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世坤

永濟市的柳園是繼湖南永州的柳子廟和廣西柳州的柳侯祠之后，第三個專用以紀念柳宗元的場所。柳宗元祖籍河東，他也自詡河東柳宗元，世人皆稱他為柳河東。柳園建成后，作為主場地，舉辦了中國永濟第四屆柳宗元國際學術討論會等多個柳學交流會。它們給永濟吹來了柳學新風，也向外界展示了柳園的風采。經過十多年的經營管理，如今的柳園林木濃蔭，花草茂盛，湖光山色，滿園充溢著柳文化的氛圍。說到柳文化，它的核心還是那座柳宗元紀念館。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這也是中國柳研會給他的定論。他不只是我國古代的文化名人，還是世界文化名人。他在南貶永州的十年內，身為“俟罪非真吏”的閑官，卻成就了非凡的思想文學建樹，從而給后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他是“二王劉柳”集團的核心成員，參與了永貞革新。他南貶永州后，再遷柳州，如他說“官雖進而地益遠”，也當是一種變相的懲罰。然而在柳州的四年，正是他革新主張的生動實踐。然而人們往往注重他文學上的聲名，其實他思想的價值更應引起重視。其中民本思想是柳宗元思想之樹的重要分支。而柳宗元紀念館著眼于廉政文化，正是強調了這一點。

紀念館的柳宗元大殿額匾是“民唯邦本”四個大字，用以彰顯他的民本思想。進入大殿，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組“吏為民役”的柳文摘句，如：夫為吏者，人役也；蓋為民役，非為役民；率性廉介，懷貞抱潔；清白可鑒，淡泊是師；廉潔自持，忠信是仗等。柳宗元的思想文化是一個大概念，展館是從廉潔這個視角切入貫穿全篇，亦見內容的富涵。

一、“吏為民役”是其民本思想的充分體現。我國古代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曾說過“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柳宗元對先儒的思想是有歷史繼承的，在他為青年朝官時，他就著手《貞符》的寫作，并在貶謫期間完成《貞符并序》。其文主旨為大唐的純正品德受命于百姓，而不是受命于天意。漢代董仲舒曾與漢武帝對話，夏商周三代君王受命于天，都是有祥瑞作為符征，而后的史學家也大都為之附和。柳宗元直刺他們是邪惡巫婆和瞎眼太史。這種符瑞發展到極端就是封禪。正如章士釗先生說的，“柳子厚為從來反封禪之唯一文家”。柳宗元的觀點十分明確，就是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他在《封建論》中，否定“君權神授”說，指出社會的發展是“非圣人之意也，勢也”，如他示以的“受命于生人之意”。生人，即是生民，這也正如他在《伊尹五就桀贊》中說的“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這即是指人民群眾的意愿，是這種“勢”的作用推動著歷史的發展。

二、“吏為民役”的基本要求是勤政廉潔。“吏為民役”是柳宗元為朝官時提出的觀點，語見他的《送寧國范明府詩序》，“夫為吏者，人役也”。在他所著的《送薛存義序》中，這種思想得到完整系統的表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他對薛存義說了一番肺腑之言，意思是凡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他們的職責是什么呢？他們應該是老百姓的奴仆，而不是來奴役老百姓的。老百姓種地，每年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收成交租稅，以為官吏的俸祿，就是要官吏來為他們辦事。現在一些官吏拿了老百姓的錢，卻不為他們辦事，還要貪贓枉法，敲詐勒索百姓。這好比是主人家雇傭的仆人，得了傭錢，卻不為主人干活，還要偷盜主人的財物，這能不讓人發怒嗎？如今的官吏多是這樣，就是因為他們有權有勢。面對這種現實，柳宗元一腔憤慨。找到薛存義這位正面典型，令他大喜。他在永州，河東同鄉薛存義也在這里。薛存義原先為湘源縣令，頗有政績。零陵政令混亂，賦稅擾民，老百姓告到州府，州府應急，又改派他赴零陵縣就任。他在職期間，老百姓打官司得到公正處理，拒繳租稅和逃避勞役的人，都在一個月內辦清了手續，壞人和貪官也都受到懲罰，老弱之人也不再受人欺侮。如今薛存義在零陵縣上任兩年，由于工作變動，又要離開零陵，柳宗元特意到江邊為他餞行。他感慨薛存義為官一方，造福于民，受之無愧。從薛存義這個典型的身上，體現了民役之吏的勤政和廉潔。柳宗元用這一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生動具體地詮釋了他的“吏為民役”概念。

三、廉潔奉公，不容官員的貪腐吏商行為。柳宗元有《吏商》一文，開篇講到“吏而商也，污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其意是說，與其腐化貪污的官員經商，不如廉潔奉公的官員經商，后者獲得的利益更大。貪官從經商中，恃其勢力，與民爭利，把政治特權當成手段，從中牟取暴利，擾亂國家秩序，造成社會動蕩，最終身敗名裂，也難逃覆滅的下場。相比之下，廉潔奉公的官吏反而獲得的利益更多。這話似乎費解，其實廉吏不可能經商，這里顯然是一種虛設。柳宗元是指“茍修嚴潔白以理政”，是說廉吏從嚴要求自己，以廉潔清白的品格治理政事，越是這樣，就越會得到上級的提拔。這也就是常說的“計利當計天下利”，國家也不會忘記這些廉潔奉公的官員。柳宗元對官吏經商一事存有危感，說“舉世爭為貨商”，人們都爭相逐利，是一種可悲的災難。他在文中還提到，人們或謂“君子謀道不謀富”，他認為，君子之德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誠而明理的人，他們不經商也不必與其談利；二是明理而誠信的人，雖然經商但不損人利己。他又在《宋清傳》中，為長安藥市的藥商宋清作傳，說他采售藥材，質量從優；百姓看病，從不催款。這樣看來，柳宗元在此又找了一個“明而誠者”的商家典型，以此對照那些貪得無厭的吏商，使他們自慚形穢、無地自容。

四、“廉潔自持、忠信是仗”是其立身之本。柳宗元在柳州官居刺史，是地方最高首長。初貶永州，他說自己“俟罪非真吏”，是為閑官，不得干政。而到柳州雖為刺史，卻以多病之身，日夜操勞，留下了四大政績，即破除陋俗、移風易俗、發展生產、興辦文教。如打井這樣的小事他都要事必“躬親”。如前所說，他說過皇帝“受命不于天，于其人”，說白了，人民就是天。他還說過“天（自然界）人不相預”，但他面對鄉俗、適從民意，作為地方首長親自主持雷塘禱雨。在這一儀式中，他以自己的人格向蒼天發誓，“廉潔自持，忠信是仗，茍有獲戾，神其可罔”，即是表白自己的廉潔忠誠，如有罪過，神明也不會饒恕，上天也定會懲罰。在《邕州刺史李公墓志銘并序》中，他指李公五次擔任軍職，兩次掛印刺史，這位曾為邕管經略招討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官拜御史中丞，賜金魚袋的大員，其去世后的喪事辦理中不見金銀珠寶積蓄，僅剩赤帛五匹，直到第二年才得歸葬故土，還是當地百姓捐錢助成。李公的事跡正是柳宗元自己的寫照。他在柳州去世后，家人無力治喪，靈柩被停放在生前喜去的羅池之處，也是第二年由身為桂管的同鄉裴行立籌措幫助才得以歸葬長安祖墳。2012年，人民日報《柳州人為何不忘柳宗元》指出，就因他扎實做事，清廉為官；因他為政有功德，立身有仁德。在他身上隱含著立身、用權和做事的道理，在歲月的淘洗和打磨中，反而放射出更加奪目的光芒。

五、余論。“吏為民役”的根本要求應是廉政。撇開“吏為民役”的理念，只說廉政，這應是歷朝歷代都倡言的，清官和貪官從來就是對立著的兩個方面。柳宗元把廉政提升到民本思想的高度，是他的思想境界和睿智卓見，就這“吏為民役”一說，已經遠遠超出同代人的認知水平。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拔高他，說他具有的民主意識相同于現代的民主思想。從封建社會為吏的主旨來說，應該是說當官要為民作主，說俗了就是吃了老百姓的飯，就要為老百姓辦事，“吏為民役”的比喻意義就在這里。“吏為民役”和我們今天說的人民公仆也不盡相同。現今是人民政權，人民做主同歷史上的為民做主雖一字之差，也是大相徑庭的。“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作為合理進步的思想文化也要繼承下來，從中汲取營養為現實服務。我國歷史上有許多清官廉吏，現在提倡廉政文化，將這些歷史人物作為正面形象納入其中作為資政教材，柳宗元顯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柳宗元紀念館亦應作為共產黨員和干部群眾接受勤政廉潔等諸多方面教育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我們提倡風清氣正的廉政文化，對于黨員來說，在此處照一照這面歷史的鏡子，正一正自己的衣冠，受此洗禮也是大有裨益的。青少年學生結隊來此，敬仰古賢，受此熏陶，對其人生成長之路也會添加重彩的一筆。當人們走出紀念館，踏上子厚橋，越過柳子湖，反身再到柳園大門場地的柳宗元漢白玉雕像下，就在那么回頭一瞥的定格中，幾多感慨，幾多沉思，都應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