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列帝推行捐班，其出發(fā)點和歸宿都是旨在緩解天災人禍導致的突發(fā)性財政窘況，并非為了尋覓和招攬人才。捐輸者無不把捐資作為交換權力的條件，而且，捐班官員是否授予實缺，唯看其對朝廷“捐納財物”多寡而定，“捐納財物”愈多者，“將本求利”愈烈，豈能為政清廉？恰如龔自珍所斷言：借口財政困難而“開捐例，譬如割臀以肥腦，自啖自肉”。（《西域置行省議》）

清代的捐班，大體分為兩種：大捐，即借口賑災、河工、軍需等開例的實官捐；常捐，即捐貢監(jiān)、虛銜、加級、記錄和封典等。這些捐班都是明碼標價的，前者價昂，后者價廉。悟遲老人所著《漏雨喁魚集》記載了當年“勒捐”的咄咄怪事：省府州縣長官不斷出告示，威脅、利誘，同時放縱“軍需局董，沿鄉(xiāng)勸捐”，“沿門勒寫，進門時如化緣和尚，不遵捐數如弄蛇惡丐”。

吊詭的是，清代個別為政清廉者也會默認甚或支持捐班。據《清史列傳·陸隴其本傳》記載：被康熙譽為“清官第一”的江南總督于成龍任河督時，發(fā)現河工積弊甚多，治河經費拮據，于是他在“暫行事例”找出路，并制定了一套捐官獎勵辦法。屬下陸隴其也是個清官，他力反之：捐班已使“正途為之壅滯”，“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于成龍大怒，以“遲誤軍需”立即“議他死罪”，后康熙以“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而寬恕之。封建時代，有些錯誤的政策一旦制定，清廉者也只能實施——自上而下皆然，別無他途。（《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