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賢相董晉故里永濟市董村的國保單位董村戲臺

在華夏歷史的長河中，唐朝宛如一顆璀璨明珠，輝映千古。在這盛世華章與動蕩余波交織的恢宏畫卷里，一位從河東道河中虞鄉（今永濟市董村）走出的俊杰——董晉，以其非凡的智慧、剛毅的品格與卓絕的文韜武略，屢次力挽狂瀾，成為支撐危局的中流砥柱，在青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不朽篇章。

董晉，字混成，生于唐玄宗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彼時，開元盛世的余暉尚暖，然“漁陽鼙鼓動地來”，安史之亂的驚濤駭浪已悄然拍岸，將帝國拖入深重的危機。值此板蕩之際，董晉以文采斐然、經義通達之資，于明經科及第，初踏仕途。《舊唐書·董晉傳》開篇即載：“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明經及第。”這標志著他深厚的儒家學養根基，是其“文”之始基。

文膽赤誠

危難顯忠貞

至德初年，肅宗于靈武艱難復國，播遷彭原。年輕的董晉展現出非凡的膽識與忠誠，“上書謁見，授秘書省校書郎、翰林待制”（《舊唐書·董晉傳》）。這不僅是其政治生涯的起點，更是其文士風骨與政治擔當在國難中的首次閃光。

代宗朝，董晉肩負重任，隨兵部侍郎李涵護送崇徽公主遠嫁回紇和親。此行之險，如履薄冰，稍有不慎，輕則辱命，重則啟釁邊陲。然董晉以其卓越的外交智慧與沉穩氣度，周旋于強胡之間，終“不辱君命，使乎稱職”（《新唐書·董晉傳》），圓滿達成使命，為風雨飄搖的唐朝維系了關鍵的北方屏障，其折沖樽俎之能，盡顯文臣風范。

武略定亂

孤身入虎穴

董晉之能，絕非僅限廟堂文牘。當歷史的驚雷再起——唐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涇原兵變爆發，德宗倉皇出奔奉天，朱泚僭號長安，李懷光于河中蠢蠢欲動，帝國面臨分崩離析的至暗時刻。董晉再次挺身而出，其膽魄與智謀直追古之良將謀臣。他毅然“棄城奔赴行在”（《新唐書·董晉傳》），獲授國子祭酒。隨后，他更以“宣慰恒州”之名，行“說降強藩”之實。面對手握重兵、心懷怨望的李懷光，董晉單騎赴險，直入虎穴。其勸誡之言，載于《新唐書》，字字千鈞，直指要害：

“朱泚為臣而背其君，茍得志，于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

此論洞悉人性，曉以利害，析以君臣大義，情理交融，竟令桀驁如李懷光“喜且泣”，雖“偃蹇”不服，終“不助泚”。

此番孤膽游說，不費一兵一卒，瓦解強藩聯盟，為朝廷集中力量平定朱泚贏得了至關重要的喘息之機。董晉臨危不懼、洞察人心、以言退敵的非凡武略與政治智慧，在此役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堪稱“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典范。

相業持衡

謙遜守正道

貞元五年（公元789年），董晉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拜相，位極人臣。相位之上，他謙遜奉職，持身以正。時權臣竇參“得君專政”，氣焰熏天（《資治通鑒·唐紀五十》），董晉“循謹而已，不爭可否”（《新唐書·董晉傳》），然當德宗親詢竇參過失，他亦能“具條所聞”（《新唐書·董晉傳》），如實以告，絕不阿諛。竇參敗后，董晉不戀權位，上表辭相，其高風亮節，令人敬仰。后來，他出鎮東都、汴州，尤以宣武節度使任上最能體現其剛柔并濟、文武兼資的治世之才。

宣武軍素以驕兵悍將、動輒嘩變聞名。董晉到任，恰逢都虞候鄧惟恭圖謀不軌。他明察秋毫，果斷出手，“執其黨，送之京師”，迅速平定叛亂（《新唐書·董晉傳》）。朝廷慮其“柔雅”，恐難制御，特遣嚴苛之陸長源為司馬。董晉深知穩定壓倒一切，初則支持長源整肅軍紀，然見其“繩責過峻，窮治舊惡”，激化矛盾，便及時干預，緩和舉措；又用孟叔度理財，雖其人“輕侻，好慢易軍人”，亦為董晉所包容（《舊唐書·董晉傳》）。史載其治汴之道：“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故亂兵粗安。”（《資治通鑒·唐紀五十一》）

他以寬仁為本，以務實為要，以威望為憑，在“火山口”上維持了艱難而寶貴的穩定。其“柔以濟剛，寬以制猛”的馭軍安邦之術，正是其文武全才在地方治理上的完美體現。

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董晉逝于任上，享年76歲。而董晉死后十日，“汴州軍亂，殺陸長源及叔度”（《舊唐書·董晉傳》）。汴州大亂，這殘酷的對比，恰如一面歷史的明鏡，照見董晉以一人之德威，維系一方安寧的巨大能量，其“鎮靜中外”之功（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不言自明。

青史流芳

厚德享多福

縱觀董晉一生，其文能安邦，武能定亂，實為唐代中期罕見的全才型棟梁：

他文才卓著，明經高第，翰林待制，根基深厚；出使回紇，不辱君命，彰顯卓越外交才能；在朝為相，守正持衡，盡顯宰輔器識。

他武略非凡，單騎說降李懷光，片語解倒懸之危，其膽識智謀可比蘇秦張儀；坐鎮強藩宣武，擒鄧惟恭于未發，撫驕兵悍將于危局，其統御之才不讓古之名將。

他品德高潔，敢為受誣之元琇鳴不平；不附權貴竇參；功成身退不戀棧，其剛直、公正與淡泊，為世所重。

其歷史貢獻，厥功至偉：

一是維系邊疆和平，成功出使回紇，鞏固唐與回紇聯盟，為平叛創造有利外部環境。

二是力挽中樞危局，涇師之變時，說退李懷光，粉碎叛亂聯盟，避免帝國陷入更大分裂，為最終平定朱泚之亂奠定基礎。

三是穩定強藩重鎮，以高超政治手腕治理宣武軍，數年維持汴州安定，保障了帝國財賦重鎮與漕運命脈的暢通。

四是樹立道德楷模，其忠誠、勇敢、智慧、謙遜、正直的品格，成為亂世中的道德標桿。

故時賢贊譽備至。名相權德輿嘆曰：“厚德者能享多福。”（《舊唐書·董晉傳》）文宗韓愈在為其所作神道碑銘中，更是不吝盛贊：“天眷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其德孔碩。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求其盈，不致其敵。爰立作相，訐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聞。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乃去厥疾，乃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饒。”

此銘深刻概括了董晉作為國家柱石（元臣）的厚重德行（德孔碩）、務實勤勉的相業（訐謨實勤），以及治理地方、惠澤百姓的卓著功績（去疾施膏），將其文武兼備、德澤深厚的元臣形象鐫刻于金石，永昭后世。

董晉逝后，歸葬故里永濟董村祖塋。這位從河東沃土走出的國之棟梁，以其畢生的智慧、勇氣、忠誠與非凡的文韜武略，在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歷史節點，砥柱中流，力挽狂瀾，為王朝的延續與社會的穩定，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他不僅是永濟董村的驕傲，其事跡更如璀璨星辰，融入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浩瀚銀河。

當后人回望大唐那段波瀾壯闊又危機四伏的歲月，董晉之名，必因其“文可安邦定遠域，武能片語退強藩”的全面功業與不朽精神而熠熠生輝，昭示著亂世中賢臣的力量與風骨。

（楊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