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

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紅旗西路（原文奎巷）有一座四合院，名為“程子華故居”。該宅院曾是蘇文海的住所，兩進帶一偏院，占地兩畝，建筑面積約580平方米，坐北朝南，依次有門房、東西廂房、過廳、走廊、后院、后門。東面有一偏院。蘇文海生子四人，長子蘇瑞五，次子蘇毓昌，四子蘇卜五，三子因過繼給姨母，改姓程，程子華就出生在該院的西廂房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蘇家人大都在外工作，這所宅院曾做過解州大隊衛生所。

程子華（1905~1991），山西解縣（今鹽湖區）人，1925年參加革命活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廣州起義、保衛海陸豐戰斗，組織了大冶兵暴，還參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圍剿、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為中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程子華曾任山西省委書記、民政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91年3月30日，程子華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走出解州

程子華出生于1905年6月20日，自幼聰敏，好讀書，愛勞動，7歲開始上私塾，12歲轉入模范國民小學，老師給他取名程世杰。1919年秋天，他于模范國民小學畢業。

程家和蘇家一樣，也是貧民家庭，父親在外縣做事，薪水微薄，就靠母親給城里的帽子鋪做針線活維持家計。每年暑假、寒假，程子華都要上山割草拾柴，攢夠家庭半年用的燒柴。程家供不起他繼續上學，要他去學商業，賺錢養家。他想讀書，自個兒跑到運城，考上了官費的第三貧民高小。學校補助每人每月一元兩角錢的伙食費，吃的是饅頭、辣椒和咸菜。住宿、課本、筆墨紙張全是公費，每年還發一套單制服和鞋。程子華就在那里繼續讀書，能書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

那時正值五四運動高潮，校長張春華在教室里掛了岳飛、關羽、戚繼光等8幅歷史名人畫像，要同學們各選一人作為自己的學習榜樣，程子華選的是戚繼光。他以戚繼光為榜樣，長大后投筆從戎。

程子華高小畢業后，程家父母勸他不要再上學了，讓他學做買賣，但他還是想上學讀書，便決定報考官費的太原國民師范。程家出不起路費，是蘇家媽媽給了他兩塊銀圓，他才到了太原，考上了國民師范。那是1922年的秋天，程子華已經17歲了。

在太原國民師范，他除了學好正課外，學會了木工活和紐扣、肥皂、粉筆的制作工藝，還會編織毛線手套、襪子和圍巾。學校設有軍事課，每周有一次野外演習。程子華認為，要反抗侵略就得學會打仗，因此他非常喜歡軍事課。他們班一名同學的哥哥是保定講武堂畢業的，有不少軍事書籍，他常常借來閱讀。那時在太原閻錫山軍隊里當司藥的大哥蘇瑞五，常常在生活上給他一些資助。

1924年，閻錫山創辦了進山中學，錄取比一般學校學生水平高的學生，全官費。第二年招收第二班，招生布告宣布改為自費，但窮苦學生可以申請官費。于是程子華犧牲了國民師范二年級學歷，投考了進山中學第二班。考生2000人，錄取40人，程子華如愿以償考上了。

入學后，程子華連每月的伙食費都拿不出，申請官費，學校當局卻不予批準，他就向國民師范體育教員請求回國民師范。因為他曾是國民師范學校足球隊的主力隊員，體育教員當然歡迎他回校。那時正值太原高、中等學校秋季足球比賽，國民師范同另一學校比賽，上半場輸了一個球，下半場要程子華上場，程子華踢進一球扳成平局。于是體育教員報告學校總干事、說服班主任，同意程子華回到國民師范原來所在的41班。

實踐鍛煉人，時勢造英雄。成立學生會時，學生中的共產黨員紀秀川被選為會長，程子華被選為副會長。他倆一起鬧學潮、在學生會工作，彼此了解、互相談心，討論如何愛國和報國。紀秀川還向程子華宣傳俄國十月革命，介紹《共產主義ABC》《社會進化史》等進步書籍，從而使程子華逐漸知道了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由單純的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加入了國民師范由共產黨領導的外圍進步組織“青年學社”，積極響應上海反帝國主義暴行的“五卅”運動，帶領學生上街講演，開展抵制日、英貨等活動。

1926年6月，程子華由紀秀川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儀式在“青年學社”舉行，主持人是共產黨太原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崔鋤人同志。

1926年12月，廣州國民革命政府遷都武漢，并成立黃埔軍校武漢第一分校。此時，中共山西省委決定派曹海龍、曹壽銘和程子華三人投考黃埔軍校武漢第一分校。在同學韓撫民、張勛慷慨解囊資助下，程子華等三人坐火車由太原經石家莊到北京，接上黨的關系。他們帶上黨組織密寫的介紹信，經天津坐海船到上海，又坐江船到武昌。1927年年初，程子華考上了黃埔軍校武漢第一分校，編進入伍生第二大隊第八隊，實現了他從戎救國的夢想。

回鄉找黨

大革命失敗后，程子華躲在廣東的深山里，地方干部和群眾冒著生命危險給他送飯。后來敵人“清剿”厲害，地方同志把他送出東江。程子華到揭陽縣炮臺火車站坐火車到汕頭，從汕頭乘船到上海，在旅館里、馬路上都碰不到熟人，無法找到黨組織。這時，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嚴峻，他身上只剩4元錢，上海不能久停，便決定回山西解縣老家去找黨組織。

路費不夠，只好逃票。他坐中國的招商輪，沒買票怕船方搜身，就把僅有的4元錢綁在腿彎里。到了南京，他坐上津浦路的貨車可以不買票，到了徐州，轉乘隴海線的火車。隴海鐵路管理嚴格，不能逃票，程子華只好沿隴海線徒步西行。好在程子華曾是國民師范短跑運動員和足球主力隊員，又經過一年多的軍隊戰斗鍛煉，體質好，每天可走150里到170里。

他就這樣忍饑挨餓，日夜兼程，一直走到河南西部的會興鎮渡過黃河，到了山西平陸縣。當天越過中條山，下午走到解縣的鹽池邊，等到傍晚才敢進城。恰巧，他在東城門洞里碰到他小學和國民師范時的同學劉開化（在太原國民師范學校入的黨）的父親。程子華跟著來到他家，得知劉開化在一個月前被捕，已被押送太原，其弟弟跑到西安去了。劉開化的父親憨厚熱心，招待程子華吃了頓飯。程子華非常感激，辭別劉父后回家，見到了媽媽和妹妹。

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高興，但又很害怕，因為她們住的是別人的房子，院子里有鄰居，當時到處都在抓共產黨人，怕走漏了消息。家里不能住，妹妹送他到蘇家。蘇家父親已去世，母親生病，常有醫生來看病，同樣容易走漏消息，蘇家也不能住，只能藏在紅薯窖里。后來，又把他送到外祖母家，外祖母已去世，只有大舅在。

第二天晚上，他向大舅打聽消息，聽說國民黨正在抓捕共產黨人。形勢嚴峻，家里待不住，我黨的關系更是找不著，怎么辦？家里人提議他到河南南陽去找在國民黨部隊里當軍醫的大哥。程家到當鋪當了些東西，給程子華兩塊錢做路費。

當時，解縣城門把守森嚴，晚上城門上鎖，不準人進出。幸好堂兄蘇繼昌在西門外開了個飼料鋪，供應過往馬匹加料，與城門把守關系熟稔，白天與城門把守說：“有個親戚是做買賣的，晚上要出城，請行個方便！”

“好說！你晚上來了，我把鑰匙用繩子吊下去，你開啟城門將人送走后再把城門鎖上，讓我把鑰匙吊上來就是了。”

第三天凌晨2時許，程子華在堂兄蘇繼昌、四弟蘇卜五的幫助下，經西門順利出城。程子華與蘇卜五相伴而行，披星戴月翻越中條山，迎著朝霞來到芮城陌南鎮，在柳灣渡口找到二哥蘇毓昌，在二哥護送下過了黃河，到會興鎮坐火車，再到駐馬店下車，去找在南陽縣岳維峻部當醫生的大哥，不料大哥隨部隊到襄樊去了。

日暮途窮處，柳暗花明時。程子華在那里幸遇黃埔軍校武漢第一分校的同學郭炳（山西靜樂人，也是共產黨員），經郭炳介紹，程子華到岳維峻部隊當了營部副官，并找到了黨組織，成為我黨在國民黨部隊里的秘密負責人。也就是從這時起，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程子華。

故土情深

北京和平解放后，程子華戎馬倥傯，率領大軍一路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國，從河南、湖北打到湖南，所向披靡，連連取勝。在奪得衡寶戰役勝利后，黨中央一紙調令，任命他為山西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從此，他告別22年的戎馬生涯，全身心投入新中國建設的激情燃燒歲月中，宵衣旰食，日夜奔忙，直到1960年才抽暇回鄉一趟。此時，距他上次回家找黨整整32年了。

他高興地看到蜿蜒起伏的中條山，碧波蕩漾的硝池灘，氣勢恢宏的關帝廟，還有熟悉的鄉親們。聽聞堂弟蘇雷生擔任硝池漁場場長，帶領社員在硝池灘耕湖牧魚，發展水產業，不但供應運城市場，滿足了內遷上海工人喜歡吃魚的生活習慣，還支援了省城太原的市場供應；天旱歉收的當年，硝池漁場為滿足群眾生活需要和社會穩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心里非常欣慰。

他還驅車到東湖村看望當年送他出城的堂兄蘇繼昌。堂兄已經過世，他給堂嫂講了堂兄送他出城的經過，邀請堂嫂和孩子們到北京觀光旅游。

盡管程子華過繼給了姨母，但畢竟和蘇家兄弟一母同胞，血濃于水，手足情深，戰亂年代天各一方，仍然互相幫襯。

長兄蘇瑞五，太原中醫研究所畢業。抗日戰爭爆發后，曾隨三弟程子華到陜北紅軍醫院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解縣、解虞縣衛生科長兼縣醫院院長。

二哥蘇毓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芮城陌南鎮經營碼頭，把守柳灣渡口，不知送了多少革命志士和進步青年前往延安。有一年，蘇毓昌和東底張村的任世杰（中共黨員，時任解縣游擊隊隊長）聯系，準備將收購的秋糧和棉花出售后參加游擊隊，不料內奸告密，遭到日軍圍擊，被擊中頭部，壯烈犧牲，以身殉國。

四弟蘇卜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做生意。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經程子華指引，他發揮多年經商優勢，參加抗美援朝，做后勤保障工作，給前線采購物資，志愿軍回國后轉業到北京文化用品公司擔任總保管。1960年，他響應黨和政府加強農業第一線的號召，返鄉務農。其子蘇鵬飛在北京尚未讀完小學，也隨父母回到解州老家繼續上學，從此成為這所宅院的主人。今年他已78歲，一面在此安度晚年，一面擔負著程子華故居的管護工作。

欣慰的是程子華故居已修葺一新，期待陳列布展，對外開放，盡快發揮其應有的作用。