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歷史上的安邑縣，地處北緯34°~35°，土厚含沙、日照時間長、晝夜溫差大，十分適合葡萄栽植。漢武帝時張騫西域歸來，曾寓居河東，故其自中亞引進的葡萄、石榴、苜蓿等作物品種，當時在安邑即有大量種植。持續兩千余年，直至清末，石榴和葡萄都還是安邑縣的名產，當然也是向朝廷貢賦的名品。對此明清史志亦有記載。如《大清一統志》“解州直隸州·土產”：“葡萄，安邑縣出。海（石）榴，《通志》：出安邑者佳。”乾隆版《安邑縣志·物產》載：“葡萄，縣北諸村多有之。土人種葡萄如種田，架不及肩，青虬元珠，應接不暇。惟杜村近杜康祠者尤佳，釀以為酒，甘于曲蘗，善醉而易醒。”□王雪樵

鹽湖區龍居鎮贖馬村葡萄示范園 記者 衛行智 攝

隨著葡萄的引進，葡萄酒很早也進入了中原。然而歷經魏晉南北朝數百年后，釀酒工藝基本失傳。直到隋唐之際，嗜飲葡萄酒的粟特人自西域大批內遷，尤其是公元640年唐太宗進軍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后，將釀造工藝和工匠帶回長安，葡萄酒在中原才大行其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成為社會各界競相追求的一種時尚。長安、洛陽、太原都有許多“胡姬”專營的酒家，河中府更成為全國重要的葡萄酒釀造營銷中心。安邑生產的葡萄則為之提供了充裕的釀造原料。詩人劉禹錫《葡萄歌》：“有客汾陰至，臨堂瞠雙目。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詩中雖然講的是“汾陰（今萬榮）客”，但由此亦不難想見蒲州、安邑一帶種植葡萄以及釀酒的盛況。

宋金元時期，安邑一直是中原重要的葡萄生產基地。葡萄產品銷行京師及北方各地，葡萄酒亦有制作。

宋人陶谷《清異錄》說：“河東葡萄極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師（開封）者，百二子、紫粉頭而已。”清《山西通志》載有宋人王孚《安邑飲葡萄酒》詩，曰：“鳳含翠蔓舞蒼虬，露濕驪珠拂素秋。釀酒盡堪留客醉，比來何必問涼州。”

公元1242年，農歷壬寅年（南宋理宗淳祐二年），元太宗窩闊臺去世，那瑪真后稱制。安邑長春觀道士寧志榮、馬志全上奏，自愿將七十畝葡萄園捐獻給朝廷，用以提供“御用果木”。朝廷下旨準奏，責令長春觀負責看守好果園。從此，安邑的葡萄成為了元朝皇帝筵席前的美味佳什。

公元1252年，元憲宗蒙哥即位第二年，長春觀以李志玉為首的11名道人，再次聯名上奏，請求朝廷明令對葡萄園予以保護，以免除外界襲擾。于是蒙哥頒發了《葡萄園宣諭》的圣旨，除了再次要求李志玉等人“務要在意看守，精勤起架，勿令怠惰荒廢有誤御用果木”外，還明令“隨處達魯花赤、管民官員人等，照依欽奉皇帝御寶圣旨”“地稅、商稅、鋪馬都休與者”“如有違犯之人，具姓名申來以依故違圣旨治罪施行”，李志玉等將圣旨刻碑立于長春觀內，以為護身符。

《葡萄園宣諭》不僅給了長春觀七十畝葡萄園特別的保護和優待，而且對安邑峨眉嶺一帶杜村、石碑莊、寺家卓、陶村、王范莊、中陳諸村的葡萄種植以及恃之為業的大批果農給予了庇護，從而使得當地的葡萄產業在有元一代得到迅猛的發展。

安邑長春觀的貢品最初以葡萄鮮果和葡萄干為主。后得悉蒙古皇帝、官員以及色目人都喜歡飲葡萄酒，于是開始實驗釀造葡萄酒，時間大約在1253年至1260年間。不久官府還在陶村鎮設立了監司，專門負責督進事務，按照規定，將貢品先送往平陽路道錄院，然后轉送京師長春宮呈獻給朝廷。

安邑葡萄干和葡萄酒的貢賦持續了一百多年，并與哈喇火州、西番、太原并列成為全國四大葡萄酒生產基地。其間，雖有元世祖中統二年、元成宗元貞二年，兩次下旨“赦平陽路安邑縣葡萄酒自今毋貢”。但這并沒有妨礙安邑葡萄酒產業的發展。由于蒙古人、色目人嗜飲，社會引為時尚，需求量很大，市場廣闊，供不應求，安邑的葡萄酒一直活躍于京城市肆及達官貴人的筵席上，甚至還因“止貢”反而名聲大噪，擴大了銷路。

在此期間安邑葡萄酒釀造工藝也在不斷改進。如上所述，隋唐以下葡萄酒雖在中原大行其道，然釀造工藝并沒有普及，仍屬西域人的專利。故直到宋金時期，安邑人還不會用新法釀造葡萄酒。金末元好問《蒲桃酒賦序》說：“劉鄧州光甫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不知人有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用釀造米酒的方法釀制葡萄酒，品質當然敵不過原產地西域所產。元人忽思慧《飲膳正要》載：“（葡萄）酒有數等，有西番（今青海、甘肅）者，有哈喇火（今新疆吐魯番）者，有平陽（安邑）、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喇火者田地酒最佳。”不過安邑人并沒有停止探索，他們堅持反復試驗，不斷改進工藝，很快就掌握了西域哈喇火州的釀酒法，甚至還學會了哈喇火州用葡萄酒“蒸熬取露”提煉“哈喇吉”（燒酒）的工藝。從而使得安邑葡萄酒產品質量逐步提升，在市場上越來越受歡迎。這里也體現了安邑人在事業上不斷拼搏進取、精益求精的精神。

正因如此，宋金元一百多年間，安邑葡萄酒業一步步臻于鼎盛。王賽時《山西釀酒史話》稱贊說：“宋元時期，南抵安邑，北到大同，都能見到優質葡萄酒，遠遠超過了盛唐時代葡萄酒產業。尤其是安邑一帶，葡萄酒逐日興隆，大有雄冠河東之勢。”

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在南京建立，安邑葡萄酒仍然貢賦如儀。洪武六年，朱元璋讀《后漢書》，由閔貢“不以口腹累安邑”之說引發感慨，說：“朕飲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山西通志》《安邑縣志》均認可此“太原葡萄酒”實系安邑所產，猶如元代“平陽路葡萄酒”實系安邑所產。

明清以下，安邑葡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達到最為繁盛時期。除葡萄干鮮果品暢銷市場外，葡萄干還作為絲染顏料與葡萄酒一同行銷全國。

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載：“西人及太原、平陽（安邑）皆作葡萄干，貨之四方。”民國《安邑縣志·物產略》：“青色葡萄，嵋嶺一帶杜村、王范莊、寺家卓、石碑莊諸村產出。二十年前尚有搭爐燒烤葡萄干者。”可見當地制作葡萄干外銷一直沿襲至清末民初。

明洪武十四年，翰林學士王翰有《安邑飲葡萄酒》詩，曰：“揉碎含霜黑水晶，春波瀲滟暖霞生。甘漿細挹紅泉溜，淺抹輕浮絳雪明。金剪玉鉤新制法，紫駝銀甕舊豪名。客愁萬斛可消遣，一斗涼州換太平。”又撰有《葡萄酒賦》，假托“西域蔓碩生（葡萄）對言安邑主人”，回敘了葡萄源自西域大宛，蔓延蟬聯于安邑的悠久歷史；闡發了葡萄酒能“使棱峭者混沌，強暴者藏神，戕賊而機變者皆抱璞而含正”的品質。到了清代，詩人郭書俊還有詩記述運城人飲葡萄酒的景況，曰：“居人艷說鳳凰城，百貨紛紜鬧市聲。向晚葡萄有酒熟，醉鄉有夢不分明。”從而可知，安邑葡萄酒生產從宋元一直到清末，數百年間持久不衰。

進入民國時期，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安邑葡萄產業漸趨式微。民國廿三年版《安邑縣志·物產略》：“葡萄酒，昔有今無。”“二十年前尚有搭爐燒烤葡萄干者，可作顏料，刷染綢緞，常有外客采購。近來西洋顏料暢銷，外客不來，今無搭爐燒烤葡萄者。”“石碑莊及杜村、寺家卓之葡萄，顆大，色紅紫而醬濃，則為染綢緞之必要品……乃邑人缺乏資本，更少世界眼光，致令著先鞭者壟斷我之過剩，居為奇貨，而我僅沾其余潤。”

新中國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安邑（前屬運城縣，今屬鹽湖區）葡萄產業有了空前的大發展。不僅種植面積大大增加，葡萄品種也大大增多，產品加工業繁盛更是前所未有，葡萄產業已經成為當地農民收入一項重要的來源。久負盛名的安邑葡萄產業迎來了史無前例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