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王陽

他曾是爺爺嚴厲管教下那個最瘦弱的留守兒童，在晉南鄉村的田野里怯生生地張望；他曾是北京食品加工廠里汗流浹背的年輕勞力，扛著上百斤的原料為生存奔忙；如今，他是近十本兒童文學作品的創作者，用文字為孩子們構建宏大的歷史坐標系。在文學創作的田野里，他是一位全年無休的耕耘者；在地方文化的沃土上，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播種人。他就是王陽，他的前半生，是一場從逃離童年陰影到主動扛起教育使命的漫長跋涉。

逃離與回歸——

在寫作中完成自我救贖

1989年生于臨猗縣賈寺村的王陽，是時代洪流中一個典型的縮影。當父母與其他親人紛紛奔赴北京經營小食品生意，他成了那“數以千計留守兒童”中的一員。在爺爺奶奶同時照料六個孫輩的大家庭里，瘦弱的他成了爺爺“粗糙而有力”的手掌最常關照的對象。嚴厲的管教在他心中埋下了長久的陰影。

但最冰冷的記憶，定格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冬夜。因妹妹哭鬧不止，爺爺將她抱到屋外的雪地里。年幼的王陽跳下炕，從寒風中抱回發抖的妹妹，“將來我一定不能讓我的孩子這樣……”

一顆種子，就此深埋心底。大學畢業后，他自然加入了家族的北漂隊伍，在父母的食品加工廠里揮灑著青春。然而，生意正順時，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讓他們損失慘重，被迫返回老家。

后來，他又回到大城市做過文員、業務員，在都市的夾縫中艱難謀生，緊接著，成家、生女，他堅持將妻女帶在身邊，誓要打破“留守兒童”的循環。“自己吃再大的苦也不能讓孩子再當留守兒童”，這成了他最樸素的信念。

在北京居無定所的生活，讓他想起自己從小對文字的喜愛，決定“以文學謀生”。

起步是從“10元一篇”的稿件開始的。他趴在電腦前瘋狂查閱、寫作，第一年僅收入兩萬余元，遠不足以支撐他的夢想與家庭的重擔。他決定“寫更大的作品”，轉向圖書創作。

第一本關于家庭教育的書，便是煉獄般的開始。他只能從零學起，足不出戶，每天寫作十幾個小時。20萬字初稿被“斃”，推倒重來；第二稿20萬字，“還得大改”；直到第三稿，他才換來第一筆稿費。

《中華國保——運城篇》

《蘇東坡傳》

正是這種“生存的迫切使然”，讓他義無反顧堅持著，在小小的書房里完成了“思維與靈魂深處最細密的編織”。他逐漸精進，“在文學世界留下了痕跡”，出版書籍《孩子讀得懂的人類簡史》《達爾文帶你看世界》《中國神話百科》《中國簡史》《蘇東坡傳》等十余種計一千余萬字。其他文學作品若干，散見于《山西文學》《都市》等期刊。

他坦言，許多孩子都缺乏通識教育，不太關注書本以外的知識，但這些知識偏偏是對于生存最為有用的。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彌補這一缺憾，“如果一個人從小明白了人生、世界、宇宙的運行邏輯，就不會在一個小點上糾結、掙扎、內耗，而會更清醒、更睿智，更自在”。

從為謀生而寫，到為使命而作，王陽完成了從“寫手”到“作家”的嬗變。35歲的他，回望來路，那條從賈寺村延伸出的軌跡，曲折卻清晰：他不僅用自己的奮斗讓女兒避免了重復他的童年，更用他淬煉出的文字，試圖為一代孩子鋪就一條更寬闊、更明亮的文化認知之路。

筆下春秋——

一位作家的使命與追尋

從2016年入行至今，近十年的光陰里，作家王陽始終保持著高強度的工作節奏。談及寫作中最困難的事，他坦言是“走訪、采訪所耗費的巨大時間與精力”。一次次長達六七個小時的深度訪談是家常便飯，而在這背后，是更為漫長的奔波與守候。為了獲取第一手素材，他常常需要深入鄉野。在編寫《中華國保》時，有一處資料記載三官廟供奉三清道祖，違背常理。為了調查清楚，他驅車來到一百多公里外實地探訪，在同治年間碑文上找到“三官大帝殿”的準確記載，這只是多年書寫的一個小小縮影。“這樣的瞬間，是無法在書齋里憑空想象的。”他感慨道，“田野調查的魅力與艱辛一體兩面，它耗費數月甚至更久的時間，但回報給你的，是滾燙的、帶著泥土氣息的生命力。”

而2024年，他幾乎每天都要在書館工作12個小時，從晨光熹微到夜幕深沉，一個筆記本、一張桌子和一個伏案寫作的人，就是與書稿的“決戰”。他特意選擇了圖書館角落里的一個位置，將搜集來的資料、整理的圖片在桌面上鋪開，仿佛一位排兵布陣的將軍。手指在鍵盤上敲擊的“嗒嗒”聲，與周圍書頁翻動的“沙沙”聲，構成了獨特的背景音。中午，簡單的面包就著白水解決；午后陽光透過玻璃，在紙頁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他短暫地直起腰，揉了揉發澀的雙眼，便又沉浸到文字的構建中。“當創作進入心流狀態，時間感會變得模糊，仿佛與外界的聯系被切斷了，世界里只剩下你和筆下的人物、故事在對話。”他描述道。直到管理員的提醒聲響起，他才驚覺窗外已是燈火通明。

“全年無休，同步推進好幾部書稿”是他的工作常態。他的案頭常備著不同種類的書籍，比如邏輯學、社會學、哲學、史學等，書桌上也分門別類地存放著各個項目的資料。他說，思維需要在歷史考據、兒童文學構思與文化普及讀物的語言風格間靈活切換，這既是挑戰，也是一種獨特的思維訓練。他笑稱自己的大腦像一臺多任務處理的處理器，必須保持高效運轉。正是這份近乎苦行僧般的堅持，支撐著他一項又一項豐碩的創作成果。

致文學新人——

在行動中破局，于跨界中求索

對于懷揣文學夢想的新人，王陽的建議樸實而深刻：“先開始，不要想。”他認為，創作的困境往往始于在頭腦中盤旋不去的空想，而唯一的破局之道就在于果斷的行動。“在做的過程中，再完善，然后才能找到問題。”他形象地比喻道，寫作如同雕刻，只有先獲得一塊粗糙的坯料，才能看清紋理，找到下刀的方向；若始終對著空氣比畫，則永無進展。他鼓勵寫作者不必從一開始就沉迷于技術層面的焦慮，擔心文筆不夠優美或結構不夠精巧。“技術瓶頸其實是很低的，通過時間和大量的練習都可以解決”，他強調，熟練度是可以通過刻意訓練達成的，但行動的勇氣和堅持的毅力，才是更可貴的品質。

在他看來，比技術錘煉更重要的是思想深度的挖掘與視野寬度的拓展。他毫不吝嗇地分享了自己的閱讀譜系：社會學助人理解社會結構與人間百態，心理學讓人洞察行為背后的幽微動機，哲學賦予人思辨的框架與追尋本質的渴望，邏輯學則訓練了人構建故事內在合理性的能力。這些看似與文學創作無關的跨學科知識，在他筆下交匯融合，最終都指向一個核心命題——“人是什么”。“這些學科從不同維度回答著關于‘人’的終極問題，它們關乎自我如何與他人相處，人與物、與世界的關系。很多創作上的困惑，無論是人物立不住，還是情節推動生硬，最終都要回到這個中心來尋找答案。”王陽認為，無論是文學、電影還是其他藝術形式，創作者對世界的了解程度和感受深度，構成了作品的靈魂底蘊；而技術，則是將這份底蘊通過某一介質清晰、動人地表現出來的手段，二者的結合，最終決定了作品的質地與高度。

深耕本土文化——

讓河東文明在童心中生根發芽

王陽的另一個創作重心，是對其家鄉——運城深厚歷史文化的挖掘與傳播。他敏銳地觀察到，當前市面上的兒童通識讀物，大多偏向資料性質，缺乏可讀性與普及性。為此，他計劃系統地打造一套涵蓋“運城成語、寓言、科技、神話、傳說、名人”的河東文化歷史叢書，并配以生動的漫畫插圖，目標是“讓孩子們能看懂，有興趣看”。

這一理念正在快速變為現實。他最近編纂的《中華非遺——運城》，以8萬字和近200幅豐富插圖，講述了非遺與傳承人的故事。今年5月印刷的《中華國保——運城篇》銷售已遍布全國，書中介紹的運城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按圖索驥，前來參觀。“今年十一，我們在鹽湖附近的迎薰門擺書攤，發現外地游客非常喜歡介紹運城的圖書。”王陽說。他希望通過這些努力，吸引更多的朋友來到運城，走進歷史，為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當代的活力。這便是一位文化人，對故鄉最深沉的反哺與心力。

他的文化情懷也傾注在兒童文學上。除了已出版的80多冊兒童作品，他最近面世的《福爾摩斯》系列以及正在改編的《大豆謠》，都體現了他“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自由其思想”的創作理念。王陽還有一個“三到五年”的小規劃：出版一套全彩印刷、帶插圖的運城文化系列叢書，共十本，專為孩子們打造。“已經找畫家畫了很多運城景區的畫。”他眼神中充滿期待補充道。

從《童真開出花》中精選的180余幅色彩艷麗的畫作，到規劃中描繪家鄉的彩繪書系，王陽正用他的筆與熱忱，在孩子的心中播下文明的種子，讓古老的河東文化，在新時代的童真里，開出燦爛的花朵。

記者 趙卓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