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朝時期，山西的地理政治格局經歷了多次變化。公元439年，北魏統一黃河流域，結束了北方四分五裂的局面。公元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山西絕大部分為東魏領地，南部余部為西魏領地。后來，北齊取代了東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山西統一為北周領地。此外，山西在南北朝時期也是多個政權的重要軍事重地。平陽（今臨汾堯都區）、平城（今大同市）和晉陽（今太原市晉源區東北）都是全國重要的政治軍事中心。平城為北魏的都城，晉陽為東魏和北齊的“別都”“陪都”?。正是由于在北朝時期所處的地位，使得山西在文化方面留下了鮮明的北朝印記。當時戰亂頻繁，社會失序，人們對現實的無助和對來生的憧憬，促成了北朝佛教的空前發展，開窟造像蔚然成風。山西幸存至今的北朝佛教藝術遺存，仍有200余處石窟寺、摩崖造像和難計其數的單體造像及造像碑。山西博物院“佛風遺韻”展廳就收藏、展示有多通北朝造像碑，比如陳海龍造像碑、衛秦王造像碑、王黃羅等百余人造像碑、程哲碑等，彰顯了造像碑的北朝氣象，有著很高的文化藝術、宗教信俗價值。

陳海龍造像碑，運城市征集，于20世紀50年代入藏山西省博物館，一直陳列于純陽宮專題陳列部，2004年被調入山西博物院新館展廳。該碑高120厘米、寬56.5厘米、厚18厘米，由黑灰細砂巖雕刻而成，碑銘為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二年（562年）正月二十四日敬造。

陳海龍造像碑，正、背面各雕造像龕三層，每層主龕兩側各有四小龕，小龕之間均有供養人姓名。碑陽額部中刻一獸頭及二蓮花化生，側雕走獸，狐猿情態畢肖。第一、二層主龕為尖拱食，龕楣飾鳳首反顧。第三層主龕作帳形。三龕主尊依次為立佛、倚坐彌勒菩薩和坐佛，各協侍二弟子二菩薩。碑陰三龕主尊依次為坐佛、交腿佛、倚坐佛。碑左右側各開六層千佛龕，碑下部刊銘陳海龍等造像記。此碑工整精美，紋樣細膩獨特，是難得的藝術精品。

造像碑是佛教宗教藝術的重要藝術表現形式，是在石窟寺之后出現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是將石窟的雕刻方式移植到地面寺院中出現的可移動的佛教造像，是石刻造像和傳統碑碣形式的結合，融雕刻、繪畫、建筑、書法于一體，反映了5世紀至7世紀民間百姓（含官吏）的宗教信仰和當時的社會狀況。造像碑，碑面鑿刻的佛像、供養人及發愿文都有其特殊的含義。其中，碑面上的佛道像是通過對佛或道的禮拜和崇敬，祈求佛、道的庇護和保佑；供養人是出資發愿雕刻造像碑的像主及其家屬、親戚或社會關系成員的形象，人像旁刻有題記，內容包括供養人的籍貫、姓名、官職、社會關系和家庭關系等，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發愿文是造像者為國家和皇帝祈福，為自己和親人消災免罪，表達自己樸素愿望的祝福語。從某種意義上講，造像碑這種特殊形式的宗教藝術品就是北朝以來民間普通百姓這一世俗群體的“紀念碑”。

北朝早期佛像多為高鼻深目、薄衣貼體的異族模樣。中后期逐漸漢化，呈現出秀骨清像、褒衣博帶的南朝“名士”形象。佛教造像這一外來藝術經歷了不斷民族化的過程，造像碑就是佛教藝術在不斷發展過程中在形式上追求多樣化的必然結果。陳海龍造像碑不僅是造像碑的經典佳作，反映了北朝中后期漢化的佛造像風格，還承載了豐富的信俗、時代印記，以及文化藝術價值，彌足珍貴。

（胡春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