮部奏請之后，官方祭祀中才正式稱其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zhèn)天尊關圣帝君。

關公稱帝敕封之地——北京正陽門，俗稱大前門，它是明清兩朝時期北京內(nèi)城南北中軸線上的正南門。老北京曾有“九門十廟”之說，正陽門門洞兩側，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東有觀音廟，西有關帝廟。正陽門關帝廟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年），原稱忠武廟，是老北京規(guī)模最大、香火最旺的關帝廟，每次皇帝去天壇或先農(nóng)壇祭祀回來，必來此廟上香。

如今在博物館內(nèi)，還可以看到有仿造舊時關帝廟的關帝像，其牌位上寫著明神宗朱翊鈞謚封關公的封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圣帝君”。

盡管史上明神宗朱翊鈞執(zhí)政后期罷朝近30年，不算一個合格稱職的皇帝，但其還有一絲真知灼見，那就是利用關公的民間影響力，三次下旨加封關公，使得關公從“漢壽亭侯”，升為“關圣帝君”；“侯爵”升為“帝爵”；“真君”升為“帝君”。

四、關公清代封圣

我國在唐朝以前，圣人只有一個，就是文圣人孔子。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稱帝后，冊封商末周初時期姜太公（姜子牙）為“武圣”，也稱“兵家鼻祖”。唐開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李隆基在長安城（陜西省西安市）為武圣人姜子牙修建廟宇。唐上元元年（674年），唐肅宗李亨依孔子尊稱“文宣王”，封姜子牙為“武成王”，并將姜子牙廟宇更名為武成王廟，簡稱武廟。唐建中三年（782年），唐德宗李適在增加武廟配享時，把關公等人納入其中，使關公在官方禮拜中首次亮相。但宋朝初年，宋太祖趙匡胤在調(diào)整武廟配享時，卻將關公擠出廟外。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趙佶相當崇拜關公，他不僅為關公四次加官進爵，敕封關公為“義勇武安王”的同時，又將關公等人重新納入武廟配祀之中。

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把姜子牙送進歷代帝王廟供奉后，將武廟全部廢除，武廟中的名將也就不再祭祀了。到了明萬歷年間，明神宗朱翊鈞如同宋徽宗趙佶一樣，極力推崇關公，他在敕封關公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圣帝君”的同時，重修武廟，請關公進入新武廟，并奉為主祭，周倉、關平為陪祀。因而講，從明萬歷年間關公封為“關圣帝君”開始，關公既封為“帝”，又尊為“圣”。只是人們在膜拜朝圣時，把道教爵位中稱“帝”的封號叫得多一些，而對儒家爵位中封“圣”的稱謂提及不多，影響也不大，才使得關公成“圣”祀典，興盛于清代，但關公取代姜子牙被奉為武廟之圣主，是在明代。

清朝是由女真族（今稱滿族）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他們推崇關公，既有融合漢民族的祈望，又有借用關公“忠義”維護其統(tǒng)治地位的需求，因而清兵入關以前，已經(jīng)開始推崇關公。

清太祖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政權的前一年（1615年），就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內(nèi)城南門大興土木，修建關帝廟。努爾哈赤喜讀《三國演義》，就將此書譯成滿文，作為兵書戰(zhàn)策，供將領們學習運用。其后在每次重大戰(zhàn)役結束之后，都要帶著將領們到關帝廟祭祀膜拜。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極在京城沈陽敕建關廟，親賜匾額“義高千古”。

1.順治年間

進入清代，關公祀典不僅完整地沿襲了明代的崇祀制度，而且更為隆重。清朝順治九年（1652年）四月，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也認為明代萬歷年間敕封關公的“協(xié)天大帝”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zhèn)天尊關圣帝君”等稱號，太過宗教化，不合乎國禮規(guī)制，奉敕關公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這是以儒法治國的國家信仰體系中的正式封號。并將北京地安門西白馬關帝廟定為國家祀典廟宇，恢復了明憲宗成化年間所制定的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制度，實行“歲以五月十三日致祭，由太常寺先期題請，即遣本寺堂官行禮”儀規(guī)。

清朝順治十二年（1655年），順治帝為北京市西城區(qū)德勝門外關帝廟親書《皇帝御制重建忠義廟碑記》碑文。

2.康熙年間

清朝康熙四年（1665年），清圣祖愛新覺羅·玄燁尊關公為“關夫子”，與孔夫子并稱。

清朝康熙五年（1666年），康熙帝敕封洛陽關帝冢“忠義神武關圣大帝林”，并派遣太常寺正卿、內(nèi)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董篤行為洛陽關林撰寫通高4.73米、寬1.03米、4000余字的《敕封碑記》。

清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河南許昌當年關公離開此地千里尋兄，曹操率眾將贈袍餞行的地方，興建霸陵橋關帝廟。

清朝康熙年間，康熙帝下詔祭關帝用太牢祀。太牢是古代天子祭祀的規(guī)格，牛、羊、豕三牲全備為“太牢”。一般祭祀所用的犧牲在行祭前要先飼養(yǎng)于牢，故這類犧牲稱為牢；又根據(jù)犧牲搭配的種類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只有羊、豕，沒有牛的為少牢。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對象的不同，所用犧牲的規(guī)格也有區(qū)別，天子祭祀用太牢，諸侯祭祀用少牢。

清朝康熙帝曾欽定五月十三關公單刀赴會日為關帝廟的“廟會日”。自此每年五月十三日，各地祭祀關公的廟會都辦得非常隆重，成了舉國祭祀的重要節(jié)日。

《解州志》記載：“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五月十二日，恭遇皇上御書‘義炳乾坤’匾額，特遣大臣躬赍（親自、親身送達之意）致奠。”

《解州志》又載：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二關帝廟慘遭回祿。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西巡幸臨解州時，有關公后裔關居斌進奏“請建關廟疏”文，康熙恩準，調(diào)撥帑金一千兩作為修廟資金。十年后才得以恢復。

《清圣祖實錄》是記載康熙帝日常起居、言行、禮儀、行程活動的歷史文獻。該文獻自康熙元年（1662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中，每年的五月十三這一天，都記載有當日的“干支”和“遣官祭關圣帝君”九個字。這就是說，從康熙帝八歲登基到他六十九歲退宮，他都把祀典關公作為治國興邦的頭等大事來做。

3.雍正年間

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頒定直隸各省祭祀關帝制度，京師（北京）增加春秋二祭，變原來的一年一大祭為一年三大祭（即五月十三日和春秋二仲月庚日），祭品用太牢。越一年，由太常寺（古代朝廷里掌管國家禮樂的最高機構）奏定，朝廷頒布祀儀。五月十三日祭品用牛、羊、豬各一頭，果五盤、帛一匹；春秋二季的祭品同文廟祭祀孔子一樣，牛、羊、豬各一頭，豆類十種，帛一匹。在古代祭祀中，牛、羊、豬三牲全備為太牢，太牢之禮是最為隆重的。此為關公正式晉升為國家主神的開始。

同年，雍正帝還頒詔比隆（同等興盛之意）孔子儀典。“追封關帝三代俱為公爵，牌位止書追封爵號，不著名氏。于京師白馬關帝廟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陽冢廟，并各省府州縣擇廟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具體為敕封關公曾祖父為光昭公、祖父為裕昌公、父親為成忠公。在關公祖輩牌位上“漢書爵號，不著名氏”，在北京地安門西白馬關帝廟后殿供奉祀典。同時在明神宗萬歷皇帝敕封關公后裔“世襲博士”的基礎上，授河南洛陽關公后裔為“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

當年，雍正帝還加封關公為“山西關夫子”，與孔夫子同尊。皇帝敕封舉國響應，使得清代雍乾時期“關夫子”稱謂，最為昌盛和流行。

其后于雍正四年（1726年），授山西解州關公后裔“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雍正十年（1732年），授湖北當陽關公后裔“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為國家祀典關帝而重修京城地安門西白馬關帝廟時，雍正帝還親筆御書匾額“忠貫天人”，御制《收建關帝廟后殿崇祀三代碑文》，并專門制定了五月十三日關帝前殿祭品用太牢；三代后殿用少牢，行三跪九叩禮等祭典規(guī)制。

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又制定直隸各省祭祀關帝每年三祭，即五月十三和春秋仲月，祭品用太牢。這是自兩宋以來，首次由政府規(guī)定地方按時祭祀關帝。

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尊孔崇儒，正式追封關公為“武圣”。文武二圣，同等禮祭，每歲三祀，“文拜孔子，武拜關公”的皇家祀典格局完整形成，以關公為主祀的武廟祭祀系統(tǒng)基本確立。解州關帝廟被稱“武廟”，洛陽關帝陵亦稱“關林”。

雍正帝在位時間雖然不算長，但卻是清代最為勤奮、甚有作為的皇帝。他對于“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啟后的決定性作用。《清宮檔案》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雍正十二年（1734年）二月，雍正帝傳旨要制作一尊“關夫子騎馬像”。他在近兩個月時間里，先后五次傳旨過問，無論從人物的面相、姿態(tài)、衣飾，還是馬腿的粗細、馬鬃的多少，都要親自指點，不厭其煩，反復挑剔，精益求精，不僅反映出雍正帝對關公的尊奉程度，而且也讓人感到雍正帝勤奮認真的可敬可愛。

4.乾隆年間

清朝乾隆五年（1740年），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歷頒旨，祭祀關帝廟的祭品和儀注要與雍正五年（1727年）相似，如廟祀潔掃殿宇；太常寺官具祝版，備器，陳禮品；承祭官入廟，迎神上香，奠獻，作辭，行三跪九叩禮；奉祝，讀祝辭；送神，視燎等。

乾隆帝還額外規(guī)定直隸、地方祭祀關帝廟的制度：承祭官祭拜前一日要吃齋，不理司法政務，照常辦理民事。另外，還由朝廷頒定了一系列祭文、祝文，從此祭祀關帝的制度更加完備。

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九月，乾隆帝巡幸洛陽時，他首先拜謁關林，親制祭文，親書匾聯(lián)，其匾為“聲靈于鑠”，其聯(lián)為“翌漢表神功龍門并峻，扶綱伸浩氣伊水同流”，匾聯(lián)今仍高懸于洛陽關林廟拜殿中。

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帝奉賜關帝龍袍一領，玉帶一圍，銅圭一件，敬獻于洛陽關林。清朝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乾隆帝在順治皇帝敕封的“忠義神武關圣大帝”基礎上，加謚“靈佑”二字，封號為“忠義神武靈佑關圣大帝”。清朝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加封關公“忠義神武靈佑關圣大帝”的同時，親自主持修訂關帝祀典規(guī)制。《順天府志》還記載，乾隆帝曾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御書正陽門關帝廟楹聯(lián)“浩氣丹心，萬古忠誠昭日月；佑民福國，千秋俎豆永山河”。

清朝乾隆帝還頒布特諭，修改史書《三國志》，可見其對關公的尊崇，甚至到了要篡改歷史的地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頒詔“所有志內(nèi)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

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面諭軍機大臣，關圣大帝神牌書寫的“敕封”二字，殊非敬神之道，嗣后俱改繕“供奉”二字，頒行天下并抄錄。

清朝乾隆帝之所以對關公如此重視，還和他引以為傲的“十全武功”（是指乾隆在位期間對邊疆地區(qū)和外國發(fā)動的十次重大戰(zhàn)爭的簡稱）不無關系。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戰(zhàn)爭的勝利與大清“戰(zhàn)神”“三軍元帥關圣帝君”的精神感召分不開，所以大清帝國的將領們，在每次戰(zhàn)爭勝利之后，都會在當?shù)貏?chuàng)建或重建關帝廟，以示慶賀。

5.嘉慶年間

清朝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河南天理教教徒進攻北京紫禁城后，被清軍數(shù)月消滅，清仁宗愛新覺羅·颙琰認為這是關公顯靈所致，遂于次年嘉慶十九年（1814年），加封關公封號“仁勇”二字，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關圣大帝”。

6.道光年間

清朝道光六年（1826年），在英國殖民者的慫恿支持下，我國新疆爆發(fā)了張格爾叛亂，清軍督兵迎戰(zhàn)。次年收復失地，叛將張格爾被俘。清政府的上諭（古時皇帝以詔書形式發(fā)布的命令和告示）中明載，這是關帝的神靈護佑。

清朝道光八年（1828年），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加封關公封號“威顯”二字，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圣大帝”14個字。

7.咸豐年間

清朝咸豐二年（1852年），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加封關公封號“護國”二字，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關圣大帝”16個字。

清朝咸豐三年（1853年），咸豐帝加封關公封號“保民”二字，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關圣大帝”18個字。同年，咸豐皇帝推奉關公為大清主神，敕令皇宮內(nèi)供奉關帝神位，把關公祀典由“群祀”升為“中祀”，享有與歷代帝王相同的祭祀禮遇。同時朝廷還制定了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禮儀制度，相關的祭品、祭器、祝文、祭禮、樂舞等一系列配套的禮儀制度也相繼制定。

清朝咸豐四年（1854年），咸豐帝在關帝祀典中要行三跪九叩之禮。同年農(nóng)歷八月十四日，咸豐帝還到關帝廟依“中祀”禮儀，行三跪九叩之禮。

清朝咸豐五年（1855年），兩廣總督葉名琛奏稱關帝顯靈廣東，護佑城垣，請加封號。禮部奏請咸豐帝加封關公封號“精誠”二字，后又加封關公封號“綏靖”二字，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關圣大帝”22個字。同時加封關公三代祖輩為王爵：曾祖父光昭王，祖父裕昌王，父親成忠王。

清代咸豐帝和北宋徽宗帝分別對關公的4次加封，以及明代萬歷帝對關公的3次加封，在中國歷史上皆是開先河的創(chuàng)舉，它對關公敕封與祀典走向巔峰，起到了極大作用。

8.同治年間

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清穆宗愛新覺羅·載淳加封關公封號“翊贊”二字，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關圣大帝”24個字。

9.光緒年間

清朝光緒五年（1879年），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加封關公封號“宣德”二字，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圣大帝”26個字，這在歷朝歷代所有古今名將的追謚中，絕無僅有，可謂尊奉之至，無以復加了。清朝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九月十九日，光緒帝、慈禧太后蒞臨洛陽關林瞻禮拈香。光緒帝題匾“光照日月”；慈禧太后題匾“威揚六合、氣壯嵩高”。

《清德宗實錄》還記載，光緒帝在位34年，參拜正陽門關帝廟多達64次，平均每年2次。

在我國歷史上，先后有16位皇帝23次為關公褒封加冕，加官進爵，且一個比一個高。其中在清朝入關后的10位皇帝中，先后有8位皇帝13次對關公御旨加封。對于關公尊奉，南北朝至唐朝是形成期，宋元兩朝是發(fā)展期，明朝是盛行期，清朝是鼎盛期。

縱觀我國歷史，盡管社會制度與信仰千姿百態(tài)，但關公崇祀依然如故步步飆升，關公精神代代相傳。在去年召開的2022年山西省第八次旅游發(fā)展大會暨第33屆關公文化旅游節(jié)上，知名學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對關羽、關公與關公文化作了全面解讀。在他看來，關公不僅僅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更是一種信仰。在中國的歷史上，關公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個“神”。關公是一個歷史人物，他身上展現(xiàn)出很多優(yōu)良品格，引發(fā)了中華兒女內(nèi)心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