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孟春

我出生的村子叫令花村，是一個坐落在芮城縣城北邊的村子，聽村里村外都叫她“梨花村”。據說是因在周代是當時古魏國王的梨花園而得名，至于從何時起叫令花村就不得而知了。我從小常常聽人打趣地說：“梨花村，怪怪的，出了一窩賣菜的。”雖然令花村曾是古魏國王的梨花園，但歷史的風吹散了梨花香，千年的光陰將這片土地磨成了菜畦，將種菜賣菜的營生深深刻進了村民的骨血里。種菜曾一度成了這里老百姓最普遍的謀生手段。

父親是這片菜畦里一個沉默的耕者。從我記事起，父親就總是佝僂著背在我家對面那方寸菜園里擺弄著白菜、蘿卜、大蔥、大蒜等各種蔬菜，等到菜長成了，就收割了拉到集市上去賣，以維持家用。菜園北角的轱轆井是他最忠實的伙伴，在吱呀聲中，父親不斷提起水桶澆灌菜園。水珠落在菜葉上，折射出晨曦的微光，也映出了家庭生活的希望。種菜可不是簡單的事，其中的勞作辛苦自不必說，菜要賣上好價錢，也是有一番講究的。我家種的最多的是大白菜，每到霜降，父親便如臨大敵，在后院把收割回家的大白菜根對根壘成矮堆，一面仔細壘菜，一面還要低聲念叨著：“菜和人一樣，凍不得，也燥不得……菜堆中間要留空間通風……明天降溫還要再蓋一層玉米稈……”也不知道他是在試著教我，還是在提醒自己。

趕集賣菜的日子總是披星戴月。父親深知“貨賣一張皮”的道理，在趕集的前幾天，就要湊個好天氣把白菜晾曬晾曬、細心整理一番，剔凈爛葉、擦凈塵土。整理好的大白菜飽滿整潔、色澤鮮亮。父親照顧白菜就仿佛護著襁褓中的嬰孩。白菜被搬回屋里，放在地面鋪好的草苫子上，用馬藺作繩捆上兩道，再嚴嚴實實蓋上舊棉被，這是怕夜里寒冷把白菜凍著了。賣菜的當天，天還沒亮，父親就要把白菜裝上架子車，拉到十幾里外的集市去賣。上小學的我每逢星期天放假，就得幫父親去賣菜。架子車吱扭扭地碾過土路，我攥著麻繩在前頭拉，父親拉著菜車在后頭。父親的喘息混著晨霧，菜車的拉繩就像當時家里的生活，沉甸甸地壓在他的身上。

令花村人賣菜，西面最遠的到陽城鎮，東面最遠跑到平陸縣的洪池鎮、常樂鎮，比較多的是去西陌鎮趕集。我和父親冬天賣菜，一般到集市還能看到天上的曉星殘月，也顧不上天氣寒冷和人困疲乏，最要緊的就是先找個集市中間的好攤位，才能寬心地去街道東面的飯店吃飯。那時的賣菜人下館子也著實寒酸，早飯吃兩角五分錢一碗的羊肉泡饃的不多見，多數人吃的都是五分錢一碗的醪糟泡饃，還有更節儉的是二分錢一碗的開水泡饃，饃饃都是自帶的，讓店家切碎沖熱。因為家庭的不富裕和父親的節儉，我和父親出去賣菜通常吃的都是醪糟泡饃。但他一個人去賣菜的話，用開水沖辣椒面再放點鹽和醋，拿饃饃蘸著吃就是一頓飯。父親喜歡抽煙，又舍不得花錢買煙葉，經常瞅著四下沒人注意，就跑到棉花柴堆前揉些干花葉當旱煙抽，但有時還是被村里的年輕人瞧見了，都風趣地叫他“棉葉伯”。同父親趕集賣菜遇上行情好，一斤白菜七八分錢，一車菜能賣二十多元錢，父親的心情也會像冬天的太陽，晴朗又溫和，回家路上有時還會哼上幾句眉戶戲。遇上行情不好，菜價低，或是車上還剩不少沒賣出去，回去的路上父親就會緊繃著臉，沉默得像塊生鐵，壓得人喘不過氣。我一說話，父親就沖我大發脾氣，我一面挨著訓感到委屈，一面也理解父親心情，畢竟這微薄的收入是我們一家人生活的指望。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吃苦耐勞、老實本分的農民，就像菜園里最老的那棵白菜，風霜刻進褶皺的葉脈，苦澀釀成清甜的菜心。

種菜賣菜是令花村人的時代烙印和傳承。我于1974年高中畢業后回村務農，還常和發小甘玲趕集賣菜。和父親他們老一輩不同的是，年輕人頭腦靈活，我們拉著架子車去學張、南衛沿山一帶走村串巷賣菜，遇上村民要用雞蛋或糧食換菜，我們都欣然接受，菜就賣得快些。即便我考上大學以后，寒暑假期間我還會和姐夫開著手扶拖拉機去平陸縣的洪池鎮、常樂鎮趕集賣菜，用以貼補生活和學費。車斗顛簸，白菜上下窸窣作響，像在絮叨我們出發時父親未說完的話。

隨著家庭生活的改善，父親、母親晚年早已不再以賣菜為生。但我知道，是他們用一車一車的白菜供養我讀完了大學，是他們用幾十年賣菜的辛勞，將“勤”與“儉”烙成了我們的家訓。在我們的悉心照料下，二老都以96歲高齡壽終正寢。二老晚年生活安逸舒適，在當時我們村和親戚中是最長壽的，這是我們最大的欣慰。

如今我和妻子都已退休將近10年，我們不時在運城、西安和成都輪轉著照看孫子、孫女，過著輕松愜意的退休生活，但當年跟隨父親賣菜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我常對我的孫輩們講起轱轆井與馬藺繩，講西陌集市的晨霜如何凝結在白菜幫上。這些故事里沒有梨花香，卻飄著更綿長的香——那是汗水滲進泥土的味道和白菜的清香，是幾代人用脊梁撐起的艱苦歲月。這些記憶從少年到青年一路陪著我成長，讓我嘗過汗水的咸、日頭的辣，也教會我攥緊拳頭在難處咬牙。如今這些記憶像一顆顆充滿生機的菜苗，在兒孫的血脈里一茬一茬長出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